40后和80后协力修史，父子共同打捞“远去的村庄”

        尹明勋，1944年出生，河南省滑县农民，退休教师，今年70岁。他的儿子尹冠立生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从事于文化传播工作，现居郑州。

        2009年，尹冠立萌发了动员父亲撰写本村村史的想法。2011年，尹明勋正式开始动笔写作，经过三年左右的修订与打磨，最近，父子二人合作完成的尹明勋回忆录及尹庄村村史《远去的村庄》（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年9月）正式出版。

        全书共分“乡村风物”“豫北农事”“故事奇谈”“多味人生”“佛理散谈”“时世评说”“碑志序文”及“豫北一村六十五年变迁”八个单元，分别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记述了豫北农村半个多世纪的风物风貌、农业生产、生活习俗，拾取了民国至今各个时期的村野故事。其中不少篇章，对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宗族文化颇有参考价值。

        从史志的角度说，这本书也以一个普通村庄为标本，为现当代豫北乡土历史与风物留下了珍贵的民间记忆。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尹明勋之子尹冠立，听他讲述《远去的村庄》诞生背后的故事。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80后，你当初怎样想到动员父亲去撰写这样一部村庄史的？

        尹冠立：几个原因吧。我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在退休离校后，生活多少有些不适应，空落落的，为了丰富父亲的精神文化生活，我经常会买点书法、诗词、史志方面的书给他看，并提议他多写点东西。而他以前的确有这个爱好，也正好再做些尝试，于是就这样，他重拾笔墨了。

        我建议他侧重述写村庄史，出于他本人的经历，也出于对乡村文化瓦解、社会道德沦陷的痛心疾首。大家也都看到了，因为20世纪的若干政治运动，伦理本位的传统乡村社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1980年代后利益至上成为一部分人的社会准则，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文化的消亡。中国文化的根被蛀空了，而新的健康的价值观并未树立起来，所以，当代乡村呈现出一种空心、错乱、迷失的精神面貌。

        要改变这一状况，除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以外，去打捞我们的历史，承继我们的传统，重新认识父辈与自己，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这是一种寻找家园或说重建家园的努力。       

        澎湃新闻：你父亲的文化程度如何？他在当地乡村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尹冠立：我父亲在滑县师范学校毕业，在20世纪的豫北，那是一座享有盛誉、功莫大焉的师范名校，可以说是豫北小学教师的“黄埔军校”。在村里有中学的时候，我父亲短暂地教过中学语文，后来中学取消，他改教小学数学，因为教学成绩突出，一直担任着毕业班的数学教学任务。另外，他也时常兼任学校的历史、地理老师。

        在本职工作以外，我父亲对民俗文化、周易文化一直有着浓厚兴趣，并在日常习惯以毛笔写字，备课教案，也常以软笔书写。他们这种角色，就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老人，农村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问吉问凶、堪测风水、续家谱敬祖宗等事务，都是找他们这一类人来主持、策定。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遗憾的是，和许多老行当老绝活一样，现在他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濒临消亡，后继无人。我对父亲的角色定义就是最后一代乡村文化老人。

        澎湃新闻：这本书是由你父亲撰写，并由你最终编订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写作过程？从开写到最终定稿出版，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多长时间？其中有没有值得分享的故事？

        尹冠立：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开始我父亲并未有这样的雄心，对写作也并不自信，觉得写书是城里作家做的事，而且在农村各种事情也是相当繁杂，所以在我提议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并未开始写作。在经过他自己长期的心理准备和我的反复劝说后，2011年夏天，他终于着手我们村的简史的写作，并在一个月余的采访、写作后，完成了初稿，这篇文字，即是《豫北一村六十五年变迁（1947—2011）》，这是一篇脉络清晰、客观真实、真切细致的微村志。

        初稿完成后，我从北京返家将其录入打印出来，并和父亲一起修改润色。此后，父亲的写作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三年时间内，陆续写下了70余篇文字，最终呈现为《远去的村庄》这样一本丰厚的著作。

        关于这部书，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都让人难以忘怀。其中的曲折、烦躁、感动、振奋，以及背后的工作量与繁琐程度，简直难以想象。

        由于我平时并不在家，所以稿件基本是由我在家时将父亲的手写初稿拍照保存，然后再看图录入、修改完成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写风格，所以尽管父亲已尽量写得清晰，但我仍有许多字迹不能准确辨认，他也没有带手机的习惯，所以整理录入特别麻烦。作品的修改润色也是不小的任务，父亲的初稿有不少有待完善之处，都需要逐字逐句地理顺、订正。

        此外，就是史实、政策、民俗、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的核对，这方面的工作量倒不大，我发现父亲在这方面的记忆力极为惊人，涉及到具体事件时，他的文字就特别流畅，表现出了民间史家的优秀素质。

        然后就是本书的写作原则与思想倾向问题，在对历史的态度方面，我和父亲高度一致，就是真实第一、客观第一，绝不撒谎，或情绪当先、事实当后。当我和父亲的观点有分歧时，我会通过商量、举证、说服，征询父亲的意见，在得到他的认可后，才会作出较大修改。书中一些观点，有我的升华与延伸，但都是父亲认同的。

        总之，父亲的优势是亲历，以及参与、见证的现场感、温度感，我的优势是逻辑思维能力突出，以及对网络资源的运用。在这部书的修订过程中，我们取长补短，反复商榷，使之最终成为一部层次分明、鲜活生动的作品，它的纯民间视角与原汁原味的田野风，也保证了它的可读性。

        另外，这本书的写作也离不开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如河南本土文化杂志《中刊》总编封豫麟、主编王向威的关心与支持，《中刊》杂志策划的“村庄史”系列专题报道，发表了我父亲的多篇文章，起到的鼓舞作用是巨大的。滑县文化局的韩守宗先生、文化馆的张秀飞先生，为我父亲提供了《滑县志》等重要参考资料，并多次鼓励我父亲的写作事业，都让人非常感动。

        本村的尹明章、李云峰、韩金甫、尹景瑞等街坊乡邻，都在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许多线索，参与了不少史实、民俗细节的讨论，那些场景，历历在目。近期，我们村成功列入河南省第二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份收获也正是因为县文化局及村中上述人士等的辛勤耕耘。在这样一个普通、贫穷的小村子中，还有一批人在为文化建设热忱而不求回报地付出着，想想都让人感动。

        

        澎湃新闻：你对父亲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什么？父辈那一代人的历史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尹冠立：印象最深的还是“反右”与“文革”。少年的父亲目睹了物理老师因为一句正常的话而无端获罪，从此变得小心翼翼，不再敢随便说话，并从此远离了挚爱的文学，彻底放弃了写作。直至晚年，他重新拾起笔墨时，仍是如履薄冰。

        父辈那一代人的历史是极其特殊的，它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与光荣，但总体来说则是一场噩梦。对个体而言，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它使许多人的人生变得开阔伟岸，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成为光和热，但却使更多人饱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好一点的，是梦想破碎与壮志难酬，差一点的，就是性命不保且死不瞑目。对此，我们在叹息之余，能做的就是正视、梳理，记住教训。

        澎湃新闻：无论如何，父子两代人合作完成这样一部书是很有意义的，这个过程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尹冠立：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后的欣慰感、轻松感。每个像我这样敏感、多思、热爱自由的农村孩子，对家乡的情感都是无比复杂的。乡村是家园，是最初的哺育者，也是桎梏，是天性的压抑者与人格的摧残者。这一转变，发生在青春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年们要求更多的尊重、更大的天地，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而乡村是提供不了的，她的贫乏与局限，决定了从此以后她只能作为故乡存在，而不是永远的栖息地。这种分裂的痛楚不是一时的，而是贯穿一生的，对此我们既羞愧，又无奈。

        无论我们出走的理由多么理直气壮，都改变不了我们背叛者的角色事实。所以，为家乡做点什么，只是我们必须要还的债，还一点，心里就会轻松一点。这部书不仅是我向父亲还债，也是向家乡还债，我的收获即是负罪感的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