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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等近代著名报刊的发刊词都说了些什么？

澎湃新闻实习生石伟杰

2014-11-03 17:25

来源：澎湃新闻

还记得盛夏七月，澎湃CEO邱兵所作的发刊辞《我心澎湃如昨》吗？办报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正如张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转型时代，报刊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从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人前赴后继地走在办报的道路上，成就了一段又一段壮丽的故事。那么当我们回顾这些耳熟能详的近代著名报刊时，他们又在发刊词中说了些什么呢？

《申报》创刊号

首先，我们来看看《申报》，它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是中国近代报纸的开端和标志。1872年4月30日，《申报》第一号出版，登载了一篇《本馆告白》，其中阐明了自己的办报理念：

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

可见当时人办报，“开民智”始终是其关怀所在。说起开民智，梁启超的作用不可谓不大，清末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受了任公的影响。任公的文章“笔锋常带感情”，感染了无数国人。在《时务报》的第一册上，任公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阐发了报纸对于国事的重要意义：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晚清以来，“通上下”一直是开明士绅推动国事的着力点。此外，梁启超还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和《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等文章，申明自己的办报立场。

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发生过一场立宪与革命的争论，梁启超代表立宪的一方发表言论，而革命党人办的《民报》则与之针锋相对。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道：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

这文章中“先觉觉后觉”的特点正好解释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也符合中山先生革命先行者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政治鼎革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全面更新，怀着改造中国社会的热情，《新青年》发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大声疾呼：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陈独秀于是呼吁青年要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潮》是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学生创办的学术刊物，傅斯年撰写的《发刊旨趣书》并不是仅仅谈及学术，更多的是关心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他写道：

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先觉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段？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学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

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之尤巨。……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何为，何者不可为；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不立”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如”。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

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国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之径途，小节出入，即不能兑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由此可见，思想或者学术并不是遗世独立的存在，它事关民德与社会风气。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所说的那样：“唯治乱之机，系于人心敬肆 (或振靡)之间”。这也正印证了王元化先生提倡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意义所在。

《新月》也是当时一份有影响力的刊物。徐志摩在创刊中亮出了《<新月>的态度》，值得我们好好体味：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

先前我们在思想上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情伤。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情感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污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愿意套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着一个真，看着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矫健僵化成冬烘的臃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这样的态度，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功利时代，是值得我们再三思考的。

《观察》创刊号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创办了《观察》这份时政性政论杂志，其发刊词《我们的志趣与态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

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岁月流逝，我们仍能从这样的文字中，读到那个时代的风气。

以上的创刊词看来都是严肃的文字，最后再来看一篇比较特殊的创刊词吧，就是胡适为《努力周报》写就的《努力歌》：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