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在唐代，只有心灵敏感的人才能欣赏南方之美

【编者按】

        今天富饶的岭南（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岛）和毗邻的安南（大部分北越及红河三角洲）地区，在唐代还是一片边远地区的“蛮荒化外”之地，旧称“南越”。 这片“神秘而燠热之地”传统上以红色的神鸟——“朱雀”为象征。这一象征是如何形成的？在唐帝国的文化融合过程中，以“朱雀”为代表的岭南意像，又对中国人的感觉、情感以及想象力有何影响？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在《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中考察了这一过程。薛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在他笔下，中原唐人对南方土著的人文、宗教、风土、名物的认知与想象，并不是在展示“博物馆抽屉中的一些标本”，而是要真正地“复苏”并“认识”那段历史，在千变万化的气、味、音、色中，试图探究这种南方的气味和感觉，如何激发了在南越的唐人的想象力。

        薛爱华自称：“这本书本书的目的不是让过去“观念化”，而是以一种生动活泼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过去，而且不必牺牲其精确性。这意味着要尝试将唐代人的中世纪世界，既看作是一个实有的境界，又看作是一种想象的诠释。”

        本文节选自全书最后一章，经三联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予以刊发。

        

        在中古中国，鲜艳的色彩神奇而富有魔力。每一种基本颜色都有极为广泛的寓意，五色（黄、黑、红、蓝、白）在自然界中同时展现，预示着美好与吉祥。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来自印度支那的五彩鹦鹉、对绚丽落日中隐藏的能量，怀有非同寻常的尊崇。南方的图腾狗盘瓠向世人展示了他神圣的特质——他的皮毛五彩斑斓，因而他的后裔即各种蛮族部落全都“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搜神记》，卷14，页91）但这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告诉我们南越的真正色彩，汉人也从未想到这些色彩被赋予了神奇的特质。

        人类对颜色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取决于文化传统，尤其是语言和文学传统。人们或喜乐，或哀怨，其情感与从缤纷的彩虹颜色中作出的选择是一致的。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五色”，以及此后色彩的多种变异。在古代，这些色彩名称的使用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秋天即为白色，代表悲伤和死亡），直到5世纪左右，人们（至少是文人）才转而关注尤其是强化自然界的各种色彩，将周遭的世界视作一幅色彩艳丽、如仙境般的画卷，一座可以流连忘返的花园，而不是苦行隐士那黯淡且乏味的隐居之地。他们开始从尘封的辞典和珍贵的文选中寻找恰当的词句，来描绘种种神奇的色彩，表达其中的寓意与情感。

        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是南方的色彩，最不会首先想到的或许是白色。对扶南人、安南人而言，白色代表了一个无形的圣洁世界：圣洁的舞女是白色的，白裙飘飘、肌肤胜雪，神圣的大象、宝伞和莲花也都是白色的。在汉人眼中，白色同样是仙界的象征。月亮、月亮哺育而成的玉，有灵性的白化动物，最重要的，还有天外仙岛，它们的色彩都是天使一样的白色。圣洁的白色无所不在，没有地域性，也没有任何区别。即使我们忽略其象征性的用法，来看一看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现象世界，那么，白色也是鹤、鹭、鹅、鸥等为人熟悉的北方鸟类的颜色。

        黄色则常被用来形容明亮的金莺、甜美的柑橘，以及众多温暖土地的情人。

        黄色还有其高贵性，正如张阶《黄赋》开头所说的：

        但最重要的是，黄色属于干旱的北方大地，那是汉人真正的家园。黄色是伟大而乖戾的黄河的颜色，是覆盖田野的黄土的颜色，是从黄土上静静走过的黄色骆驼的颜色。它是黄褐色、棕褐色、暗褐色；它是那里的岩石、草原和尘土掩蔽的太阳的颜色；它是灰黄、沙黄、枯草黄和土黄色；对这一片汉族发源地来说，它是古老的、保守的、可以依赖的颜色。可以说，它与南越几乎格格不入。

        南越森林的深绿色，浓密的树荫、雾气和距离滤去了阳光的金黄，沉淀下来的青绿色和靛蓝色，可以说是真正南方的色彩。尽管热带花卉色彩明艳，热带森林仍是一大片阴郁。 “绿荫”一词在中古诗歌中非常常见，尤其适合形容南越的幽暗森林。但“绿荫”一词暗含了丝微的黄色，而诗人们对浓密雨林掩蔽下的世界的特征极其敏感，他们不得不寻找颜色更暗的绿色意象，那浸染着深蓝色与天青色的绿色，正如在乘船经过韶州的途中，胡曾写下了他对南越的印象：

        更妙的是，这片炎热而湿润的土地也会同时呈现出绿色与红色。在唐诗中，这种色彩的对比，多数出现于对闪光岩石的描述，这些岩石在某些光线中呈青绿色，在其他一些光线中呈橘红色。在循吏李渤看来，南方宛如一片红色的仙境，或红宝石般的天堂，但他用更清凉、更暗淡的颜色调和了这种红色的景致。湖南的荒原是炎帝的疆土，在其南面，则是原始赤帝的国土，是进入南越途中那苍翠的山峦：

        另外，我们也看到杜审言是这样描绘广州地区的“乱石山”：

        这种红绿对比的使用极其古雅，后来也被诗人们用来形容向广州延伸的石灰岩山。不仅“青山”与“丹崖”的对比由来已久，“黛眉”与“朱颜”的对比也同样历史悠久。画家之技艺也被称作长于“丹青”，用的就是这两个名词的字面意义。这种古老的红绿对比，也被自如地运用于南越的植物意象中，并加以改造和文饰，使之成为颇具辨识度的比喻。

        我们意想中的南越的颜色，是鸟类和花卉的红色，以南越茂密常绿植物的青翠色为映衬。当然，朱雀永远是热带森林的统治者。

        自古以来，红色就是真正的南方色彩：

        天子大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太子封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 南方受赤。（《独断》，卷中，页23）

        在早于唐代五百多年前，汉代的祭祀仪式就是如此。红色是一种天的颜色，此外更是天子即“南面王者”的色。通往皇宫的礼仪之门总是南门。就唐初所建的“旧”宫而言，此门为“朱雀门”，通往稍后建成的“大明宫”的，则是“丹凤门”。被允许进入宫城的贵客，经由这些神圣的城门，继而向北穿过一系列大殿，最前面的是一座宏大的听政殿，天子面南而坐，象征皇权的庄严和威仪，而他的王公大臣则面向北面，表示臣服。

        此外，红色有充足的理由成为南方的色彩。它不仅在全世界都象征着火，象征熊熊燃烧、滋养万物的太阳，象征着炽热的、维系生命的血液，象征生命本身，而且，它还超越了黄色，成为代表黄金与黄金国度——带来财富的印度群岛和金地的理想颜色。即使对我们来说，印度支那这块土地也是一块火红的红宝石。在中国传说中，这些都是朱雀统治下的炎热岛屿。在那里，红色的火山自黑暗的地下迸发出来，就像来自破裂的宇宙动脉，人类的足迹因此而更加接近生命的源头。但有时，这种红色的能量竟出现在黑暗的北方天空，成为意义重大的前兆。这无疑更加激动人心，毕竟中国人只能通过典籍记载了解爪哇的火山。据史书记载，公元708年7月24日有极光出现：“赤气际天，光烛地，三日乃止。赤气，血祥也。”（《新唐书》，卷34，页10a）

        在某些文学作品中，红色的意象直接明了，与南方紧密相连。韩偓描写一位可爱的蛮族女子，身穿妩媚动人的红衣，令人眼前一亮：“窄衣短袖蛮锦红”。这套诱人的服饰用印度支那出产的一种棉布裁剪而成，因其朝霞般的玫瑰色而得名“朝霞”，林邑王的夫人们常穿着这种布料，并佩戴珍珠和金链。这神圣的红色，人们在南越天空和土地上都能轻易地看到。在前文中，我们已关注了头顶的红色薄雾和脚下的红土。除此之外，还有红色的岩石，比如广州附近的红色山脊，曾有扶南人认为它蕴藏黄金而试图购买，但中国刺史拒绝出售这样一座神山，因为它是南方的守护神。（薛爱华，《一部十四世纪的广东方志》，页79）然而最能代表南越本质的，还是当地的红色花卉和果实，正如欧阳炯在词中写道：

        红色的杜鹃花为唐代人提供了完美的南方的植物象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如此。白居易可谓是第一位伟大的杜鹃迷，他使得被称为“山石榴”或“杜鹃花”的红色杜鹃广为人知。在文学中，中国这种玫瑰红的杜鹃逐渐成为火焰、鲜血和迷人女子的象征。但也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领略到南越杜鹃的魅力。在韩愈眼中，它们只是一整片看去还有点意思，但根本无法与其北方家乡的花木媲美。（韩愈，《杏花》）孟琯却未被这种酸溜溜的保守观点所左右，他对杜鹃的情感，显然类同于我们对芙蓉、九重葛和凤凰木这些带有异域风情的热带植物的喜爱：

        南中花多红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踯躅为胜。岭北时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间悉生。二月发时，照耀如火，月余不歇。（《太平广记》卷409页7a引《岭南异物志》）

        但孟琯只是个特例，唐代很少有人能发现这片红色花海的美丽。对南越的汉人而言，总体上说，除了香甜的水果和爽口的饮品外，南方有一种令人不悦的味道。它的芳香使人陶醉，但既不高贵，也不典雅。它的声音或急促而含混，或扰人而可怕。尽管与北方的故乡相比，南方的红色更加浓烈，且与家乡的分布差别巨大，但它还是与汉人的期待有所不同。这是属于南越的颜色，但不是真正的异域色彩。

        公元776年，一只这样的神鸟曾降临人间，印证了唐代宗的英明统治。

        正如刘禹锡所说，这种天使般的红色动物也是热带火热之地的精灵。仰望着赤帝居住的衡山，诗人想象此山“上拂朱鸟翮”。（刘禹锡，《望衡山》）在代表五个方位的鸟类中，朱雀最为不凡。北方的玄鸟，西方的白鹭，东方的苍鹰，以及中间的黄鸟都是后来人为添加的，不具备这种南方神鸟的鲜明个性。

        在唐代，红色的热带鸟类被视作真正的神物，南方的首领与王公贵族会将它们进献给宫廷。有时，红色的飞禽也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京都的城门上，在人们眼中，它们便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鸟儿被赋予如此神圣的意义？尽管中古时期有不少南越鸟类受人关注，但却没有哪一种曾得到过汉人神圣的封号。咬鹃和小太阳鸟都默默无闻；鹦鹉仅仅是一种珍奇之鸟；雉鸡及其同类，只是为宫廷制造盔甲与羽饰提供了实用的羽毛。偶尔有些鸟儿扮演了神圣的角色，但都为时不久。象征祥瑞的古典的朱雀成了一种纯粹而神秘的符号，不会固定地属于任何一种在五岭与南海之间翱翔的鸟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红红绿绿的鹦鹉或咬鹃是理想的朱雀化身，因为它们呈现了南方森林的绿色背景，同时也带来了热带花卉的异国情调。

        我们尽管对朱雀缺乏特定而具体的形象认知，但仍然可以追问一下：这一古老的象征在唐代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想，还是旧有的观念？特别是，它是否体现了人们的一种愿望——在南越有可能开始新的体验，获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朱雀只是一种挣脱束缚的意象，它闪光的翅膀象征着从危险境地逃离的力量？又或是唐代人在它那艳丽的色泽中，看到了比凡人身体更加完美的形象，一种自我和灵魂的象征，能自由地飞翔于未曾探索过的空中花园？

        追问这些问题，不只是追问当唐代人想起朱雀这一形象时，他们的脑中会浮现出什么东西。这么追问，更是为了把握唐人对南越感受的总体特征。这也是为了探寻在来自温带的汉人的想象和渴望中，中古时期的这个朱雀之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在他们的文学中，朱雀之国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北方的诗歌朴素而粗犷；它颤抖着，伴着刺骨的霜冻，大漠的寒风，朦胧的月色以及草原上的积雪。这个真正属于汉人的世界，严厉、冷静而又正统。但也存在另一种古老的审美传统，欣赏温和、温暖、五彩缤纷的长江流域，但这只为汉人了解更南的南方做了部分的铺垫。对被流放南越的汉人来说，他所面对的几乎是全然不同的世界。他会睁大眼睛，盯着各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譬如在高高的树冠下飞翔的巨大的黄盔噪犀鸟，或是从船上飞掠而过的飞鱼。他已经远离了他曾经生活的那片天地，远离了周边的黄土地和桦树、住帐篷的牧民和驼队，远离了周围格局对称的城市和整洁的农田。高山和海洋将他与家人、朋友、平凡的生计阻隔开来，最重要的是，还使他远离了那些早被可敬的传统所神化、被无数宝贵的文献所强化的人物与意象。

        中古时期南越文献的常见主题，是恐惧、刺激、财富、腐败、中毒、神秘、魔力和幻象等主题，并通过瘴气、蛮人、异域珍宝和鬼怪出没的森林等刻板形象表现出来。鲜明的印象，艳丽的色彩，已经成为某些游客行记的标志，但大部分人在思考这片新土地时，还只能使用陈词滥调。

        面对南越的洞穴和蛮人，许多北方来的官员都怀有强烈的殖民者心态。他们务实而且现实，甚至在作严谨的博物学笔记时，也时时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感。对少数痴迷于南越如画山景的官员来说，总有一些事物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那些冒险的园林家和猎奇者来说，则有另一些事物能吸引他们。

        像张九龄那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力也不大。

        可能只有一种人会真正欣赏南越的异域特质，他们有敏感的心灵，渴望一种全然不同的完美，而这是辉煌的唐代典范所没有给予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心怀内疚。直到唐代灭亡，南越都不曾出现过卢梭、洛蒂和康拉德这样的人。那里的官员、士兵和贬谪的政客更象是特诺奇提特兰的西班牙人，而不是在东京的法国人。

        在先唐文学中，诗歌里所写的古老的南方意象，往往有习见的南越背景，充斥着有毒的植物、蜿蜒的虫蛇、人形的猿猴与猴精、赤色的天空、黑色的森林，以及巫术、神秘和困惑。到了唐代，诗人们试图改弦更张，描写荷塘旁边、木兰舟中，慵懒而面色绯红的越女，以及雾中的神女，只有一部分获得成功。

        直到九世纪末、十世纪初，随着唐帝国的瓦解，一种新的综合体才成为可能，它介于楚辞所开创的乐观浪漫主义和柳宗元、张九龄等人的自然主义审美之间。当北方人发现与世隔绝的南越也可能有其优点之处，这种改变就产生了，而事实上，他们的父执辈和同辈早已领略过这些优点。于是突然间，南方不再是炼狱或魔窟，而成了神圣的避难所。这个省份从此有了一种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浪漫氛围，展现在李珣和欧阳炯那令人久久难忘的诗句之中。旧有的意象直到此时才得以扭转，并被注入新的生命——朱雀化身为红袖飞扬的南越女子。

        然而，这种本土的异国情调仅仅是过渡性的，它连接的两端是古老的殖民帝国与最终多姿多彩的文学舞台。全新的地域、居民、语词所带来的全新体验，能够及时地转化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全新形象。这片热带的伊甸园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部分地化作现实，但它依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崭新的比喻和精神画面，流向北方，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这些满身尘土并且保守的陆地居民，一直不停地转变，直到能够接受任何形式的世界，能够接受每一种希罕的经验。

        朱雀，作为一种虚构的意象，虽然一直被加于新南方（无论这南方指的是哪里）身上，但却从未完整地存在过。这只东方的火鸟，是柳宗元眼中理想的飞鸟，它静静地筑巢于张九龄的心中，精确而亮丽地呈现于李珣新浪漫的词作中，它只能泛泛地、抽象地，存活于唐代以后的语言和文学作品里。

对薛爱华的唐朝研究有兴趣的澎友，推荐延伸阅读译者程章灿的序言：《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http://site.douban.com/162358/widget/notes/8717941/note/437075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