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芯片国家基金的芝麻怎么撒

在集成电路上，

IC 资料

        今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出台，推出千亿国家产业基金，在其催动下，集成电路产业热度逼人。按其规划，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将获得基金的重点支持，设计、封装等领域被列为“兼顾”对象。后者恰恰是创业者聚集地，也是最近的行业并购热点，英特尔15亿美元投资展讯，小米牵手大唐。而且华为、三星等智能手机制造商都拥有自己的芯片设计企业。

        11月3日，在上海张江高科的IC咖啡，一群集成电路从业者与记者一道座谈产业创新。他们大都有一线外企的工作经历，具有十年以上的从业经验，现在不是在创业就是所在企业的骨干。春江水暖鸭先知，行业冷暖、创新所急，身处一线的他们，有最微观的感知。对于“钱”如何投，科技创新有哪些功课要做，他们有话要说。上文中的IC咖啡是一个集成电路产业链俱乐部。

上海集成电路行业环境

        谈上海科技创新，人们习惯将其与深圳等地的科技创新做比较，它们究竟有何差别？创业者的答案很新鲜,也很有趣。“走在珠三角的街上，如果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做电子，做芯片，那我很有面子。他们认为我的事业有前途，说不定哪天就能到股市去敲钟。”上海兴芯微电子的创始人周昱笑着说，电子产业是珠三角的支柱产业，在这个行业产生了很多企业家，有足够的财富效应。“要是在上海，张江还凑合，要是去陆家嘴、徐家汇，说我是做芯片，做电子的，别人会觉得我是个纯屌丝，就是个修电脑的。”他进一步解释，在上海的创业圈里，这个行业没有出多少大企业，财富效应有限，影响力不够。

        “不过，深圳的产业界大多数人创业思维过重，没工作几天就急着当老板，所以真想做有难度的、有创新的芯片还是得在上海及长三角，上海的企业普遍技术积累好，人才没有深圳的急躁,而且长三角的配套也更成熟。”周昱说。

        上海南麟电子的执行董事刘桂芝进一步补充，上海有很多扶持创业的政策，但企业太多，只能等企业上门，无法像周边区域那样主动做工作，因此显得政策不透明，落实也有难度，但企业做大了还是愿意来上海，大企业在上海能享受到很多好处。

        对于创业环境,IC咖啡发起人胡运旺认为，创业生态环境和创业氛围是可以培育的，如果多一些创业者聚集的场所，可以交流市场信息、技术、人脉,也可以让一些行业联盟参与投融资，“它们对接了整个产业链，有各种信息和资源，能更准确地找到投资标的,IC咖啡在北京中关村就申请到了创新孵化器的资质。”

政府扶持要机制透明

        再回到钱的问题，目前大家的共识是，芯片设计等领域肯定不是投资重点。但半导体行业是个高投入、高风险、回报慢的行业，即便是芯片设计，前期也需要很大投资，民间风险资金不愿在这个行业做天使投资。

        “国家基金的投放原则是集中使用，这肯定符合推进集成电路产业的规律，但对非生产领域，多少也应该撒点芝麻，要求不多，如果上海能每年拿出5亿元，扶持设计企业，就可以扶持100家，即便只有1亿元，也可以扶持20家企业。”刘桂芝认为设计行业所需资金不多，但需要国家基金引导民间风投进入该领域。他表示，“半导体创业没有500万元没法起步。尤其第一阶段有很大的风险，需要政府的创业资金和创业者一起扛。没有政府资金，风投很少会投。但是在第一阶段投资之后，产品研发出来，天使的钱也用完了，还需要政府推一把。”

        对于集成电路的产业扶持，如何评审扶持企业始终是个难题，“国家资金的投入一定要懂行的人来做评审。”没有专业的评审机制，可能会让一些企业浑水摸鱼，胡运旺举例，厦门有家公司反向抄袭了三年，没有做成功一颗芯片，但通过项目申报，流片补贴，活得很滋润。刘桂芝建议，如果组建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审核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基金的评审专家一定要在四五十岁左右，一定要有业界经验，要搞多背景的专家团，现在行业内的骨干基本是70后。刘桂芝特别强调，“基金投放审定找大学教授是做不好的，他们不懂行业。学校的专家没做过行业，他们都是用50年代的教材培养出来的。”

        “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也需要改变，美国高校的老师基本是从英特尔那些大企业去教书的，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工程技术不是科学前沿的技术，很讲究实践。高校和产业最好的合作就是早点让学生来实习，大三就过来。研究生最好搞双导师制，要引进行业里的人参与高校教育。”IC咖啡上海负责人的王欣宇说。

        国家基金投资中小科技企业向来是个难题，投资具有高风险属性，保证所投国资的安全是操盘者绩效考核难关，所以很多国有资金偏好成熟型规模企业，但是活跃的中小企业才是真正的科技创新主体。一个地方只有华为和腾讯这样的大企业是不可能有创新活跃度的。

创业者的烦恼

        青岛鼎信通讯的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钟旭恒也是在上海的一个创业者，他提出了一个困惑，“本来园区有文件说要设立一个公共实验室，文件我也看到了，但是一直没有落实。我们做芯片设计需要经常做测试，但设备又很贵，而且需要不同的设备来做测试，这笔费用对于小企业来说很难承受。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找专业外企。”

        刘桂芝表示，很多企业拿了政府支持研发的资金，却买了生产型设备，按道理是应该买实验设备的。因为实验设备很贵，而且对一家企业来说应用频率很小。同时大学的设备非常好，但很多设备买了没有人会操作，一直闲置。北京思比科微电子的高级测试经理关牮说，“在这些方面其实投入是很大的。但检测仪器租赁没有合适的商业模式，企业不愿意做检测仪器租赁的生意，专业设备需要一个称职的设备操作手，光这笔费用就不少，这个业务只有政府来做，才能让实验室对外开放。”

        这些创业者最为在意的还是在上海的创业成本，“人才公寓很难申请，我们招个工程师很难，动不动跳槽去上海周边的产业园，而且我们行业人才很难申请户口。”周昱很是担心人力成本的上涨，人才流失到周边区域，“合肥、南京、无锡对中心芯片企业扶持力度大，对毕业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不过上海对人才的新引力还是有优势，好点的人才毕业后都想来上海，因为上海的技术最好，但如果住房的压力过大还是可能会走，如果人才公寓能解决的话很可能就会留下来。”王欣宇说，“中小城市从大城市挖人，2009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基本挖不动，但挖2009年之后就业的基本一挖一个准。就看买没买房。”他还介绍，只要在上海待两三年，有了自己的圈子就不会走了，就会准备在上海安家买房。

        人力成本的上升,在相当程度拜外企所赐,胡运旺认为，既然国家要对半导体行业进行扶持，那么引进半导体行业的外企就要有针对性，要引进有利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外企，“如果引进的外企，像一些外企只为自己封测，不对外开放，那就不应该给太多优惠政策，他们对国内半导体行业的促进效应有限。”胡运旺接着说，“西安的三星的出现给当地企业带来很大压力，抽干了当地的人才资源，抬高了当地的薪资水平。而且那些学生进去做的也是设备工程师，工艺工程师这些成长性不强的岗位。西安的那些做设计的企业反而招不到人。”

中国集成电路的世界位置

        说到外企,就不得不聊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的集成电路在全世界处于什么地位？在这群一线从业者看来，中国目前正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处于第二梯队。刘桂芝认为，“美国在专利、核心算法、生产工艺方面独步全球，日本在材料，元器件方面有压倒性优势，韩国队略领先中国大陆，但对中国大陆产生的影响甚小，中国台湾地区比我们略好，和韩国差不多。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最大，很多关键零部件日本独家生产譬如去年用于封装的框架突然没有货了，找了所有的厂家都没有货，原来日本独家供应的工厂因故停产，等了半年，日本工厂恢复生产了，我才买到。”

        对此，他们有担忧，“我们应该有点引进意识，有些材料不是顶尖技术，日本是不太在意的，但中国也是一家都没有，那我们还是想办法找日本的小厂合作，引进技术，不要求一步做到一流，起码要能做，有个三流的也行。不然出点状况，地震、海啸了，我们这边就断顿了，要想办法把产业链拼接完整。”关牮说。对这种担心也有反对者，“不能为引进而引进，只要有价值，企业有利润，它们会自己去引进的。不要想太多了。”钟旭恒建议还是要相信市场的调节能力，他举例说，国内不能生产一种特种电机，广东一家著名的家电企业为此去日本引进专家，那里有非常资深的电机专家，拿出他们现在工资的两倍薪水，请到了合适的人。

        谈及将来，这些芯片人一致认为，上海在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地位无可动摇。既有大型的生产企业，又有一大批有活力的设计企业。产业配套也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但不居安思危，北京的政策优势、深圳的市场优势、内地城市的成本优势都将冲击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地位。

        “不管啥产业，只要中国人会做了，一定能做得好，我们的学习能力，我们的竞争成本都占优。只要我们会做的东西，老外就没有机会。如果支持到位，我们花15年能赶上，如果靠自己，我们花50、60年也能赶上。”刘桂芝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