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端木美:三代人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14-11-30 10: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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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美女士在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功勋军官勋章授勋仪式上。左一为时任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
       2011年5月,根据法国总统签署的命令,端木美女士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功勋军官勋章。这是1963年由戴高乐将军设立的国家级荣誉,授予为法国军用和民用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法国人和外国人。端木美说:“接到受勋通知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想这因为我们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能够推动一些中法之间的交流。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情。”她口中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今年正好成立35周年,是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性群众团体,也是极少数成立于70年代的学术团体之一。
       端木美的父亲端木正先生(1920-2006)是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端木正系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1948年-1951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海牙)仲裁员。另外四位创始人则分别是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1918-2008)、杭州大学教授沈炼之(1904-1992)、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养冲(1907-2008)、哈尔滨师范学院教授戚佑烈(1913-1997)。
       近日,端木美会长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讲述这个传承建国后三代法国史学者理想的团体的故事。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是极少数成立于70年代的学术团体之一。图为五位创始人(从左到右):沈炼之(1904-1992),张芝联(1918-2008) ,王养冲(1907-2008),戚佑烈(1913-1997),端木正(1920-2006)。
       
       澎湃新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是由五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发起的,其中包括您的父亲端木正先生。为什么是由这五位先生发起的?
       端木美:这几位先生都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沈炼之先生是1920年代的留学生,在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浙江籍里昂中法大学奖学金学生。戚佑烈先生与他差不多是同时期的,最初在瑞士纳沙特尔大学,后来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古代史。张芝联先生英、法、美国都去过,法文非常好,和法国汉学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养冲先生是1937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学历史和哲学,后来为二战所阻,1947年才回国。我父亲是1948年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51年回国的。所以他们虽然基本上是同一代人,但年龄和留学的时间正好是有先后差距。我父亲做学生的时候沈炼之先生已经从国外回来,为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开始上课并翻译西洋史、法国史的著作,我父亲对他非常敬佩。
       为什么是这五位呢,他们虽然经过很多磨难,但在学界的威望、学识,至少我听说当时是一呼百应的情况。他们有号召力。他们当时分别在杭州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发起法国史研究会可以说是有全国性的。
       澎湃新闻:端木正先生是国际法学家,参与创立学会的机缘是什么呢?
       端木美:我父亲是西南联大的清华研究院毕业的。40年代以后他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这牵涉到二战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问题,所以他学政治学。战后法国政府招收留学生,有40个政府奖学金的名额,我父亲就从昆明到重庆去应考。这批人里有吴冠中(画家)、吴文俊(数学家)等等,他们都是同一批考取留法的学生。1947年我父亲完成了清华研究院硕士答辩,同时等候安排。当时他们所有差旅费用由国民政府提供,在法国的学习生活费用则由法国政府提供。1948-1951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国际法博士学位后回国。
       我父亲在巴黎大学的第二专业是历史,实际上是国际关系史。后来他在中山大学教书,院系调整以后取消了法律系、政治学系,他就转到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此后20多年都在法国史的领域里耕耘。50年代他就翻译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在史学界比较有影响。
       我从小就听他讲拿破仑、圣女贞德等法国历史上的故事,虽然因为环境、政治背景,他不会讲太多。法律反而我实在没有接触过,因为当时被取消了,只能教世界史。他非常熟悉法国史、宪法史。他是少有的跨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的学者,在三个领域都有成果。很多同事也都对他很尊敬。
       
端木正先生系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43年端木正考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47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留法公费生。1950年、1951年先后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高级国际法研究所毕业文凭。图为1949-1950年的留法同学在巴黎,左三为端木正,左四为翻译家许渊冲。
       
       澎湃新闻:国内类似的学术团体大都出现在90年代以后,五位老先生何以能在1979年就创立法国史研究会?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
       端木美:法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于1979年8月,但事实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夏天他们就在酝酿了,几位老先生更早地就感觉到了一种变化。这么早成立的学术团体可能还有一两个,但当时也不是特别响亮。法国史研究会的创立者每一个人都很有号召力,有很好的欧洲背景。
       这几位老先生从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走出来,其实很不容易,他们都经受过很多磨难。但他们有渊博的知识,也能站在中西文化的高度,一旦发现新的时期要开始,就希望在晚年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整个社会其实有一种精神解放、思想解放的感觉,虽然说是外国史的研究,但我觉得当时的领导也没有要制止、刹车的意思。那时整个学术界像荒漠,我觉得几位老先生是有一种责任感,感到很迫切地要培养一些人才。而且,此前他们之间还是保持一定的学术联系。
       1978年夏天在上海的金山石化举行了筹备会议,这五位先生相当于精神领袖,还有一批当时的中生代学者,比如北师大刘宗绪老师,复旦大学的金重远老师,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楼均信老师,他们和老先生们配合起来,创立了法国史学会。
       中生代这批学者也有特殊的时代烙印。比如金重远老师是留苏的,在前苏联学的法文,有些研究意大利史的学者也是在莫斯科学的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很了不起。他们这代人很多是在前苏联培养,回国以后创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1979年8月30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摄于哈尔滨。第一排从右到左:端木正,王养冲,张芝联,戚佑烈(沈炼之先生未出席)。
       
       澎湃新闻:当时是否有出访法国的机会?
       端木美:还很少,我父亲在回国32年之后才有机会重新访问法国。中法1964年建交以后开始互派交换留学生,虽然在“文革”期间有中断,但是我们单方面的,一直到70年代还有法国的留学生被派来中国,包括瑞士、德国,一直到76年还有。那段时间的外国留学生也是很有意思的人,他们甚至跟当时中国大学生一起上山下乡、去工厂,参加政治运动。
       首任会长张芝联先生在1979年春夏之际应邀去法国访问过一个月。当时他把我父亲从中山大学请到北大代他上课。那时候没有电话,靠书信来往,但他们的联系还是很密切。那时从广州到北京来,还需要学校开证明才能买火车票,我们现在都还保留着这些证明。住宿也需要凭借学校的证明。
       那还是在研究会成立之前,但学术交流已经开始了。张先生带回了国外的新的信息,在成立会上介绍了他的出访。所以研究会的起步,在我们看来是高水准。
       所以我感觉当时没有因为他们跟国外联络而有约束,相反,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希望拨乱反正。以前他们即便回到国内,完全跟国外失去联系,都要被认为是里通外国。后来这种约束没有了,我感觉到他们没有受到干扰。
       澎湃新闻:法国史研究会的创立会议上做了一些报告,主要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当时法国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和政治需要是否有关系?
       端木美: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法国史研究领域最大的课题。我们国家在1949年以前世界史非常薄弱,世界史学科的真正建立还是1949年以后,尤其一批到前苏联留学的青年人才回国后。我们社科院世界史所1964年成立,多数研究人员曾在50年代前往前苏联或东欧国家留学,然后陆续回国,这样才逐步加强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对于法国史,在辛亥革命之前即已关注研究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促进作用的。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以及相关革命史实,都使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受到启发和鼓励。1949年以后,我国依然非常重视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史的重要命题。
       这些前辈,包括中生代的老师们也继承了这个传统,集中于这两个课题。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出去留学的时候,开口闭口一讲法国大革命,外国老师们都很惊讶,你们中国人好像只知道这个。对于大革命的看法,包括革命历史的分期,过去和现在的研究都有不少差别。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先生和他的公子王令愉先生,他们父子共同写了一部法国大革命史,可以参考。王老先生将近100岁还在做这个工作。
       我父亲在50年代翻译了索布尔的大革命史著作,当时国内很少有直接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这位索布尔先生是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对中国留学生非常友好,他曾接待张芝联先生,也曾到中国来访问。那是1981年,法国史研究会已经成立,他来做过讲座。后来王养冲先生组织人翻译索布尔的演讲稿,在上海出版。
       
早期的法国史研究非常重视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是重要的命题。图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部分出版物。
       
       澎湃新闻:那个年代研究外国史不容易,哪些今天我们熟悉的学者是从法国史研究会走出来的?
       端木美:过去培养外国史研究者的条件,尤其是学语言的条件比较落后。法国史研究会在很多地方办过学习班,鼓励年轻人写论文、出成果、做翻译。几位老先生鼓励很多学历史的去学外语,也挑选一些原来外语院系毕业的学生来专攻历史,加快培养速度。张芝联先生、沈炼之先生、王养冲先生以及我父亲都录取一部分外语院校的学生, 因为学外语太晚了的话总是比较慢。
       第二代就是当时辅助他们做事的年轻人,包括复旦的金重远,华东师大的陈崇武,浙江大学的楼均信,北师大的刘宗绪,人民大学的陈叔平,北大的郭华榕,还有我们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孙娴女士等等,这一批中生代学者支撑了下来。
       到了我们这一辈,北京大学的高毅,社科院欧洲所马胜利,那时我们差不多是前后脚到国外去学习。上海的王令愉(王养冲先生的公子)、杭州的沈坚,还有中山大学的刘文立,复旦大学李宏图等等,我们也在搭建这个时代的平台和桥梁,希望能做一些培养年轻人的工作。
       澎湃新闻:您属于第三代法国史学者吧,留学的时候您为什么去瑞士而不是去法国?
       端木美:这也是个有趣的故事。
       刚才说的中生代学者如陈崇武、金重远、郭华榕、孙娴等老师,要么是留学前苏联,要么是国内培养的,所以80年代以后有机会就让他们先出国。那时候法国的奖学金不多的,但是我们中国有优良传统,二三十年代开始对法国著作的翻译就做得很好,中国人了解法国比法国人了解中国要深得多。我们中国愿意去法国的人很多,也有这个基础。
       1980年我分配到社科院,研究巴黎公社史。当时“文革”结束,要拨乱反正,中国社科院挑头要写出一本好的巴黎公社史,就希望学者能出国看一手材料,当时全院把这作为世界史的一个重点来抓。1982年初,社科院做了很大努力,终于让意大利科学院接受我们去。意大利当时工人运动研究做得很好,资料非常全,在米兰有一个机构,是意大利共产党设立的。二战以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都很强大,他们有专门的机构收藏工人运动史资料。其中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很多文件他们都有。当时我们社科院刚好跟意大利科学院签了一个协议,派3个人去。
       在那之前我一直梦想着,以为能有一个机会去法国,但是突然告诉我是去意大利,而且是三个月,我很意外。后来我还是和一位在前苏联学法国工人运动的学者、和一位在前苏联学意大利语的意大利史学者一起去了。当时的世界史人才都是从前苏联回来的,然后为了研究巴黎公社,要跑去意大利“曲线救国”。这也算当时的中国特色吧。
       我们就一起去了意大利,在米兰的研究所工作,复印了大量有关巴黎公社的材料,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由于父亲翻译过索布尔的书,索布尔在巴黎接待了我三周,那是我第一次去法国。那时候社科院批准了,可见当时不是不希望我们去法国,而是争取名额实在太艰难了。
       回国以后我仍然期待留法。我父亲也是留法的,我很向往。到了1983年,有一个去瑞士弗里堡大学的名额,需要懂法语或者德语。当时我很迟疑,大家都不想去瑞士,国内连一本正经的瑞士史都没有,就算有小本子介绍瑞士,也是前苏联大百科翻译过来的,那些名词看着都很古怪。但我父亲跟我说,这是个机会,你应该去。他说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在瑞士学习历史,你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说你不能放弃。我父亲这番话对我影响很大,1984年我就前往瑞士学习。
       刚开始学习的过程也很艰难。法国史虽然我很熟悉,但是法文听起来还是云山雾罩的,国内学的一些中文名词大多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我三年都没有回家,假期都去法国、意大利,认识一些著名学者,听他们的课。我父亲过去在法国的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国际法专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我假期住在她家里。还有索布尔的继任者,都对我有很大帮助。
       
为了研究法国巴黎公社,辗转到前苏联、意大利、瑞士等国学习,是那个年代中国特有的情况。图为1985年端木美(右一)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为校长(右二)和我国时任瑞士大使田进(右三)当翻译。
       
       澎湃新闻:您这一代学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班”的?
       端木美:1998年开始我们这批人就陆续进入研究会,当副会长,法国史研究会的老一辈学者很有培养年轻人的意识。
       1979年成立的时候是张芝联先生做会长,沈炼之老师自己感到身体不好,从一开始就做名誉会长。王养冲先生、戚佑烈先生、我父亲是副会长,我父亲兼秘书长。后来法律系恢复,我父亲回去重建中山大学的法律系,后来被国家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工作更加繁忙,他就辞去秘书长,只当名誉会长。1990年他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那时候他就监督我的一些日常工作。我2003年当选会长的时候,他是理事,也在场。
       澎湃新闻:现在的法国史研究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1年的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在国内外学界都有很好的反响。作为一个民间的、非盈利的学术团体,举办这个研讨班的缘起是什么?
       端木美:当时我们的对外交流做得比较多,那时尚健在的老会长张芝联先生提出研究会要做好两点: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培养新人。2002年我有机会到法国去,见到了当时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的主任莫里斯•艾玛尔先生,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培养新一代的研究者。
       本来2003年就想试行,可是那年碰上了“非典”。结果改在2004年7月,那是很炎热的夏天,只请了4个法国学者,效果很好,第二年就想继续办下去。结果在第二年的最后时刻,接待单位说,因故不能支持我们的研讨班。本来我们希望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能在不同的院校轮流举办研讨班,没想到才第二年就出现问题。当时所有的通知都已经发出去了。后来李宏图老师帮忙联系,继续在华东师大举办,并且后来每年都得到这所学校的支持。
       法国来讲学的学者自己不收讲课费,也不赞成我们向学生收费,所以起初几年学生都很艰苦,靠他们的学校或者老师帮忙,外地来上课都要自付费用。2007年外国老师了解以后就发动他们的院校支持外地学生,2007年开始给学生一些补贴。那时候欧元高啊,他们给个2000欧元,对我们来说就不少钱了。那时候报名的学生也少。2008年瑞士弗里堡大学,我的母校也加入了这个计划。再有就是法国大使馆,比较认可我们这个学术团体,每年为法国史研究会邀请的法国教授提供两张机票,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我们从2004年起跟巴黎一大签约。当时巴黎一大的校长说他是第一次跟学术团体签约,其他都是跟院校签的。我当时走进的校长办公室,过去曾是巴黎大学法学院,那是我父亲留学时常去的地方。他们还找来法律系的教授,告诉他们我父亲曾经在这里学习。我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端木美,端木正, 沈炼之,张芝联,王养冲,戚佑烈,刘宗绪,金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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