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作货币：“经济学家”阎锡山的“乌托邦”

        虽然在中原大战中，阎锡山败给了蒋介石，但后者对前者的治理能力还是深表钦佩：“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蒋氏对阎氏治理能力的推崇事出有因。阎锡山不仅是雄踞一方的军阀，其实他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对土地与货币等问题有很深的理论造诣。1930年11月，阎锡山避居大连，一面遥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以图复出。

        逃难期间，阎锡山还不忘“理财”。阎在大连郊外风光如画的海滨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而这笔钱基本上是他赚来的。原来在退居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取了600万元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此件小事足见阎的货币经济学功底与投资眼光。在这10个月的海滨“度假”式研究中，阎锡山对货币、土地及山西建设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与规划。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重新主政山西，开始施展其土地与货币理论，实行所谓“造产救国”的“十年计划”。“造产”资金从何而来呢？阎锡山自有妙计。他将眼光瞄向土地与物产上，试图再造山西金融业。1932年起，阎锡山率先开始了“物产证券”的实践。

土地作货币：纸币的革命？

        其时，中国农村经济面临崩溃，土地价格也随之暴跌，山西农村亦然。“有土斯有财”的传统观念受到考验，无论地主还是农民都希望能将田地变成现金。

        阎锡山通过物产证券“造产”并尝到甜头后，开始盘算如何将农民手中的土地转换为资本，实现资本“下乡”目的。他的办法是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发行村土地信用合作券。在他的主持下，1933年11月，太原市经济建设委员会（下文简称“经委会”）召开发行村土地信用合作券会议，会议称：

        良以现在农村，贫困万分，极待救济。而且要想造产，更非先有资金不可。所以决定发行此券，把不动产变为动产……

        太原经委会认为此券与纸币性质不同，也不像黄金、白银等货币等价物那样易损、易盗。由于用券者即发行者，且以土地作为担保，而土地永远存在的，所以土地信用合作券将“开纸币革命之新纪元”。随后，有关方面又经过多次讨论，“村信用合作券”办法正式出台。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来“开纸币革命之新纪元”的。

        这个“纸币”的发行与流通确实与众不同。先看发行主体，该券是由村信用合作社发行的。凡是村中有土地的人均可成为社员，全县的村合作社组成合作总社，归县经济建设委员会管理，后者直接归属太原经委会经济统制处。社长由村中富裕且有能力的人担任，且听命于经济统制处在村中的基层机构——经济建设董事会。

        再来看其发行过程。凡村中有五亩土地以上的人，均由经济统制处按土地的多寡发给一定数量的信用合作券。该券的信用由土地担保，土地担保标准为10%。即每亩市价10元以上的土地，发给合作券1元，5元以上的土地，每2亩发给合作券1元，余此类推，但不值1元者，不得发行。至于地价，则由7-15人组成的村地亩评价委员会评定。该券在村中强制使用，任何人不得拒绝，违者处罚。而且该券在本村购买动产及不动产时，可以九角九分当一元现洋来使用，但该券不能用来完粮纳税。所以土地信用合作券是以村为单位发行的不兑现的纸币凭证。那么，跨村或跨县，这个纸币管用吗？

        对此，设计者别出心裁：合作社准备两成现洋，免费兑换！农民跨村或跨县使用时，由合作社汇兑现洋（不收汇费）。村合作社的汇兑基金由总合作社按各村合作社发行的总券额的二成以现洋借贷而来。

        更令人叫绝的是这个“纸币”凭证的利率、期限及到期处置方法。按规定，领此券的农民按年利一分付息（现洋）,期限为12年，领券人若到期不能付息时，待农产收获后按时价折成粮食扣除；如果其土地租给他人时，由承租人在租金内代扣。农民付息或“以粮扣租”确有困难时，由各级政府负责处置。该券期满后即停止付息还本，之前，农民要卖地的话，应扣除当初领券时的担保价。

        当信用合作社每年所收利息滚存至本金的两倍后，其后每年所得的利息中，50%用来扩充合作社基金；50%用来替代土地负担。这个“纸币”的功能真广！

        照此设计，土地信用合作券的规模与效益相当可观，阎锡山为此算了一笔账：10000元的资本，15年后本利滚存至30000余元。照此算法，山西土地至少为60万公顷，每亩平均价格约5元，按每两亩发行1元合作券，全省可发行3000万元。15年后，可得纯利6100万元，合作总社向县银号按发券总额的20%计600万元的借款转借各村后，15年后可得纯利600万元，阎锡山“口吹大洋”的本事果真了得！

        按规定，村信用合作社可委托“村殷实商号代办”。那么土地合作券试办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土地合作券分两期试点

        第一期始于1933年11月。其时，太原经济统制处在河边、太原召开会议，指定五台、定襄、沂县、阳曲、太原、榆次等七县先行试办，并规定程序，派专人协助县、区、村稳步推行。按上述办法试办者共百余村，发券后历时三月，各村均能互为使用甚至还有出县境周转的。只是由于汇兑办法手续稍烦，且合作社准备的二成兑现基金偏少，持券者心里不安。所以在试点两个月后，即1934年2月，太原经济统制处为了解实施效果，派员专程前往试点县村考察并进行现场指导等工作。同年3月初，阎锡山亲自召集办理合作券委员开会讨论，议决办法四项，电令“试办各县县长切实遵行，务使合作券推行顺利”。之后，太原经济统制处召开第二期土地合作券会议，另定试验办法9条，其核心是将第一期试点的汇兑变为兑现，以符合社会心理，并将原定领券村民交纳的利息取消。

        在新办法下，用作兑付的合作券准备金较为充裕,且将重心由村庄而转到代办商号上。利害关系迫使其尽力兑现周转，积极办理。农民开始疑虑甚多，不敢尝试。但他们看到试办者都获得了救济，而不致一时的困难变卖家产的事实后，未办农民纷纷加入，已办者均感不足。呈请加发者甚多，但政府为慎重起见，不敢满足其请求。之后只得按各县需要及办理成效，允许少数村庄加发。凡新增加村庄，必须遵照新规定办理，按旧法办理者，也逐渐修改，以便稳步推进。此外，还有平遥、文水、徐沟、清源、介休、代县、沁源、孟县、武乡等十县均陆续愿按新定办法加入试办。至1935年，除武乡试办较迟外，其余16县715村，共计发券52万余元。怀仁等地只进行了准备工作，并未实施。较为成功的有代县与汾阳两地。

        代县共分三期发行合作券，因随时兑现，信用还不错，且对救济当地农村金融颇为有效，所以在全县范围内流通毫无困难。合作券的发行，以土地价值为标准，每亩土地价值洋十元者，仅得一元，又扣除四角，实得六角，这样算来，即使有地数十亩者，也只不过贷得几元，所以土地合作券对少地及无地者，将无济于事。

        汾阳分两次发行，自1933年11月至1934年12月底，共发行土地信用合作券8931元。1934年11月左右，由岳麓、北截村、军寨等20村举办；发行后，当地社会经济活动颇有起色。

        山西全省共105县，每县平均以400村计，每村发行一种合作券，即有四万种不同的票子，不仅周转起来很不方便，也不符合社会惯例。

颇具创新的“乌托邦”

        阎锡山认为土地合作券若能推广到全省各县乡村，资本便可下乡，从而达到节制私资、利息大部归公，减少资产生息的弊端。他对合作券充满期待：“若干年后，并可代纳田赋，减轻人民之负担，县村可积大宗公款，举办建设事业，其救济农村之效用，自益宏大。”

        合作券系“自发、自用、自担保”，显然，阎眼里的合作券不仅能创造价值，还能“造产”。合作券等同货币，它比货币还管用。可惜，他忽视了货币发生推动作用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如何保证土地合作券的信用。阎锡山似乎也意识到这点：“所虑者村中办理人，间有从中作弊，或包办商号不殷实，致连累合作券之信用。”但他认为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来解决作弊问题，办理之初，“由政府严令县区长，以行政力量注意督查，并派委专员巡回视察指导，严为防范”。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是难以奏效的。

        尽管太原经济统制处积极推动，但土地合作券的试点成效不大。全省仅发行67万元，尚推销不出去。之后，脱离土地信用的各类所谓合作券则大行其道，人们把这类信用合作券称之为“活捉券”。其时，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孙冶方曾就此评论道：

        在数年前（1933，1934年）因乡村金融恐慌，银根紧急的时候，在山西曾以田产作抵，发行了一种“土地合作券”，用作抵债付款等用途，结果因发兑者不能兑现而失败了。

        从总体来看，连阎锡山自己也承认“除新办县分外，由于发券村庄较少，此时尚看不出如何情形者外，所有旧试办县分，如沂、定、台、淳、及阳曲等各试办达几十村，或百余村，详察情形，……未能骤见大效”。

        土地信用合作券具有替代货币并创造信用的一些功能。农民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它对于盘活土地资产，调剂农村金融等有一定的作用。但合作券只能在县内流通，跨县流通的成本太高，发挥的货币流通职能有限，推广不易，更重要的是贫苦农民难以从中获得便利。

        尽管土地合作券无果而终，但善于“口吹大洋”的阎锡山当局却通过“物产证券”获得了“成功”：1932-1937年，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举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山西抗战准备了必要的“粮草”，但却“坑”了广大的山西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