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 | 极端主义是现代性文明与传统文明间的冲突

       11月16日，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历史与社会”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隆重召开，数十名全国知名学者参加。

        顾名思义，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在于为当下这个新旧交替、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错积累的世界，在政策决策时引入具有历史深度的视角，以提供一种更有能力解决问题的设想与意见。此一中心的研究团队以北大历史学系、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各院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为主力。可说是国内学界将历史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并服务于政策决策的一次新尝试。

        历史可对社会政策议题以何种方式贡献经验与智慧？社会政策研究指向的是秩序，由此便不能不关注那些由于复杂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失序现象。中心首届学术论坛的题目“极端主义与世界秩序”或许正是历史作用于现实的最典型议题之一。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的极端主义思潮，是世界诸多不安定因素的精神底色。历史性地观察，其实极端主义并不是与某一个族群或教派相关联的现象，而是对当下世界秩序的一种普遍性的挑战，也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一种独特现象。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极端主义对于年轻人是一种诱惑

        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称之为极端的年代，而如今在21世纪出现的极端主义中“异教徒”式的表述，在精神气质上，与一战到冷战结束这段时间内的诸种革命意识形态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是一种绝对主义，排斥“异教徒”，无法用理性来沟通；且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现代性。

        现代性的扩展本身有其内在的危机，适应现代性生存形态的人，是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抑或李泽厚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于是，理性制度之外的人的精神世界，进入了一种pm2.5值500以上的状态——迷雾中看不清方向。这种情况下，最能够指点方向的，就是极端主义，它代表了现代性危机和历史的断裂之下的人的寄托与归属。

        目前，尤其在那些与外界封闭、资源有限、容易出现社会危机的社会，是容易出现极端主义的。然而互联网又让这些社会接触到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乃至各种极端主义思想，这尤其会对没有方向感的年轻人形成“极端主义的诱惑。”例如，据报道，ISIS中有很多欧洲国家的中上阶层的孩子参与。“事实上，很多传统社会中的老人，对于年轻人吸收极端思想是相当忧虑的。”

        

        张新刚（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克里斯马是另一种寓于现代性中的极端主义

        ISIS作为一种极端主义，是既有世界秩序的捣乱者，但不足以颠覆既有的社会秩序，也不能提供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而另一种寓于现代性理论之中的极端主义可能才是更深远的危险。

        在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不足以处理现代国家问题，人的信仰问题是现代国家无法管控的，这是对现代政治理论的很大威胁。韦伯早已指出，与世界的祛魅相伴的是世界的理性化与理智化，其直接后果是各种价值之间的“诸神之争”。

        现代性生活的特点是无聊和破碎的，但人依然需要追求美和神圣。许多现代性理论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崇高感，因此，在现代性的逻辑中，依然有着对英雄与超人等“克里斯玛”的呼唤。在韦伯的政治类型学中，克里斯玛是唯一一种贯穿所有政治类型的统治类型，它本身就是应对现代性挑战时的极端化选项。

        韦伯在1914年后，对克里斯马重新有了正面评价，德国当时就正面临着现代性的困境，韦伯推演出两条可能路径：一是像俾斯麦一样的政治领袖；另一条是在国家层面推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扩张的道路。而根据德国的历史推进，这两条应对现代性的极端主义道路都失败了。后发国家如何构建世界秩序，德国经验仍值得检视。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历史上的极端主义反而强化了既有的世界秩序

        极端主义是对现有世界体系的反动，它往往出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当前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本是一个源于封建制度的多寡头体系，它曾经有过的挑战者包括：意大利烧炭党、共产国际以及作为民族国家的苏联与日本。

        这些挑战者的动机有两个共同点：1、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扩张表示不满，试图提出替代方案；2、它的组织资源和思想资源恰好是来自于他企图反对的对象。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等一系列挑战者的失败，反而加强了世界体系中美国的力量，让整个世界罗马化了。而如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似乎也在重复着这一历史过程：组织化的国家不可能违背当下的国际体系，因此如今的极端主义开始以跨国家的非正式组织方式出现。虽然纲领不一样，但现有的极端主义依然是19世纪以来反对全球扩张的一个延续。而相似的效果是，现在恐怖主义到了哪里，美国的反恐就到哪里。极端主义改变了美国，使其宪法结构不断被改变，而其他国家则逐渐习惯于美国的霸权结构，最终结果是对世界体系的反抗本身就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扩张。

        

        施展（外交学院副教授）：宗教是理解极端主义的入手点

        我们今日所说的极端主义，主要是指伊斯兰宗教对于世界体系的反抗。而要理解穆斯林世界，首先要理解宗教对于塑造其意义世界的作用；二是要理解穆斯林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之中。

        宗教对人的吸引力在于能够安抚人深层精神结构中的焦虑——个体生活在茫茫的宇宙中，无法找到一个绝对的标准来确定生命的意义，这会带来个体生命的巨大的焦虑。

        而具体到穆斯林世界而言，从集体身份来说即存在普遍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处于不利地位，和历史上的辉煌相比，现实的政治、经济不利造成了穆斯林心理上的难受。伊斯兰国家间的差距（石油分布不均匀）及伊斯兰教法、特殊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使其在发展现代经济方面与现代资本主义格格不入。从个体身份来说，穆斯林国家多以专制政体保证世俗秩序，但是政治上的专制世俗取向是反《古兰经》定义下的民主的，因此，现在的穆斯林国家与专制政体是不兼容的。传统社会解体与道德崩溃，进一步造成了穆斯林的焦虑状态，因此宗教成了唯一的选择。

        伊斯兰教一方面表现出和善顺从，另一方面又有不妥协与激进的一面。我们往往会感到穆斯林传统社会的道德水准之高，但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中，面对着不确定感，宗教的激进面向又会浮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具普遍性的极端主义怨恨情绪，并在行动上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游击战。

        游击战和传统主义战争的区别在于，游击战是以群众之中的普遍怨恨情绪为载体的。一场战争可以被战胜，是因为你可以锁定你的敌人，明确战时和平时的不同状态。而游击战则无法锁定具体的对手，胜利的唯一可能是消除普遍的怨恨情绪。因此，我们必须要真正地理解穆斯林如何真正地看待自身。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需回到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国际理想

        世界体系和国际社会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用，但其实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体系是沃勒斯坦提出来的，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有着中心与边缘之分。而国际社会是民族国家群，是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分化出来的。这一国际社会在原则上是讲平等的，虽然只是以理念的形成存在，而没有成为现实。

        极端主义（在当下似乎成了恐怖主义的别称）的反对对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例如ISIS的核心是反对不平等现象，是不能忍受既有的过于强大的世界体系中“大压小”的问题，从而在反抗的绝望中出现了极端主义。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和改变世界体系的不公正性，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把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以及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理想真正实现。

        

        三个案例研究：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哈萨克斯坦在全球恐怖主义指数中的上升

        过去的分析都低估了中亚地区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扩展，这些势力甚至在知识分子、政治精英中也有不少拥趸。中亚国家对于不攻击自己的派别采取妥协态度，也导致了极端思想的泛滥。当前伊斯兰极端主义网络出现了新的不稳定战略三角：费尔干纳-新疆-阿富汗，以及更大的三角：西亚-中亚-南亚。在未来将极端主义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生成和扩展考虑进来，包括当前一路一带的讨论，中国也应该考虑与美俄等大国的合作，才能为中国化解相关问题打开思路。

        

        丁隆（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吉哈德萨拉菲）的内涵和历史

        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萨拉菲主义视圣战为第六大功修，以至于出现了圣战全球对伊斯兰来说，现代传统化可能要利用一种类似于甘阳提出的通三统的方式来解决。

        

        王旭（北京大学博士）：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家毛杜迪的伊斯兰政治学说及其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现代伊斯兰主义不等于极端主义，更不等于恐怖主义。西方认为毛杜迪是一切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源头，这是对毛杜迪的误解，实际上毛杜迪是十分提倡“创制”的。他提出了神权民主的概念，对伊朗的霍梅尼影响很大。

        教派冲突、大国博弈、主义之争是当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极端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该地区极端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边缘化、贫穷和政治压迫、文盲和宗教学校的教育不健全等。尤其是普通穆斯林无法进入世俗学校的情况，更影响了广大穆斯林的世界观。

        

        极端主义与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个世界潮流密切相关，现代性打碎了传统社会那种温情脉脉的依附性联系。对于西方社会来说，由于现代性文明有它的西方性，接受起来并不困难。而在现代性文明与悠久的传统文明会聚之处，则会以宗教或者民族的名义，产生某种类似于毒药的极端主义思想。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扩张所带来的全球化，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扩张。全球化不只是世界联系的全球化，同时极端主义的全球化也极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