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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轮”,白先勇齐邦媛蔡康永他们写过什么?

澎湃讯
2014-12-02 18: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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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因为时代洪流的关系,发生在1949年1月底的重大海难——太平轮事件,被埋在了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之下。60多年过去了,吴宇森的电影《太平轮》唤起了那段沉没已久的记忆。而在电影之前,不少人因为台湾那部纪录片《惊涛太平轮》、因为张典婉的那本书《太平轮一九四九》,已经了解了太平轮事件的始末。我们也会发现,这艘“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还出现在了不少文学作品里。翻书党找出了其中的一些片段——

《巨流河》(齐邦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10月版)

        书摘:

        大约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们开始忙于“接船生涯”。

        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熔璇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台湾)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战乱频频的年代,出生于辽宁的齐邦媛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7年9月下旬,她跟随马廷英叔叔,孤身一人渡海去台。父亲给她买的是来回双程船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但也因早去台湾,她躲过了太平轮海难。

白先勇的《谪仙记》收录在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纽约客》里。
 电影《最后的贵族》剧照。

《谪仙记》(白先勇/著,水牛出版公司 1991年1月版)

       书摘:

        不久李彤家里便出了事,国内战事爆发了,李彤一家人从上海逃难出来,乘太平轮到台湾,轮船中途出了事,李彤的父母罹了难,家当也全淹没了。李彤得到消息时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她不肯吃东西,医生把她绑起来,天天打葡萄糖和盐水针。李彤出院后沉默了好一阵子,直到毕业时,她才恢复了往日的谈笑。可是她们一致都觉得李彤却变得不讨人喜欢了。况且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家里都遭到战乱的打击,大家因此没有心情再去出风头,只好用功读书起来。慧芬提到她在威士礼的时代,总要冠上:当我是sophomore的时候。后两年,她是不大要提的。

        白先勇的《谪仙记》,仅1万多字,以陈寅的视角讲述了出身名门贵族的小姐李彤,在政权更替中,沦落为孤苦漂泊的异乡人,最终魂断威尼斯的一生。在她的人生中,父母过世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原本还自觉漂亮、对男孩子傲慢异常的她,突然接到了噩耗,父母在乘坐太平轮赴台时不幸遇难。这对她打击太大,以致她离开了一起留学美国的三个好姐妹,音讯全无。再次出现时,她就像变了一个人。《谪仙记》在1989年被谢晋导演翻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

《太平轮》(高仲泰/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版)

        书摘:

        一九四九年初,农历除夕前的小年夜。

        上海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夹雪终于停了下来,有了淡淡的阳光,连续多天的湿漉漉的冰冷的天气变得稍稍的温煦起来。但屋顶上、马路上还是闪烁着水渍的冷光。

        应该是一年中最热闹和快乐的时节,但战争伤了这座大都市的元气,大街小巷年关特有的年味就像空中的阳光那样稀薄。谁都不怀疑国民党气数已尽。达官显贵寒鸦般地一群群行色匆匆地离去了。留下来的殷实家庭的人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惶惶不安的,就像寒风中的枯枝败叶瑟瑟发抖。

        倒是贫穷的小百姓,已没有多大的顾忌了,坦然地接受着世道可能出现的变化,苦中作乐,贴副红纸对联,买条鱼什么的,有点过年的意味。

        就在这天的下午,在人们千方百计赶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候,父亲却告别了母亲谢萧萧和还在娘肚子里的我,夹在仓皇出走的人群里,按计划悄悄乘上停泊在十六铺码头轮船太平轮,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但他没有告诉妈是去台湾,只说是去香港。

        虽然仅仅只是短期出门,但正是在父母亲新婚的蜜月里,母亲谢萧萧自然很依依不舍,她为父亲精心打理行李,内衣、衬衣、毛衣、袜子手帕一大堆,西服二三套,领带好几条,还有手电、剃须刀、洗漱用具、香皂、锋利的折叠刀,用来遮挡亚热带强光的太阳镜。母亲边整理这些东西,眼角时不时沁出晶莹的泪光。父亲看得出来,母亲心里不好受,有些魂不守舍。她反复地絮絮叨叨地叮嘱父亲一路上要小心,要快去快回。父亲尽量做出淡定的样子,笑着把母亲预备的东西一一减去,一再地告诉母亲,他去的地方很温暖,不需要毛衣,有几件衬衣、短衫就可以了。

        离别的前夜,母亲紧紧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搂着父亲的脖子,生怕父亲突然离去。但父亲还是离去了,他装作轻松的样子,像平时上班一样,贴了贴母亲苍白的脸,拎起皮箱,拉门走了,头也没有回地上了门口的黄包车。

        谁都没有注意到父亲,即使是有熟人遇见了他,也不一定会认出他。他化了装,换上了平时不穿的棉长袍,戴了副金丝眼镜,围了条米色的羊毛围巾,头戴呢礼帽,看上去像个大学教授或者某个机关的文职人员。那个时候,这样的人去台湾是很多的,他们往往是为迁移台湾的事宜来回奔波着。父亲拎着一只已使用很久的皮箱和一个网兜,皮箱的几个角已磨去了颜色,露出了皮革的底色。这时,码头上很拥挤,乱哄哄的,拉客的黄包车和载客的小汽车在混乱吵嚷中蜗牛般地爬行着,黄包车夫大声地吆喝着,汽车司机则一个劲地按喇叭,喧嚣声在码头上空回荡。

        创作了《望族》、《大外交官》、《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跨过鸭绿江》等长篇历史小说的高仲泰,根据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创作了这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的“地下工作者”,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在海难后这样的人物更是彻底消失,不被历史记住。小说通过他的视角来讲述那一夜太平轮上发生的故事。

《惊涛太平轮纪实》(丁雯静、陈郁婷/著 时周文化出版社 2012年8月版)

        书摘:

        走过两岸大迁徙时代的人们,不是搭乘轮船,就是乘坐飞机。乘飞机来台的人们全都是幸运的,飞机载客量限制严格,而且来台所需的时间并不多,就算真的拥挤,也不会吃太多的苦头。但是搭船来台的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或大或小的船,必定挤到人满为患,最少都要花上一整天的航程,人与货混杂“堆放”,没搭过船的人们吐得乱七八糟,船舱里卫生环境极差,甲板上也没好到哪里去,全都看老天爷脸色,风吹日晒或雨淋,还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孩子等不及船着陆,就在船上临盆了。

        即使如此辛苦,他们还是带着祖传的家当,离开家乡,来到了台湾,除了希望远离战火,这块未知的宝岛都被他们赋予了无线的希望以及可能性,他们的人生或许因为一艘船有了转折和重新出发的可能。

        1948年,往返上海与基隆的船只十分频繁,除了内陆航线的船只,大多因为被国民党征用为军用运输船,而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中联公司和一般船公司一样,拥有往返于上海、基隆的轮船,一艘是澳洲制造的华联轮,另一艘是加拿大制造的安联轮。1948年7月,中联公司让太平轮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制作太平轮纪录片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有人问,“为什么选择太平轮,而不是江亚轮?”提到中国近代船难,“江亚轮”事件绝对比较“有名”,论伤亡惨重,“江亚轮”是太平轮的两倍,论阴谋说与报导性,因结论未果的巨大爆炸而沉没的“江亚轮”也许有更多故事,当年甚至传闻是要载送银元来台备用;但是,在大陆与台湾这一段两岸动荡的迁徒历史,相对于以上海到宁波航线为主的“江亚轮”能扮演的角色有限,“太平轮”则不然,往来于上海和基隆的“太平轮”连结了大陆与台湾,而她的沉没更断送了一整船原本要迁徙来台的百姓们,曾经遥望的光明未来。

        “没办法啊,那时候是个乱世。上头的全部都是中国人,谁希望离开家乡?”

        张和平女士说这句话的时候,充满了无奈,以及几乎难以察觉的感伤。张和平女士是太平轮罹难者家属之一,她的父亲张汉,就在1949年的那个冬天,搭上了最后一班的太平轮,从此与家人天人永隔。

        是啊,谁希望离开家乡?好不容易打完了以为会持续到永远的对外抗战,自家人竟然关起门又打了起来。百姓颠沛流离地由北往南逃,又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只隔一弯海峡的那个台湾岛是个好地方,离战火最远,起码是个暂时避难的世外桃源,官僚百姓全都一窝蜂地拿金子去换一张破船的船票,没金子的想尽办法要偷补上位。人们只想着要走,能够离战火多远,就走多远,即便眼下停靠在上海黄浦江边的“太平轮”,看起来又老又破……

        这是台湾酝酿了七年、制作了三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惊涛太平轮》的文字版,是对纪录片的采访纪实。付梓出版,是希望通过生还者的口述、罹难者家属访谈以及海事专家的科学分析,在文字上还原历史真貌。

        

《我家的铁达尼号》(蔡康永/著)

        书摘:

        小时候家里有几样东西,是从轮船上拿下来的。

        其中有一对绷皮木骨的扶手椅,皮垫边缘钉满了黄铜圆钉,坐起来很舒服。

        “那是老蒋‘总统’坐我们的轮船时,最喜欢坐的椅子。”爸爸告诉我。

        还有一架重得要命的望远镜,可以望很远。我有时候站在我们家的窗边,用这架望远镜望向三条马路以外的行人,看他们过街时的表情。可惜不能看太久,因为以前轮船上用的望远镜很重,拿一阵子就手酸了。

        皮椅和望远镜,从“我们的轮船”上拿下来的东西。

        “我们的轮船”?

        所谓“我们的轮船”,其实是指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一家轮船公司所拥有的船。

        这家公司的所有轮船当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轮”。

        “太平轮”,中国的“铁达尼号”。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的揭晓之年。那年除夕前,一群急着要离开上海的有钱人,终于了解到状况的紧迫,连过年都顾不得了,抢着要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

        这些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

        理所当然,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面,有当时上海最有钱有势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

        在战乱的时代里,命运之神似乎背负着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戾气——

        太平轮开到半路,出事沉没。

        全船只有三十六人获救生还。

        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让许多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

        ……

        一个时代,大火烧天的烧去了。我身边的,是烧剩下的,东一处、西一处的,明明灭灭的余烬。

        我的童年,常常笼罩在这余烬隐隐约约的红光里。

        有时候,我伸出手去借一点这余烬的温暖。有时候,我用眼睛见证这余烬覆盖的繁华。

        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祖籍上海,他的父亲蔡天铎是著名律师,也是太平轮所属的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股东之一。虽非大股东,蔡康永说太平轮是他家的也无不妥。而他对于时代变迁、世事流转的慨叹,与太平轮所折射出的又何尝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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