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再谈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9月8日刊出的第一期“外交学人政策坊”讨论中，学者们提出了“中国应统筹发展与安全两者关系”的问题，但如何统筹？讨论并没有持续下去。

        11月15日，复旦大学“国务智库”战略报告编写组发布了《复旦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以下简称“复旦版国家安全报告”），该报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它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应在发展中追求“有效安全”。

        该报告对何为“有效安全”是这样表述的：

        “一个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该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

        从上述定义中不难看出，这份“复旦版国家安全报告”意在强调，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安全战略时，应避免将所有问题过度安全化而导致战略资源浪费。换句话说，是建议国家应像上海人那样精打细算地、而不是粗放地使用战略资源。

        在“有效安全”的理念基础上，这份报告提出了“结伴不结盟”、“选择性的战略投入”等具体政策建议。

        两周后，11月28日至29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澎湃新闻发现，上述报告与习近平的讲话精神颇为一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在这份新华社发布的会议通稿中，习近平指出，“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

        负责策划和统筹撰写“复旦版国家安全报告”的三位复旦国际关系学教授陈志敏、潘忠岐、苏长和最近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他们对“发展与安全如何统筹”提出了更细化的内容。

需平衡安全和其他利益

        澎湃新闻：两个月前，您在“外交学人政策坊”中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证国土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来增进安全。在新形势下，安全和发展之间如何统筹相互关系？如何界定优先顺序？请预测，安全议程是否会统领中国发展战略？

        陈志敏：在新形势下，中国需要平衡推进安全和发展这两个方面，要实现增强的安全和持续的发展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在改革开放战略指导下，中国根据对和平发展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把有限的资源投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军事能力建设相对滞后，安全战略满足于基本安全保障，安全措施上以化解安全压力、应对各类安全威胁为主。

        在新时期，中国的安全战略应该追求增强的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应该有更大国家治理能力来提升国内安全的水平，具有更大的军事能力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推动争议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在国际安全促进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从受动思维转为能动思维，通过主动谋篇布局，转化、创造有利于自身的安全体制、安全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继续集中精力实现国家的发展，通过发展实现国家安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是满足于停滞的安全。

        中国仍然需要认识到，发展的任务仅仅完成了阶段性目标，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来保证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建国100周年之际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中国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而且，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加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此基础上提升中国保障国家安全的国力基础，中国未来的安全可以得到更大的保障。

        基于平衡推进的思想，中国不能因为发展的需要而只满足于基本安全的保障，也不能只考虑安全问题而忽略发展利益。

        澎湃新闻：是否存在因为解决局部和次要安全问题，使得中国的整体外交战略处于被动状态的可能？

        陈志敏：安全利益是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安全问题范围的扩展，如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各种安全利益之间存在重要性和紧迫性上的差异；一些安全利益更加重要，或更加紧迫，需要国家优先重视。

        与此同时，国家外交战略也服务其他重要国家利益，如国家的发展利益和获得国际地位等。

        在资源和手段既定的情况下，国家需要平衡追求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其他重大国家利益，在安全利益的追求中，优先实现重要和紧迫的安全利益。

        如果局部和次要安全的追求会妨碍到整体、重要和紧迫的安全利益的实现，或者损害到其他重大国家利益的实现，那么中国应该优先去追求其他更为重要的利益。

        这需要中国的安全战略与外交战略有更好的顶层设计，来实现各种利益诉求有序和有效的实现。

需主动设置安全议程

        澎湃新闻：“复旦版国家安全报告”中提到，“有效安全需要自身主动设置安全议程，牵引而不是被牵引，集中安全和外交资源，避免安全和外交资源在被动应对中消耗。”具体来说，该设置什么安全议程？

        潘忠岐：比如，我认为东海、南海最涉中国核心利益，不应长期搁置无为，而应引导问题不断向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澎湃新闻：报告还提到，“只有在一些看起来与己无关的问题上进行战略投入，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筹码，为自己‘揽牌’，以便在大国折冲中获得更多主动权，拥有更多修订国际规则的机会。”具体是指哪些看起来与己无关的问题？阿富汗？中东？太空？

        潘忠岐：除了这些，还有北极、乌克兰、斯诺登事件，都是中国可以通过参与，使之为我所用的机会，进而可以成为我国与大国折冲的筹码。

        澎湃新闻：报告提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在人流、财流、物流、智流四个领域出现紧密的依存状态”。为安全计，国家在所谓“智力流通”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合适？

        苏长和：目前我国在“智流”层面多少还存在逆差现象。要逐步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以积极、有效、能动的方式，在智流中在处理好“引智”和“送智”关系，巩固文化主权。

        在智流往来中，我提三个策略性建议：

        第一，国家有义务集中翻译力量，介绍非英语国家的国情和知识，避免过度依赖英语信息了解世界所带来的缺陷，形成客观平衡接受外部知识的良好环境。从文化安全角度，国家也有责任供应平衡的外部世界知识。

        第二，学术研究过多落在中国研究上，直接研究外国国情民情的成果太少，对外国的研究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关注少。一般来说，会讲当地国故事的学术研究成果容易被人家主动请进去。我们关于中小国家的知识储备不够，这与我国外交大国地位不相称。

        第三，国际学术合作项目可以从联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转为联合外国学者研究外国内部国情民情，有利于为国家收集外国国情信息，建立中国的域外知识和认知体系，也有利于中国思想理论观点在研究外国过程中走出去。

要构建怎样的国际秩序？

        澎湃新闻：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怎样的大国角色？中国将力图构建怎样的国际秩序？其中又产生何种影响？

        陈志敏：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扮演新型大国的角色。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提出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也意味着，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以及中国的自身文化历史传统出发，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不同于西方传统列强的大国外交之路。

        发挥大国外交作用，当然要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在我们看来，中国要构建的国际秩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战略格局基本稳定，保证权力转移过程中世界的总体和平；

        国际关系更加公正和民主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在国际规则的决策中获得更大的权力；

        国际经济持续开放，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国际文化更加包容，让各国可以根据国情和外国成功经验，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发扬本国的文化传统；

        国际环境具有可持续性，平衡推进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总之，中国要推动的是一个更加和平、公正、开放、包容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可以从中获益，中国也可在促进这个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更大的国际地位。

继续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

        澎湃新闻：“复旦版国家安全报告”认为，“通过国际安全合作比通过军事结盟更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崛起中大国实现有效国际安全”。中国国内有一种支持结盟的观点，还有打造战略支点的看法。请谈谈区别。

        苏长和、陈志敏：在结伴外交下，伙伴国家之间可以发展密切的军事与安全合作，如军事技术的共享、军事装备的互售、联合演习、在海外行动中的合作等等。但双方不达成正式意义上安全同盟，也就是不通过正式的条约来确定一国对另一国提供安全保证的义务。

        结盟外交可以为一国提供额外的外部支持，可以更好地抗衡来自外部的安全挑战，并增强本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但结盟也常常意味着对盟友承担安全保证的义务，在联盟内部面临被抛弃和受牵连的风险，在联盟外部可能升级安全困境，从而对一国的安全带来负面效应。

        在现阶段，核威慑的存在使核大国可以主要依靠自身能力来防止他国对本国的侵略。

        此外，结伴外交既可以获得很多结盟关系下的合作好处，又可以避免结盟状态下的安保义务、内部抛弃、牵连与外部对立升级的负面后果。因此，结伴外交既符合中国一贯的不结盟原则，也是理性选择的产物，需要我们继续坚持。

        在结伴外交下，中国可以与某些具有重大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国家建立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来支撑中国的整个对外战略。这需要中国重点投入资源来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本届政府已把发展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列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如与俄罗斯、欧洲、印度和东盟。但优先方向能否成为中国的战略支点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中国外交未来转型趋势

        澎湃新闻：中国外交需要转型，往何种方向转型？如何转型？转型的步伐如何规划？

        陈志敏：近两年来，中国外交新政迭出，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创新最密集和最有力度的时期。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传承，如新型大国的基本定位、发展外交的核心地位、结伴而不结盟、尊重主权平等、严格限制武力的运用等，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无须进行革命性的改变。

        即使没有外交革命，中国外交在自身定位、目标设定、原则贯彻、手段和方式运用等方面也将发生重要的演进：

        在自身定位上，大国外交的特性将持续凸显，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在目标设定方面，海外介入虽不会取代国内议程，但重要性会不断提升，在不放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将更多地介入他国事务；

        在手段的运用上，中国要提升吸引外交的影响力，也要强化强制手段的使用，做到以柔为主，但刚柔并济；

        在双边外交中，要深化结伴外交，通过伙伴关系的层次性和亲疏性来推动与关键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深化合作关系，并以此对关系疏离的国家形成压力，但这种亲疏外交不是要走向敌友外交；

        在多边外交中，中国要内外结合推进现有国际体系的改革，在内部推动改革之外，在现有国际制度的外部建设新型国际制度，提供增量治理资源，并在同时，形成“以外促内”的效应，倒逼现有制度进行改革。

        （陈志敏部分观点可参考其即将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12月期上的《中国的外交创新是否需要外交革命？》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