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0︱科技考古：运用先进科技，衔接过去与未来

【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科技考古虽经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仍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一是研究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提升，研究视野日渐拓展；二是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多种方法和技术有机融合并应用于考古实践；三是理论反思和公众服务意识增强，社会认可度逐渐提高。在此，按照科技考古各研究领域简要回顾如下。

数字考古

数字考古现已成为中国考古的“标配”。近年来，刘建国综合应用无人机拍摄、多视角三维重建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致力于探讨史前聚落的人地关系和史前治水等重要课题。

研究表明，长江中下游的史前治水文明非常发达，甚至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河南洛阳盆地、山西临汾盆地、陕西七星河流域等史前聚落遗址，在河道上修建拦河水坝；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与澧阳平原史前聚落的城垣类结构应该是用于防范雨季中洪水威胁的设施，而在地势较高的区域储水是用于旱季的农田灌溉；浙江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发现有规模巨大的史前水利工程，兼具分洪、灌溉、运输、防御等重要功能。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年代测定

校正曲线与校正方法直接关系碳十四年代学的测试结果。2020年，国际碳十四测年领域的两项重要进展便与之相关，《Radiocarbon》公布了最新的年代校正曲线IntCal20，基础数据较之于IntCal13增加了83.8%，将校正曲线由之前的距今50000年向前推至距今55000年，提升了全新世多个区段碳十四校正曲线的精度，优化了校正曲线的算法，牛津大学为配合IntCal20的使用还更新了校正程序，发布了新的免费校正程序OxCal4.4.1。

国内碳十四测年研究缓慢发展。除了新一批测试数据刊布及少数年代学个案研究之外，青年学者着力介绍国际碳十四测年技术的研究进展。宋殷介绍利用OxCal4.3.2进行统计处理的基本方法，并以不同考古学者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分期为先验条件，检验了贝叶斯碳十四模型与考古类型学研究之间的匹配程度。刘睿良等详细地比较了新刊布的校正曲线IntCal20对于中国现有年代框架的影响，认为新的校正曲线在公元前54000年至前30000年、公元前11000年至前10000年、公元50年至250年三个区间内与IntCal13相比存在差异，但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历史时期的碳十四年代学研究影响不大。

环境考古

具体遗址的古地貌研究有声有色。王辉等对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进行古地貌研究，发现遗址的第5、6层堆积是包含了文化遗物的湖沼相地层，当时地貌是水资源条件较好的“谷中谷”。李兰等对重庆永川汉东城遗址的地层记录进行了多指标的测试与分析，确定了在唐中后期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洪水事件。王海燕等对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地层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黑垆土发育过程中出现过一个山洪泥流盛行期。司徒克对土壤和沉积物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认为人工干预过的古土壤因含有人类利用土地的地球化学特征，是界定人类世早期古代人类土地利用的地理范围和疏密分布的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指标。

与地貌相关的人地关系研究有序开展。赵成双苹等探讨了长江中游江汉—洞庭盆地水文环境演变的成因机制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李亚萍等分析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商时期河南洛阳盆地不同地貌部位水稻遗存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地貌演化对史前水稻种植的影响。

人骨考古

2020年度开展人骨考古研究的遗址有20余处，时空范围有了较大的提升。在时间上，向前扩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向后扩展到汉代、北魏、元代和明代。从空间上，研究范围扩展至更广阔的西北和南方地区。

人类起源依然是研究重点。研究方法上逐步从宏观形态学向精细化和纵深化方向发展。安徽东至华龙洞和贵州贵安招果洞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是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的重要地区，对研究东亚地区的人群行为模式、人群骨骼微形态演化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化石材料的专题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有学者对门齿孔位置在中国古人类化石的表现特点及演化意义等开展了研究。

古病理学研究蓬勃发展。河南郑州洄沟和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中国境内考古记录中最早、最完整的因难产而死亡的案例。有学者开始梳理国内外关于密螺旋体类疾病的古病理学成果以及梅毒病的诊断方法、起源以及古病理分布，为开展专门的古病理观察和统计奠定了基础。世界古病理学经典教科书《骨骼疾病图谱》（Photographic Regional Atlas of Bone Disease）的翻译出版，为广大考古学者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鉴定、判断和分析标准。

双槐树遗址

骨骼创伤研究是考古学者关注的重点。北京延庆军都山墓地东周时期男性居民较高的颅骨创伤率和安徽六安的战国中晚期楚国将士斩首现象体现了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新疆和田山普拉铁器时代墓地中人骨上的对颅脑损伤进行了后期护理以及社会和康复方面的长期援助现象，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过去的社会关系、文化、群体和个人身份。

古代人口问题是研究难点。李楠首次采用“人口考古学”方法对陕西周原西周人口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进一步开展古人口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某些社会文化或风俗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骨骼的变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人群口颊含球的现象可能是少数女性特殊地位的一种象征或标志。商周时期人骨上跪踞面痕迹反映了普遍性的跪坐习俗。山东昌邑辛置墓地和天津蓟县桃花园明清时期墓地女性缠足导致足骨形变研究对了解古代缠足习俗与骨骼功能压力分析具有重要作用。

新技术新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古代人类骨骼研究。AutoCAD、Photoshop等可以实现人骨标本二维形状面积的精确测量，几何形态测量很好地揭示了标本三维形状的变异，CT 扫描、三维激光扫描、多视角三维影像等技术实现了对标本的虚拟三维重建，并可获取标本的表面积、截面面积、体积等精确数据及内部微观形态。三维颅面虚拟复原北京山顶洞101号男性头骨、高分辨率工业CT扫描四川资阳人头骨化石、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扫描（CBCT）完成山东济南焦家遗址人类牙齿三维重建等，展现了新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

动物考古

2020年度开展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有30余处，其中包括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疆若羌楼兰故城三间房、河北张家口兴隆、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安徽含山凌家滩和韦岗、陕西蓝田新街、陕西靖边统万城、河南登封方家沟、四川大邑高山古城、广西隆安娅怀洞等遗址。以陕西靖边统万城遗址动物考古研究为例，该遗址为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动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方式多样，食草动物所占比例极高，从事游牧方式。

统万城遗址

区域性动物考古学研究深入开展。重点研究区域包括：甘青地区洮河流域、青海东北部地区、青藏高原地区、陕西榆林地区、山西右玉县苍头河流域等。中外合作对甘青地区洮河流域开展多学科研究，得到洮河流域最早的家养绵羊和山羊的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1900至前1750年和公元前1600至前1450年。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指导中国考古学者进行古代生业和社会研究的重要理论。袁靖主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一书，综合应用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全面阐释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内涵及特征，并将其与环境背景及变迁、社会发展进程等综合考量。

特定动物种属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很有特色。具体研究包括安徽蚌埠双墩猪骨研究、中原和长江下游地区猪骨研究、浙江宁波乌龟山鱼类遗存研究、中国北方地区原始牛的研究、新疆地区出土马骨的研究、陕西西安曲江唐博陵郡夫人崔氏墓出土驴骨研究、河南新乡宋墓家猫研究等。

随葬或埋葬动物的考古现象能够反映古代先民的礼仪活动和精神诉求。侯彦峰等对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出土祭牲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并将动物种属、部位、屠宰痕迹等与历史文献结合开展综合研究。

骨器研究颇有亮点。一是开始借助GIS（地理信息系统）开展骨器研究，二是开始关注牧业经济地区的骨器制造业。李悦等将研究地域由中原转向边疆，对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时代为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出土骨制品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在实物和数据两个方面积累丰富的“考古资源”，建设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成为当前深化考古学基础研究的重要举措和迫切需求。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执行国家文物局的中国动物遗存标本数据库建设试点项目。

植物考古

（一）植物研究

2020年度发表的植物考古相关的文章有30篇以上，时代跨度大，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商周，乃至汉魏时期；地理范围广，包括了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南方的江西、湖北，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以及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地区。相关研究既有从炭化大植物遗存角度解读的浮选研究报告，也有从微体证据层面阐述的个案研究，还有结合多个遗址的区域性研究，或是针对某一个特殊角度的专题性研究。

农业起源研究持续发力。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11000至9000年）的炭化粟（14粒）和黍（1粒）是目前正式考古发掘浮选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两种小米的实粒。Stevens等对中国北方40余处史前考古遗址出土炭化黍进行尺寸分析，认为黍的驯化发生在距今7000年至前5300年。

单个遗址或区域性研究成果不断。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有夏至草、秃疮花和泥胡菜，可能体现了古代人群对于原始医药学的认识。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多个遗址的植物考古综合研究表明，以粟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取代狩猎采集成为最主要的生业模式，进入了成熟的农业社会。青海互助金蝉口遗址表明大小麦在距今3900年时已经传入，这是目前河湟地区直接测年最早的证据。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约5800年至前4200年）植硅体研究显示水稻在先民生业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河南漯河郝家台、陕西西安弓背崖、陕西汉中龙岗寺、河南安阳鄣邓、河南濮阳金桥、黑龙江双鸭山凤林古城等遗址植物考古学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农业发展状况的认知。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发现有槲叶、水稻、黍等植物遗存，其中最早的槲叶包裹可能为我国传统食物粽子的早期形式。仰韶时代早期酿酒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陕西西安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时代最早的一批尖底瓶中，发现了黍等作物和野生植物资源用以酿酒的证据。江西汉代海昏侯墓中发现有大麻、稻谷、粟等农作物，以及甜瓜籽和梅核等。通过对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遗址出土作物的直接测年结果的分析，学者认为中南半岛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粟作农业，至迟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出现稻作农业，并认为中南半岛的早期农业可能有中国西南、两广和福建沿海三个来源。此外，甘青地区洮河流域、山西北部苍头河流域等也公布了区域性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

新疆和西藏的植物考古发现和研究尤为突出。新疆哈密盆地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五堡墓地中农作物包括了粟、黍和大小麦。新疆伊犁河谷的吉仁台沟口遗址石器表面的淀粉粒来自禾本科小麦族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而石器表面发现的植硅体以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早熟禾亚科型和棒型为主。新疆喀什乌帕尔遗址植物遗存研究展示了公元前1500至前400年的绿洲农业模式，填补了南疆地区植物考古学研究的空白。西藏琼结邦嘎遗址在距今3000年时已形成以青稞为主的农业经济模式。新疆汉代石城子遗址表明戍边遗址的农业结构中包括了粟、黍、小麦和大麦四种农作物。

（二）木材考古

就研究内容而言，利用木炭分析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由对单个遗址的古植被的复原和林木资源的利用，逐渐转向利用多个遗址的木炭分析结果复原不同区域、不同文化时期的植被和先民对林木资源的利用。为了使木炭分析结果更能具有生态代表性，有学者对考古遗址出土木炭的采集和量化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

就研究方法而言，以鉴定古代木器的材质、探讨木材鉴定方法为主。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进行珍贵木材的无损分析，用DNA条码法和木材解剖相结合准确地鉴定木材到种。

食性分析

（一）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先民生业经济转变研究仍是关注的重点。研究人员通过对河南焦作西金城、登封南洼和郑州小双桥等遗址出土人骨与动植物遗存同位素的研究，大致揭示出黄河流域龙山至西周时期农业经济仍然以粟作农业为基础，农业经济复杂化的推进过程较为缓慢。河南郑韩故城、淇县宋庄和信阳城阳城等遗址两周时期先民与家畜的古食谱研究为东周时期麦作农业在中原地区的快速推广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证据。

新疆哈巴河阿依托汗1号墓地、奇台县石城子、塔什库尔干县吉尔赞喀勒墓等遗址先民生业经济的研究为认识古代文化互动和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阿依托汗1号墓发现了距今4500年前后粟类食物传入北疆的证据。四川阿坝营盘山和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则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分别由西北部山地和东部长江干支流传入四川盆地提供了线索。

稳定同位素与动物考古的结合产生了一些新的发现。除了陕西华阴兴乐坊、河北磁县滏阳营等遗址的家畜饲养方式重建研究之外，野生动物驯养过程的讨论与仪式性动物的饲养成为本年度最大的亮点。比如，针对陕西横山杨界沙与王阳畔仰韶晚期草兔同位素的研究揭示了粟作农业生产对于野生动物食物结构的影响。再如，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祭祀坑与陕西凤翔血池秦汉祭天遗址北斗坊马坑出土动物骨骼的同位素结果的分析发现，高等级祭祀活动所用动物牺牲呈现出了多样化的饲养方式，而且北斗坊地点大多数马牲生前曾被用粟类食物进行特殊饲养，这一发现恰与《周礼》记载的“祀贡”制度以及牺牲在祭祀前“则系于牢，刍之三月”、“殊养之”相符。此外，针对陕西西安曲江唐墓驴骨的综合研究揭示出该墓随葬驴的目的是为了供墓主人在冥界从事驴鞠运动之用。

二里头发掘出土有刻画符号的骨质遗存

古食谱研究近40年的学术积累使得综合性研究的出现成为可能。对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先秦时期北方长城沿线与中原地区生业经济的比较发现，中原地区与长城沿线地带生业经济的分化——尤其是对牛羊畜牧业依赖程度的差异——导致前者形成了复杂化的农业帝国，而长城沿线地带却很难形成稳固的社会聚合力。

碳氮同位素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研究思路上呈现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对四川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先民牙齿序列样品的同位素分析重建了个体牙齿发育期间不同阶段的饮食结构，陕西凤翔血池遗址北斗坊地点马牲肋骨与肢骨的同位素对比分析则是首次揭示出了同一马牲不同年龄的食物结构的差异。

（二）锶同位素分析

锶同位素比值已经广泛应用于不同地质条件下示踪人类或动物迁徙行为的研究。王学烨等建立了中国第一张适用于生物领域的锶同位素等值线图。赵春燕通过对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进行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认为该遗址出土的16个人类个体可能都是在当地出生的。赵春燕通过对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和韦岗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锶同位素比值和碳稳定同位素分析，认为全部动物均源于本地。

古DNA研究

（一）人骨古DNA研究

“古基因组揭示近万年来中国人群的演化与迁徙历史”获评202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之一。付巧妹研究团队首次针对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展开时间跨度最大、规模性、系统性的古基因组研究，揭示中国人群自9500年以来的南北分化格局、主体连续性与迁徙融合史，研究表明中国、东亚主体人群连续演化是主旋律，中国福建及周边地区距今8400年的古南方人群是南岛语系人群的祖先来源。

此外，该团队还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的夏河人下颌骨化石中成功获取了丹尼索瓦洞以外的首个丹尼索瓦人线粒体基因序列，揭示了丹尼索瓦人在晚更新世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证据。

（二）动物古DNA研究

近十年来，高通量测序技术及由此发展出的古基因组学引发古DNA研究的第三次革命性变化。张明等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古代家犬线粒体全基因组的研究，推测A2单倍型的家犬可能曾广泛分布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并且占据主导地位，其后向南扩散到中国南方、东南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岛屿，向北扩散到东西伯利亚极地地区。文少卿等优化了三款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检测流程并应用于陕西凤翔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50至公元125年）出土马的古DNA研究，结果显示其母系遗传多样性较高、雄性较多、并非战马、源于多地、以栗色马为主。

物质成分、结构分析和工艺研究

（一）蛋白质考古

在《科学》（Science）杂志展望2020年十大科技头条中，蛋白质考古（Protein Archaeology）位列其中，由于蛋白质比DNA更加稳定，更加适用于研究无法提取DNA的古老化石，在无损、高效、低成本检测上具有明显的优势。饶慧云等测试了首例东亚更新世斑鬣狗化石的古蛋白序列，研究发现距今103万年前东亚的洞穴鬣狗和非洲北部的现生斑鬣狗可能存在基因交流。肖琪琪等通过红外光谱分析、植物微体化石、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蛋白质组学等多种手段对新疆洛浦比孜里墓地出土的食物残留物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它是混合黍和少量大麦的面食，并添加少许肉类，经烤制而成。杨益民等对河南三门峡后川村古墓群（时代为西汉初年）出土鹅首曲颈青铜壶中液体开展碳氮同位素、植物微体化石、蛋白质组学等分析，认为是止血消炎的药酒。

（二）冶金考古

随着安徽阜南台家寺、湖北盘龙城小嘴、湖北黄陂郭园咀等南方地区铸铜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商周时期铸铜手工业的面貌和格局更为清晰。对中原地区洹北商城铸铜遗址布局及工匠墓地的研究、对河南安阳辛店铸铜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河南偃师商城出土铸铜遗物的分析等，不仅填补了青铜器冶铸生产发展演进道路上的时间链条、刷新了我们对铸铜作坊的布局和功能的认识，更拓展了对青铜手工业的传统认知：都邑性城市并不是唯一的生产基地，也并不是所有的铸铜作坊都为王室控制。

河南安阳辛店铸铜遗址

铁冶金考古在田野调查与发掘方面取得了系统性成果。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铸铁遗址、云南安溪青洋下草埔铸铁遗址以及对辽西、湘西等地区的古矿冶遗址调查等，补充和修正了关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的认识。

新的研究方法催生了新的研究内容。刘思然等对铜渣中微遗物的研究和对陶范焙烧温度测试方法的探索，周文丽等对明清时期室外大型铜器的工艺研究，苏荣誉和张昌平对不同地区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张吉对东周时期青铜器的技术以及资源的控制、分配和利用的研究，苏荣誉和刘煜对学术史的梳理，张昌平对海外收藏青铜器的研究等，丰富了2020年冶金考古的图景。

（三）磨制石器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仪明洁等对国内的石器微痕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周振宇回顾了中国有关打制和磨制石器的实验考古内容，翟少冬根据学者对近东地区石臼的功能展开的争论对科技手段在磨制石器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思考。

器物类型方面，陈宥成等对旧大陆东西磨制石器出现的年代和类型进行了对比，认为磨制石器的起源在大陆东西方存在二元结构，这是应对晚更新世生态-社会环境变化多样文化适应策略的体现。

制作技术方面，陈虹等认为江苏苏州五峰北遗址存在一个石器加工作坊，指出石凿是用来加工木头的，翟少冬等通过使用砂岩制成的磨石对铜器进行打磨实验，分析殷墟青铜器打磨工艺对砂岩的选择和打磨内容。

（四）玉器研究

国际上，国外学者对西欧和南美洲出土的玉器、绿松石和磷铝石等绿色宝玉石器物的生产和传播在各自区域的政治礼仪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开展对比研究，并认为该方法同样适用于亚洲等全球不同区域。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玉文化、文化互动、工艺技术、材料分析和某遗址出土玉器的综合分析等方面。吴卫红等回顾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玉器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叶晓红等就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开展系列研究，通过微痕观察发现钻孔技术在西汉时期被玉工极为灵活地用于圆雕、浮雕玉器的减地和透雕工艺，掏除内部材料时使用了连续管钻工艺，打磨抛光时可能使用了旋转砣磨技术，由于工具、工艺的进步带来西汉玉器风格、造型的显著变化。鲍怡等对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沁色开展无损分析，证实这六种沁色（绿色、黑色、黄色、蓝色、紫色和白色）源自青铜器的腐蚀产物（孔雀石、黑铜矿、磷氯铅矿、蓝铜矿、羟铜铅矿和锡石），此外，他们在玉器上发现了有机物和毒砂。

（五）陶瓷研究

陶器烧造业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手工业门类。秦小丽等通过对陕西临潼康家与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存在局部集中的陶器生产经营模式，而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阶段，显示出以村落中家户为单位进行陶器生产的经营模式。秦小丽等还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良渚文化阶段，礼仪性陶器有了稳固且统一的组合形式，并出现白陶和青铜等特殊材质制作礼仪器的体制，显示出礼制社会已经初步成形。

瓷器考古方面，沈岳明和郑建明分别对浙江丽水保定村12处窑址、浙江杭州李家塘遗址等出土瓷器和窑址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工作。鲍怡博对多个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进行检测，获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数据，为认识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原始瓷的差异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丰富了正在建设的原始瓷数据库。

科技考古照进现实

考古如何为当今社会服务？科技考古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的研究团队成功利用古DNA检测的探针捕获技术，大大提高了新冠病毒的捕获率，同时也准确获取每个感染者体内新冠病毒的全部基因序列，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面对疫情，科技考古学者纷纷撰文，从出土的人类和动物遗存上寻找古代瘟疫的线索，希望对现今的疫情有所借鉴。同时，一批考古学者也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服务，相关学者积极参与民间组织的“让抗战老兵回家”的公益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新的科学技术如何快速而高效地应用于考古领域，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架设“科技”与“考古”之间的桥梁，一方面考古领域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接收现代先进科技发展最新动态，积极探索新的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应用，另一方面现有新的成熟的技术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向考古领域推介，面向考古学领域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同仁提供资料，本文凝聚了大家的集体智慧！因本人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妥之处，望读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