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观察 | 土耳其加大“母语”学习比重是文化倒退么？

        最近，刚当选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的一次宗教理事会的会议上提出，必须把奥斯曼语的学习作为高中的一门必修课。这在土耳其社会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化与传统复兴方面的争论。应该说，土耳其的这个问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尽管形式可能不同。

        东方民族的现代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总是在学习西方先进和保持自身特性方面感到纠结。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纠结可能还更加剧烈。这样就往往形成不同的改革派别，主要就有调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分。调和派认为自己的传统是好的，只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行，自己的好文化和好传统得留着，在中国这叫“中体西用”，在穆斯林世界这叫伊斯兰现代主义。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比如在中国是胡适、陈序经等人的主张，在土耳其就是凯末尔党人的主张。

        土耳其的独特之处是，它确实经历过全盘西化，那是凯末尔党人在1923年建国后推行的激进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民俗、服饰等方面的全面模仿西方。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字改革，即所谓的拉丁化改革。这是土耳其追求现代性的一个激进步骤。甘阳曾经说，土耳其人的这个文字改革造成其后代完全看不懂自己的古代和近代文献了，完全割裂了历史，属于文化上“自宫”式的现代化。

        改革前，奥斯曼-土耳其文是由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奥斯曼文主要是书面语。对于阿拉伯字母，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是很难掌握的。即使掌握了阿拉伯字母，也不见得就能看得懂奥斯曼文，尤其是19世纪以前的奥斯曼文，那是杂糅了很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的，尽管句法上基本是突厥语的，但如果没有相当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基础知识，要熟练看懂古典奥斯曼文也绝非易事。

        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作为土耳其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也不难理解。其实，有很多民族在近代都有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拉丁化的想法，目的无非是想使自己的学生更容易接受西文和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就连不是字母文字的汉文，也有人在清末民初想使其拉丁化。我们自小就通过来自西方字母的拼音的帮助来学习国语的发音。现在网络时代的线上交流，也经常出现用拼音聊天的情况。所以拉丁化不是土耳其的特有现象。

        再举个例子。许多中亚国家在曾因受俄国-苏联影响而长期使用西里尔字母。例如，哈萨克语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20至40年代改为拉丁字母，从40年代起改用俄语使用的西里尔字母。冷战结束后，他们又想摆脱俄语影响，把自己的文字拉丁化，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现在都拉丁化了。但这个过程会很缓慢，因为会人为地造成大批“文盲”。毕竟，文字的使用也是有依赖性的，要不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依靠特殊的权力，激进的文字改革很难推行。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土耳其为什么又要重提奥斯曼语的教育呢？埃尔多安给出的理由并不难理解，他认为，恢复奥斯曼语学习的教育政策，是土耳其恢复其自身“根源”的必要步骤。拉丁化已经使得数代土耳其人根本看不懂之前的历史文献，更读不了他们祖先的碑铭。埃尔多安把废除奥斯曼文形容为切断了土耳其的“颈静脉”，结果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科学素质的民族，竟因为这样一个灾难而丧失了它的智慧。”

        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对奥斯曼文的“革命”和现在对它的复兴，其理由和逻辑是相似的。过去是为了现代化，接近西方，现在现代化已经实现了，但民族的文化之根长期断裂，也不健康啊，所以，恢复奥斯曼文的教育，也是为了使民族更加健康、完善和进步。这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胡适曾说，全盘西化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一心一意地搞西化，最终能得个50%的成效就不错了。

        土耳其全盘西化那么多年，不但没有变成西方，还出现了传统的复兴。这个倒是符合亨廷顿的观察。一个走西方化路子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日子过好了，还会回来“认祖归宗”，从传统找根源的。无论是亚洲价值观还是伊斯兰复兴，这些现象逻辑上都很相似。

        土耳其自凯末尔时代就推行西方化，到1940年代中期加入西方阵营，由成为北约国家到追求加入欧盟，世界上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曾经铁了心向西方靠拢的国家了。但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形势，它从一个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一下子好像又孤零零的了，在西方阵营里的重要性下降了，原来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不合适了。土耳其人当然得重新定位自己，得重新看世界。

        土耳其看来看去，决定要成为一个黑海、中亚、中东、欧洲之间的“中枢国家”。为此，在外交上要重视周边，不能再紧盯西方，在内政上要调整全盘西化的路子，自己是个穆斯林国家，不是西方国家。以前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调整了。尤其是随着土耳其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兴中产阶层，他们过去在凯末尔主义的国家结构里长期被边缘化，现在通过民主化进程逐渐掌权了，他们是更为珍爱自身传统的，对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化一向持保留态度。他们现在掌握国家权力了，自然是要审时度势、谋划新规。在土耳其，这个内外政策的调整，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客观地说，土耳其正在走的是一条国家“正常化”的路子，毕竟，土耳其过去的内政、外交政策是有偏颇的。不久前，主要由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组成的国家教育理事会已经投票支持在宗教高中作为必修课，在普通中学将作为选修课。这个做法并不激进，他又不是要废除现代土耳其语！就跟中国学生要学古汉语类似，有何不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认为，把奥斯曼语作为土耳其学生的必修课，有利于恢复凯末尔党人的激进改革造成的土耳其人与其传统和过去的断裂。这个看法是很客观的。

        不过，埃尔多安推动的这样一个举措，在土耳其境内也引发了批评，反对派说埃尔多安此举是要让土耳其的孩子们失去“质疑世界的能力”。“他们想把土耳其变回一个中世纪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其实，这些反对派只说对了一半，埃尔多安不一定想要把土耳其变成个中世纪国家，但就算他想，也确实不会成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有那么高的威望和支持率，不能不说，他是个得民心的政治领导人。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人的身份和认同（identity & identification）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流动不居的。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经常地就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我们处在绵绵不绝的时间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人或群体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总要不断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是这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应该也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