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离职新闻人庄永志：改行从教，盼花十年时间带出一个柴静

        

        “今天我第一次用校园卡吃了一顿饭。”庄永志向记者展示手里红色的南京大学校园卡。他刚参加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为他举办的欢迎餐会，身上还有未散的酒气。

        今年5月，庄永志正式辞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策划部新闻统筹组制片人一职，成为一名新闻教师。他想要花十年的时间来转换跑道，一方面梳理自己15年的经验、困惑，一方面“陪伴同学磨练用来承载理想的手艺”。用他的话说，十年下来，假如能带出一两个像柴静、范铭那样的同学，他就心满意足了。

        下学期庄永志将正式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电视新闻采访和新闻高级采写的课程。离开央视前，他需要每天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每周看《新闻调查》、《新闻周刊》、《面对面》、《世界周刊》，看节目、开会占据了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现在他除了继续看这些报道，更要看VICE、The Huffington Post之类的新闻，他订阅了325个各类微信公众号，iPad里安装了财新《新世纪》周刊、FT、《21世纪经济报道》等新闻客户端，每天阅读海量的资讯、接触最新的新闻。他坦言，他害怕自己的理念和手艺会过时。

        尽管离开媒体，但庄永志认为自己从未离开新闻。他仍然与几位前同事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有机会，他还会继续做他心目中的新闻。       

陪青年人磨练承载理想的手艺        

        记者：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央视？

        庄永志：对新闻爱得有多深，离开记者和编辑生涯就有多痛。我入行15年了，从《新闻调查》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中心DESK，我很感激央视给我的历练，尤其是讲求专业的同仁对我的专业主义的言传身教；但有些东西，我不愿意做，只好暂时回避……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进入高校？

        庄永志：这也是机缘吧。我自己其实对很多问题有困惑，来到南京大学这样有风骨、讲专业的名校，跟着很有学术修养的老师们学习，把这十几年积累的困惑一个个纾解，争取花十年的时间边行动、边思想，看能不能摸到学术的门槛——不敢说摸着门。在学校还能遇到年轻人，不敢说影响起码能够帮助他们。大教育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人类的悲剧在于有经验的没有想象力，有想象力的没有经验。同学们至少在做学生媒体，肯定有经验，想象力更是无穷——我想把这十几年的感受，跟同学交流，起码大家可以互相激发想象力。

        如果每年能遇到一百个同学，十年下来就是一千个，这当中假如能出现一两个像柴静、王和岩还有咱们校友范铭那样的杰出记者，不敢说我教过他，而是说我帮过他，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命运再眷顾我一点，让我十年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老天再开眼一点，让我写出一本十年以后还有人看的书，我就没有遗憾了。

        记者：你打算在新闻学院开设哪些课程？

        庄永志：我会开两门课，一门是电视新闻采访，一门是新闻高级采写。其他的只要是同学需要的，我知道的，我都愿意讲。本科生的课，我会按照最基本的新闻生产流程来讲：像怎么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怎么写报题单，怎么做采访前的准备，怎么列采访提纲，怎么做现场采访——包括录不录音，做不做笔记——到如何写稿和最后的追访。新闻高级采写课，我上学期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给研究生讲了一学期，我们是分析各类报道——比如时政报道、突发事件报道、调查报道、公共政策报道、健康报道、人物报道、法治报道等等存在的缺陷，一起探讨改进之道。我老说这个话：要做新闻，就要磨练承载理想的手艺，千万不能眼高手低，要能采、能写，想一切办法把事实信息拿到手，写出来。

        我还会建议同学多阅读大作品，通过大作品，看到历史中的人和人的境况，也通过这些作品去思考如何看待真实、如何看待人性、如何通过报道改善这个社会。讲到历史的复杂，我想介绍阿伦特怎样为《纽约客》报道艾希曼的审判；讲到人性的复杂，我想解析卡波特怎么写《冷血》；讲到重大的灾难，我想请钱钢老师来讲他是怎么写《唐山大地震》的，怎么写一个城市的毁灭而不是再生。

        记者：对你来说，重新走上讲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庄永志：我担心我的手艺和理念已经过时了，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我要迎接挑战，和同学一起去学。我原来每天都要高密度地看央视的节目，因为我需要给每期节目做定性的评价；但光看央视的节目是远远不够的，用我们评论部原来的一位领导时间主任的话来说，央视早已不是标准。媒体形态在变，手艺肯定也要变，为了跟同学同步成长，我必须看大量微信公众号的内容，要看VICE，还要看财新《新世纪》周刊这样的客户端，要感受、掌握了解当下的媒介生态和公众的阅读习惯。        

从电视到讲台，我从未离开新闻

        记者：离开媒体进入高校，是否意味着你将离开新闻业？

        逃离媒体，并不意味着离开新闻，我还会帮着几位我十分敬重的已经辞职或即将辞职的前同事做内容。他们做的东西很多媒体都愿意传播，一个是委托，一个是购买。我们正在实验，相信很快会有成果的。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好的新闻？

        庄永志：拿深度报道来说，按照“问题化-故事化-规则化”模式展开的可能就是好新闻；我衡量包括自己在内的媒体人的首要标准就是问题化水平，看他能不能发现我们周围哪些领域发生了什么问题，一旦有典型事件发生，马上跟进，用故事自然地而不是牵强地呈现这些问题，然后探讨相关的公共政策怎么改进，以媒介议程推动规则改善——改规则总比改江山代价小！

        不要担心Civic Journalism的争论，不必过分拘泥于区分新闻报道和媒介行动，因为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下，只有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才能成立电台电视台，报刊的刊号也卡得很紧，一般NGO的力量相比媒体而言又很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媒体同仁不光去考虑怎么做报道，还要考虑怎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变。

        记者：2009年，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希望央视能够成为一个公共电视台，今天再看，你当年的这个希望实现了吗？

        庄永志：健全、平衡的媒介生态，至少需要党政媒体、商业媒体、公共媒体并存，我很期待央视能够成为公共电视平台，多做一些“公共新闻”（Civic Journalism），将受众作为公民，针对最重要的议题做报道，用媒体的方式介入公共政策的改变，放大公民的社会行为。

        央视也做过很好的公共新闻，比如做了关爱老年痴呆和预防老年人摔倒的报道，但跟新媒体一比，我们的电视新闻还罕见对高官的追问、对公共话题的争论、对重要决策过程的探究，少有喜事背后的隐忧、欢庆声中的叹息，稀缺对新媒体热议、怀疑、质疑的问题的快速直接的回应。这些可贵如美梦的信息，都是我想看到的公共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