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出兵朝鲜，中国在做什么

        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这是朝鲜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由中国居间代理，朝鲜除了最后同美国代表在仁川签署条约之外，并未真正参与条约谈判。

        条约签订两个月后，汉城兵变。中国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偏听朝鲜在天津的使臣的判断，派兵入朝戡乱。这是1637年清朝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以来，中国第一次出兵朝鲜半岛。在这次行动中，清军诱捕了朝鲜国王的生父即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并将其押解至华，直至1885年释回。

        1882年这个多事之秋被视作晚清中朝关系的分水岭。

黄氏“蓝图”

        1878年秋，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Robert W. Shufeldt)率舰前往东亚，执行一项商业外交使命，内容包括与朝鲜接触。薛斐尔于1880年春抵达日本，试图通过日本同朝鲜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

        中国驻日大臣何如璋将此事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进行了汇报。李鸿章随即邀请薛斐尔来华，探讨相关事宜。薛斐尔倍感柳暗花明，欣然前往天津。就这样，中美围绕朝鲜展开的大国政治正式拉开帷幕，而朝鲜在这框架下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话语权。

        对于薛斐尔的到来，中朝是有准备的。1876年江华岛条约以后，北京为朝鲜的事颇伤脑筋：一来担心日本不利朝鲜，二来也意识到朝鲜封闭锁国不可长久。此时，中国学西方搞洋务已经十多年，而朝鲜一切照旧，若遭逢危局，定无力支撑。中国思忖着以上国之地位和所负之道德责任，不得不介入，但其结果如何，实难预料。

        为此，李鸿章及其幕僚积极就朝鲜形势建言建策。朝鲜年轻的高宗国王也想改变本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所以他虽面临国内巨大的压力，却很乐意听取李鸿章们的意见。

        中朝之间的交流有诸多技术层面的困难。一则官方渠道有限——最正式的是北京朝廷和汉城朝廷之间的公文往来，完全不能适应近代外交须臾变化的要求。二则李鸿章虽取得同朝鲜国王公文往来的权力，但毕竟只是个地方总督，不宜站到台前指指点点。所以，中朝在这一时期的协商主要是通过私人渠道偷偷摸摸地进行。

        其中最重要的，是1880年9月中国驻日本参赞黄遵宪递给朝鲜赴日修信使金宏集一份洋洋洒洒上万言的《朝鲜策略》。黄遵宪认为，朝鲜之大患并非日本，而是俄国，而要遏制俄国，朝鲜应“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黄氏还为朝鲜量身打造了一幅自强蓝图，劝其“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亟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

        朝鲜国王对黄氏建策甚是喜爱，决心同美国交际，但很多大臣坚守成法，反对开国。所以，国王秘密派员赴日同中国驻日使臣接触，互通声息。朝鲜嗣后的若干举措，特别是与日本修约，与美国以及中国缔约，派遣学生赴中国留学，派遣士人去日本考察以及遣使美国，等等，都是以黄氏蓝图为基础的。1881年1月，国王仿照中国总理衙门，创建统理机务衙门。这也是朝鲜第一个主办外交和通商的近代机构。

        国王的改革引起了朝鲜儒生团体的强烈反弹。1880年底黄遵宪的小册子流入朝鲜坊间，很多文官及地方儒生切齿痛恨，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上书抗议活动。他们指责黄氏背叛孔孟程朱之道，所论实属“邪学”。一直到1881年9月，这场“卫正斥邪”风潮才逐渐平息，国王一派胜出，得以继续推行联美外交。

朝美立约

        多年来，李鸿章一直积极劝说朝鲜改弦更张。按照他的想法，朝鲜应与各国立约，在大国相互制衡中求平安。为此，他自1876年以来一直写信劝导朝鲜领议政大臣李裕元，无奈李裕元视泰西诸国为不可交，一直未有动作。

        但李鸿章终于还是等到一重转机：朝鲜国王希望派一批年轻学生到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技术，而制造局为李氏一手所操办。李鸿章从中看到了朝美接触的契机，并与朝鲜国王一拍即合，决定藉学生赴华学造，展开朝美缔约谈判。在朝鲜，这种留学是史无前例的，为此，朝鲜还特意创造了一个“领选使”的名号，由支持开化路线的大臣金允植担任，负责监督学生赴华事宜。

        1882年1月初，金允植一行抵达北京。很快，学生转往天津学习，金允植则前往保定会见李鸿章。此时，薛斐尔业已抵达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和朝鲜全权大臣接触。但金允植并非全权，无从和薛斐尔展开谈判。情急之下，李鸿章建议金允植利用国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一充全权，但金允植认为此系欺君罔上，万不可为。最后，只好派一名朝鲜人员回国，奏请国王派遣全权来华。

        李鸿章、金允植和薛斐尔望眼欲穿地在天津等了两个多月，却全然不见朝方全权代表的身影。到了3月下旬，薛斐尔表示要直接去朝鲜，李鸿章无奈，只好出面同薛斐尔谈判。而金允植这位朝鲜使臣，自始至终未参与中美有关朝美立约的谈判，全凭中方的通知，才知晓谈判走到了哪一步。

        朝美条约草本有三个，但以黄遵宪负责草拟的一个为主。最后，中美议定了15款条约——第1款留空，因为李鸿章希望在第1款中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金允植也十分赞成，但薛斐尔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薛斐尔只好电呈华盛顿请示。中美谈判结束26天之后，朝鲜派遣的鱼允中和李祖渊两名“问议官”方才抵津，但主要使命是要和中国谈判签约通商的问题，并非李鸿章等人苦苦等候的全权大臣。

        在中美商定的15款条约中，有一款是关于美国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的。领事裁判权赋予外国公民不受居住国法律管辖的权利，是一种治外法权，最能体现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然而，这个权利不是美方代表要求的，而是黄遵宪自己主动写进草本里去的。对此，李鸿章和金允植都表示赞成，认为朝鲜“素昧外情，虽使监管他民，实多难便之端”，而黄遵宪的“暂许美国领事管辖”美国人的建议“甚好”。

        就这样，在黄遵宪、李鸿章等人的误导之下，朝鲜将领事裁判权拱手奉送美国，以为这不过是个中西“风俗礼教”差异的问题。中国以其昏昏，欲使朝鲜外交昭昭，其悲剧于此可窥一二。

        条约商定后，李鸿章派曾留学法国的属下马建忠，陪伴薛斐尔东渡朝鲜，襄助朝鲜政府与美方完成签约。1882年5月22日，朝美签署《朝美通商友好条约》，全文14条。第一款并没有像中朝希望的那样写入朝鲜系中国属国，而是将朝鲜置于一个同美国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位置，这一点比1876年朝日江华岛条约要来得明确。作为补救，朝鲜国王在马建忠的建议下，特别向美国总统发了一个照会，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美国对此照会非常重视。6月6日，马建忠又协助朝鲜同英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朝鲜国王如法炮制，也发送了一封声明该国系中国属邦的照会给英国君主。朝鲜的国门，进一步打开。

清军入朝

        朝美条约签订整整两个月后，汉城忽然爆发了一场军士哗变，史称“壬午军乱”。

        哗变的主因是传统营伍缺少米粮，而日本军官指导下的新式“别技军”却粮饷充足，引发旧营的不满。旧营军士杀死新军的日本教官，冲击日本驻汉城领事馆，并杀了闵谦镐等依附闵妃的外戚重臣，意图抓捕闵妃，同时要求大院君李昰应重新统理政事。大院君乐见其成，遂罢新法，复旧制，并匆匆宣布闵妃死于军乱（其实，闵妃潜逃到忠清北道的忠州，得以保全性命）。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狼狈逃回长崎，并电告外务省。之后，中国驻日大臣黎庶昌才得知哗变一事，迅速电告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李鸿章因母亲病逝，遵制返乡丁忧，特荐其淮军旧部、两广总督张树声北上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所以，嗣后直接做出出兵朝鲜决定的并不是李鸿章，而是张树声。

        北京当时并无快速探知朝鲜情报的渠道，无论是朝廷、礼部还是总理衙门，都手足无措。此时，正驻扎在天津监督朝鲜学生学习军工制造的金允植，连同问议官鱼允中，成为了中国方面了解兵变的主要信息来源。在获悉事变后，金允植多次与天津海关道周馥笔谈，一面竭力要求中国出兵戡乱，一面在替国王辨白的同时，指认国王的生父大院君为变乱主谋。

        金允植和鱼允中二人都是朝鲜国王非常看重的大臣，中国官员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而且，中方所收到的诸如叛军攻打王宫、闵妃遇害、大院君掌权等消息，似乎也都印证了他们的说法。中方判断，朝鲜国王危在旦夕，其生父李昰应乃罪魁祸首，目的是要篡权，也就是马建忠所说的“图危宗社”、“窥伺藩位”。中国既是上国，理当如金允植所要求的那样，派雷霆之师前往戡乱，除萧墙之祸，保其国王，全其社稷。金允植更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国官兵到达汉城后，包围大院君的住宅，以朝鲜王大妃的名义将大院君赐死，“为国除害”。8月底，张树声派遣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大军东渡，入朝戡乱。

        金允植和鱼允中自告奋勇地担任中国部队的“向导官”，随吴长庆大军回到朝鲜。清军用了短短几天即控制了局势，将闵妃从忠州迎回汉城王宫。吴长庆等人虽然没有杀掉大院君，但却在入朝后将其诱捕，押送到天津，次转至保定，一直羁押到1885年方准其回国。

        对中国而言，这次出兵不啻于挽救朝鲜社稷于万一。行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拯救朝鲜国王，这一点和乾隆年间出兵越南去拯救岌岌可危的黎氏政权，路数完全相同，均为中国在宗藩框架内所担负的上国道义所推动。

        另外，清代中国身上背着的乃是久已形成的天朝道德，和外藩属国讲究的是君臣父子之道，而不是新近舶来的主权国家概念。例如，在处置羁押在华的大院君时，张树声、李鸿章都主张将大院君永久羁押在华，但仍允许国王派员探视。而他们依据的竟是，元朝至元年间高丽忠宣王与其父亲忠惠王相争，元朝将忠惠王流放到广东揭阳的故事。

        所以，至少在1882这一年，中国对朝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发点，虽然有大国外交的考虑，但其合法性则来源于中朝历史上的宗藩成例。中国对朝鲜王室的确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只不过和平时期并无表现。这也同时说明，欧洲舶来的国际法并不适用于中朝两国的朝廷交往。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国际政治理论来观察晚清中朝关系，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值得一提的是，1882这一年也为年轻的袁世凯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就在清军从山东开往朝鲜的军舰上，时年23岁的袁世凯结识了金允植。袁氏意气风发，对金允植说：“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师，何如？”金允植十分欣赏他的勇猛刚毅，但温和地建议还是先到仁川视情形如何之后再做计划。当时的金允植断然想不到，恰是这位23岁的中国人，不久之后竟会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头衔，在朝鲜驻扎1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