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国的外交：现在中国块头越来越大，便车越来越不好搭

        在经济总量与军费开支均居世界第二后，中国外交如何在全球拓展并保护自身利益，同时在全球治理与区域安全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外交会否超越和摈弃传统的“韬光养晦”策略、“不结盟”方针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中国外交能否做到和平处理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洋利益争端，并逐步引导、建立东亚地区安全架构？

        在12月19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上，与会学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是对其中北大与复旦三位学者观点的辑录与整合。

贾庆国：崛起中国的两难困境

        “中国外交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多两难困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说道。

        崛起中的中国，其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是双重的，甚至是矛盾的。贾庆国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一个穷国、弱国，又是一个富国、强国；是一个普通国家，又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越来越像一个超级大国，弱的一面却越来越被忽略了。

        “身份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利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中国既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有作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在国际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要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国内，中国领导人又大力推动节能减排——贾庆国以气候问题为例做了说明。

        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使得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贾庆国总结有三方面。

        首先，界定国家利益的难度在增大，做决策的难度在增加。

        其次，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和方式，面临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

        以往，中国反对国际干涉，甚至反对人道主义干预，因为作为弱国的中国经常是被干涉的对象。现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既有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客观需求，又有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主观动力。尤其是中国在海外有越来越多的人和财产，这时候干预的冲动和压力，都在增加。

        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上，过去中国可以搭便车，现在没那么容易了。“现在中国块头越来越大，便车越来越不好搭。你一上去，车垮了。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提供车辆，需要埋单。”贾庆国表示，超级大国美国是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这可能是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或者现在已经开始面临的问题。

        再者，中国避免中外关系恶性互动的难度在增加。中国难以确定自身利益，使得外界感到很困惑。于是，很多国家只能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防范中国做对它们不利的事情，而中国只能回之以两面下注，于是双方关系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陈志敏：外交创新而非外交革命

        顺应形势，中国外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院长陈志敏认为，这些变化只是创新而非革命。据陈志敏总结有五个方面。

        一是定位创新。特别强调大国外交，要有大国的自觉、诉求、责任。

        二是制度创新。陈志敏以“重建国家海洋局，通过海警局整合所有海上执法力量，建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例，说明中国在外交统筹方面的制度建设。

        三是战略创新。战略越来越明晰。陈志敏总结，中国外交战略就是通过中国梦凝聚民心；通过大国外交和底线思维展示中国意志；以金砖国家为依托，通过亲诚惠容的、重中之重的周边外交，一带一路的战略，构建中国的海陆伙伴体系；通过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周边与主要大国关系；通过新型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四是手段创新。在通过各种吸引力的手段来发展与各国关系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使用一些强制力量，推动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陈志敏将之归纳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五是方式创新。双边关系层面开始强调所谓“亲疏外交”——关系好的不断加深合作，关系有问题的晾在一边。多边外交层面，开始在外部建立一些具有“替代性潜力”的新机制，比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但陈志敏认为，这些外交创新并未构成外交革命，后者意味着一国在结盟、政策目标、主权、力量使用等问题上的逆转。

        对于大国外交，陈志敏表示仍要把发展作为重要议程并坚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主持公正等原则；对于统筹外交，他认为这不是要用“安全外交”取代“发展外交”；对于战略创新，他认为这不是要用“经营海外”取代“经营国内”；对于手段创新，他表示要强调更好运用综合实力，特别是巧实力，而不是要用“强制外交”取代“吸引外交”；对于方式创新，他认为虽然强调“亲疏外交”，但不是要走向“敌友外交”，中国没必要专门树敌，要结伴不要结盟；对于国际体系，他表示，中国要推动内部改革，但不要颠覆现有制度。

王逸舟：邓时代外交的升级版

        对于中国外交近两年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态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表示国内外一个相当流行的见解是，中国外交可能回归到一种毛时代的革命外交，或者普京式的对抗性外交。王逸舟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觉得现在是邓小平时代外交的升级版”，“邓时代是中国发展非常罕见的一个繁荣时代”，“没有理由废除邓时代外交的基本精神——和平与发展”。

        王逸舟认为，升级版的中国新外交在继承了“强调守拙”和“强调坚忍，不卑不亢”两点精神外，体现出五个方面的新取向。

        一是更加注重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套规则。随着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国现在特别重视国内与国际对接，包括国内讲党纪国法、以法治国，国际上有联合国宪章，各种国际法，包括外空法、极地法、生态保护、人权公约等。“这些过去不太重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我觉得越来越注重了，那怕不能完全对接，起码是某种程度的契合。否则国内发展要受挫，或者国际上会不理解中国。”

        二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手段，包括速度都超出以往。“很多国家，包括跟中国有矛盾的国家，都惊呼中国开始咄咄逼人了，开始以强大的气场、强大的军事势力欺负人了。”但王逸舟提醒不要忽略，现在的外交也非常重视讲理，讲中国的“道”，讲中国的“义利”，讲亲诚惠容。“不仅要有大棒子、威慑力，也要让别的国家感觉到中国的到来、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吸引力。”

        三是大力营造、积极引导周边新秩序。王逸舟预计，整个亚太（地区）的秩序，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的格局，会在未来几十年内产生重大改观。

        四是努力开拓战略性新边疆，特别是全球制高点。王逸舟表示，中国在极地、外空、大洋，包括网络、互联网金融等方面都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五是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之道。

大国要胡萝卜更多更好

        要么是创新，要么是升级和继承，那中国外交未来会否发生革命性调整呢？

        陈志敏分析，虽然一些预测显示中国综合实力很可能在2030年达到世界第一，但实力地位变化并不必然构成根本上改变外交原则和实践的动力；外部局势也并未急剧全面恶化，从而迫使中国外交进行全面革命；而内部外交共识发生全面变化导致中国外交走向革命性道路的可能性，在陈志敏看来也比较小。

        因此，陈志敏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需要的仍是外交创新而非外交革命。

        那么中国外交仍待推进的创新是什么？

        贾庆国表示，中国不能再从单一角度界定国家利益，而要全方位地认识自身利益，要认识到国家利益既包括过去的，也包括未来的，制定政策也需要兼顾过去和未来。

        贾庆国认为，中国外交不仅要顺势而为、量力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还要学会借力而为——“这可能是美国始终在做的事情。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中国的力量，来帮助它维护有利于它的国际秩序。这对它来讲，代价最小、收获最多。”

        王逸舟认为，有自己的公共产品，是全球性大国的标志之一，而中国目前最缺的就是在更大范围上、可以供多边共同使用的公共产品。

        “比如说海上灯塔，就是公共产品，就连海盗都可以使用，你的对手也可以使用，任何国家经过这个水域的（船只），都可以用。”“包括提供海上安全、护航，菲律宾、日本、越南的渔船倾覆了，你也可以救助。”王逸舟认为这是中国走向真正全球大国的必由之路。

        对于当下的中日关系、海洋争端，以及建构亚太新格局、周边新秩序，王逸舟表示目前还乏善可陈。他援引古语“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虽大，好战必亡”表示，大国比较容易使用武力，或者使用起来顾忌比小国小得多，所以他建议要慎用武力。“武力不可或缺，但一定是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用完之后，才可以动用。”

        在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使自己更富裕、更强大，来拥有这个世界，而不是直接派兵去占有这个世界——贾庆国这句话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