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访谈︱张伟然：好老师在学生心中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惭愧得很，比较真切地知道“张伟然”这个名字大概顶多一年。先是耳闻他是一位同事的老乡（湖南人），接着获知他是另一位同事的硕士导师，在赫赫有名的复旦大学史地所任教。几个月前在豆瓣上看到张教授新著《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的封面，趁着好奇就在网上搜读了几篇他的博客文章，大都是谈他读了什么书，还有一篇写他和几个朋友在多伦多寻访张国焘墓，很有意思。

        有一次在某个微信公号里看他荐书，其中提及谭其骧《长水集》，感觉限于篇幅，有不少意思好像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于是让同事代为询问，能否请他撰文详细谈一谈《长水集》里有哪些“五星级文章”。一查，张教授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拜读之后，深感获益，便让同事请他授权在“私家历史”微信公号发布，结果颇受欢迎和瞩目。

        不知不觉间他的新书上市了，鹿鸣书店请他做个讲座，以为推广。11月29日下午讲座刚刚开始时，我才匆匆赶到，静听高论。讲座后，他准备了四支不同颜色的笔，随读者喜好为他们签名。值得一提的是，张教授好诗词，擅书法，他的新作书名由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题签，实属文士雅趣。

        本来一场活动在签名售书环节就算结束了。但那天我是初次拜见张先生，当面跟他预约做个小访谈，他出于礼貌就在书店里闲聊了一会儿。其间说到谭其骧先生，引起他回忆，叙及导师当年的耳提面命，他神情肃穆，不能自已，潸然泪下。书店里顿时一片沉寂，为之动容。

        再次拜访张教授是在复旦光华楼他的办公室里。准确地说，我是不速之客。此前得知他几乎天天都会去办公室，也就没有预约。12月10日中午，果不其然，他在办公室里忙碌，用餐过后的饭盒还没有洗。冒昧打扰，他却笑意盈盈，连忙停下手头的工作解疑答难。

        整个访谈很顺畅，张先生有说有笑，轻松愉快，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必定是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据说他还和学生一起K歌，也懂音乐，唱起来更是“麦霸”级水平。谈起正在做的访谈（即《张伟然：历史地理学80年，研究技术引领学科发展》），他表示有些地方还需斟酌，显出严谨求实的一面。谈及藏书，他爽朗开怀，兴奋莫名，一看就是纯粹的“好书之徒”。谈起“比较得意的论文”——为了不让受访人出于自谦闭口不言，而读者无所收获，访谈时把问题从“最得意”改成了“比较得意”——他又提起业师谭其骧。整个访谈中，“谭先生”出现频率极高，毕竟师恩难忘，深受影响，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想起张先生在鹿鸣书店讲座之后说的话，他是谭其骧先生最年幼的弟子，对恩师推崇备至，几乎是当作神一般的存在。

        张伟然：最近在读一些晚清的日记，跟湖南有关的日记。刚刚读完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薛福成的也快读完了，接下来考虑将这拨人的日记通读一遍。

        澎湃新闻：您最喜欢（对您影响最大）的历史书？为什么？

        张伟然：谭其骧先生的《长水集》。它里面有几个特点：创意丰富，知识的浓度很高。谭先生基本上不做重复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示范性的研究。科学家有两种，一种是自由探索型的，不断贡献新的思想，不断推出新的研究范例，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然后由别人跟进仿效；另一种是工作型的，尽可能地把它摊开来，做工程似的铺开做。我最仰慕的就是谭先生这种示范性的研究。《长水集》三编（《上编》《下编》《续编》），这里面的东西常读常新。

        澎湃新闻：您比较得意的论文是哪篇？为什么？

        张伟然：惭愧，目前为止，我比较得意的论文只能说出这么几篇：一是《试论湖南的历史文化区域》，一是《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还有《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与地理意象》，《关于山东北朝摩崖石刻书丹人僧安道壹的两个问题》，以及《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再就是最近《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这本书的第四章，关于禽言诗的那篇（《“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

        第一篇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区划的尝试。第二篇揭示了感觉文化区的的中国化形态，自己摸索着把谭先生的一个直觉给论证清楚了。第三篇将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应用到断代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第四篇文章体量很小，但纠正了一个自乾嘉以来的关键错误，影响到对山东北朝佛教石刻经活动的整体理解，很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有论著中影响较广的一篇。第五篇注意到政区的主观性，过去历史地理学者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第六篇我自认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中古时期文学意象从景观到生态的转变。

        澎湃新闻：你最喜欢（敬重）的历史老师是？

        张伟然：当然是谭（其骧）先生（笑）。

        他学习能力很强，先是向老师辈的人学，然后是向同辈人学，年纪大了之后跟他的晚辈学。

        他的学术生长期很长。说实话，我不佩服早熟的人，也不是很佩服晚成的人。谭先生年轻时就有相当高的水平，出名也很早，但他还能不断地上升。就像齐白石——在艺术领域，我最佩服齐白石——他能不断地自我提高。要是九〇年十月份没有中风，谭先生还会不断有新的伟大文章出来。真是让人佩服得不得了。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职业？

        张伟然：这个是误打误撞（笑）。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和我老师都觉得我该念文科。1981年高中毕业，80年文理分科，那时候华国锋在台上，他说“文革”过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我爸爸吓坏了，他是知道我的脾气的，他说：你绝对不能念文科。要是念文科，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是右派，一定会被打倒。搞理科的被打倒了，不管怎样还能修修汽车、修修单车什么的；搞文科的，被打倒了，只能到乡下去养猪。这样，我只好去念理科。

        高考填志愿时，我本来填了七个医学院。最后父亲说，再填一个师院吧，当老师也不错。不管什么党，医生、老师总归都要的。于是我就在提前录取栏里填了湖南师院，专业填的是数学、化学，外加服从志愿分配。好了，就分配到地理系来了。我语文成绩不错，曾想转到中文系。当时还不满十六岁，傻乎乎的，以为语文成绩好、自己又乐意，转到中文系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谁知地理系那一届60个同学没有一个是填报本专业的，都是填了“服从志愿分配”而被拉来的（那时候地理高考是文科生考，招生在理科里面招，中学里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没人填志愿）。好容易拉来了，岂能容你溜走！系里面也不跟你明说不可以转系，毕竟条例上说了可以转的；他们只是一个劲地、不停地找你谈话，做思想工作，说是“巩固专业思想”（笑），搞得人吃不消，到后来只好投降，——我不转了，还不行吗？（笑）

        转系我拿你没辙，考研究生你总归拿我没辙。到了第二学期，我打听到，地理学里面有个历史地理——我文科的特长总算还有用武之地（笑）。正好系里有个何业恒教授（就是我后来的硕士导师）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这样我也就积极准备考历史地理的研究生。再后来就做历史文化地理。走到今天，确实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澎湃新闻：在您去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地当中，最喜欢哪里？（或：您最想去哪里？）

        张伟然：相对来说，我们这专业，出去的机会比较多。说实话，对于出去，我一点都不激动，有时都有点厌倦了。

        到目前为止，在去过的地方中，令我最激动的是美国西部。大学学地质的时候，老师经常讲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怎样怎样，那时只见过图片和模型。2010年以后，美国西部我去旅行过两次，大峡谷看了三次，南峡、北峡都看过。

        对于学地理的人来讲，到了这种地理景观比较新奇的地方，除了欣赏美景之外，从科学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澎湃新闻：如果让您选择，您最向往历史上哪个时代？为什么？

        张伟然：宋朝吧。我觉得宋朝是历史上最“文”的一个时代。读书人在宋朝的话，总归有点美好的东西在里面。

        澎湃新闻：要是您有机会和三位历史学家（无论在世与否）共餐，您会选择谁？为什么？

        张伟然：一个就够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跟谭（其骧）先生请教。我总怀疑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不一定对。包括他给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有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认为很可能没有。到底怎样才算达到他的期望，我很想听听他本人的批评。这件事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终天之恨了。

        澎湃新闻：您有什么珍藏的历史读物吗？搜集跟历史有关的物品吗？

        张伟然：哦，这个有！

        我收集了一些1950—1970年代的旧档案。举个例子吧，我和我太太写过几篇关于杨公敏的文章——杨公敏是杨度第二房太太的第二个儿子，从上海溶剂厂退休的，那些文章就是利用我自藏的档案写成的。复旦哲学系的前辈胡曲园先生，他的日记和诗稿也在我手上。这样的东西我是有一点的。

        我开头收创刊号，收了上千个。后来觉得学术含量不高，渐渐地就失去兴趣了。

        澎湃新闻：对于希望以史学研究为职志的青年学子，您有什么建言？

        张伟然：第一，要受理科训练。最好在本科以前读理科，大学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统计系、计算机系等等，都可以。我认为，带着文科的兴趣先接受科学的训练，这个不算走弯路。长线来说的话，刀子磨快了，砍起来会更加厉害。理科专业知识越多，对后来的帮助越大。当然，从理科转到文科来，会有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只要走出这个阶段，后面的路就会很好走。

        第二，要懂科学哲学。我感觉现在国内文科教育最大的一个弱点是缺乏科学训练，很多学生缺乏科学思维。这对于做学问非常不利。我认为应该要懂高数，要学点科哲。

        第三，要学会写文章，学会科学表达。汉语我总觉得它从骨子里是一种文学语言，最适合抒情；要用它写出漂亮的学术文章，难度极高。科学表达要求每一句话必须有解，而且是唯一解。用汉语写作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经过长期训练。从表达的技术层面上升到艺术层面，路更长。最好是从一进大学就有意识地痛改在中学养成的写文章的坏习惯，反复训练，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