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的“大分流”：西方何时开始超越中国？

为什么中国没能发生工业革命？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西欧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转变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能够发生于西欧？西欧有怎样的优势？换句话说，曾一度领先世界文明的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西方学者曾将这一系列问题归因于中国历史的长期停滞，然而关于中国江南的诸多研究却表明，在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中国的农业经济也保持与人口的同步增长。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最发达经济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化和市场扩张，商品生产已融入民众的经济生活中。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江南的经济高度发达，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外历史学者大多数都同意，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或者如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使它无法在质上有重大突破，从而自主进入近代工业社会。

《大分流》及“大分流辩论”

        打破上述观点的讨论始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以及这十年来围绕“大分流”问题展开的激烈的学术辩论。

        彭慕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在这本书中，彭慕兰对比西欧（主要是英格兰地区）和中国江南，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西方就此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而造成东西方历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西欧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本土的生态困境，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易于开采和运输，由此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东西方历史这一分道扬镳的过程，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美国的中国学界以及中国史学界围绕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白银资本》一书作者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上评论说，《大分流》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重要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然而多数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却并不认同其结论。

        2002 年5月，黄宗智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书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彭慕兰亦发表回应文章。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从中西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从人口史方面做出的讨论。

        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 、王丰、康文林等。参与这次会议的张家炎先生撰有会议综述文章《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会议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有两个议题：一是18 世纪英格兰与江南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二是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

        在这场争论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尤其引人注目。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他认为彭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 18 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

        黄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述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江南和英国在多方面的差异是极大的，并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另外，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在估算一匹棉布生产过程中农妇的收入时忽略了具体的生产状况，对纺织工序的时间安排理解错误。国外经济史研究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却容易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黄的研究则特别关注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这些涉及实际生产的内容。

        针对黄的批评，彭慕兰撰文《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彭认为自己纺织工序中时间安排的误解并不影响其总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而且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国人好。他认为，是煤与蒸汽机的结合诞生了新世纪。煤在英国缓解了燃料危机，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他坚信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把中国、欧洲完全分开，放在对立的范畴。对此，黄宗智再撰文《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进行回应。

        与黄宗智同样对彭慕兰观点持否定态度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等人，他们则从不同角度对《大分流》一书观点进行驳论。

        至于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于《大分流》一书的结论，不少学者持否定态度，并撰文发表看法。2014年8月17日梁小民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文章《看彭慕兰如何为中国历史“整容”》，认为彭书中把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相比，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并以《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为例，并不认同彭书中采用消费等指数而非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批评彭慕兰没有重视传统中国制度因素。

        此文刊发不久，《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即刊发赵思渊文《不识“整容真面目”》，对梁文中的几点驳论提出质疑，并指出“《大分流》不是明清停滞论的最早挑战者，今日的中西史学界也绝不会再将明清视作停滞的帝国。《大分流》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资源禀赋与资源配置的角度，解释十八世纪世界史的进程”，赵认为，对彭慕兰的方法与结论提出最有力挑战的是黄宗智，而黄背后的理论资源，则是斯科特等人的小农研究。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十八世纪江南小农所表现出的高度的商品化经营，是积极地投入市场化，成为竞争性市场中计算利润的经营主体，还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被迫地卷入商品经济，成为市场中无力控制自身成本收益的随波逐流者。

        上述只是关于“大分流”的新近讨论，在此之前，李伯重、王家范等学者都曾就《大分流》撰文表达过各自的看法。王家范曾在其文章中带点玩笑似的批评彭慕兰是“半截子革命家”，认为彭慕兰在比较江南和英格兰时，并没有放弃用欧洲史的眼光来看待江南的思维习惯，并指出彭慕兰为了自身逻辑论述的完整性，把中国江南经济用“19世纪”一刀横切成长短两截时，破坏了中国江南自身发展延续性的内在脉络。李伯重看重的则是“大分流”史观为江南研究提供的一种新的视野。他曾在文中说，“大分流”史观的主要贡献，在于这种史观揭示了一个事实：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主要是欧亚大陆）上，有一些地区在经济表现方面具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特征，而余下的地区则否。这些特征与“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与“斯密——马克思模式”无关。从这个观点出发，江南经济史研究得以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束缚，可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鸦片战争以前江南经济的变化，并可以看到以往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的。

        这些年，围绕“大分流”的讨论持续进行，受“大分流”史观影响，学者们也对中国江南经济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大分流》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

        大分流辩论十余年来，争论双方始终坚持各自的论点，这场争论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何启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刘昶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邱澎生教授。

        刘昶教授以为《大分流》从不同视角看东、西方历史分流问题有很大意义。从观点上来讲，它有很大争议，做中国经济史的大多数学者不太同意他的结论，认为彭对江南和英格兰的比较在一些地方存在史实把握上的疏漏。

        刘教授个人也不是很赞同《大分流》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刘教授说，他认识的国内的学者多数是对此书观点是持不同意的态度，在西方做中国研究的学者认同这个观点的也不多。彭慕兰说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但实际上东西方的分流发生的更早，至少在1500年、1600年就已经发生了。“1800年以前的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地区，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英格兰是一个独立国家，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从经济结构方面来说这个差别都不是一点半点，将这二者等量齐观，实际是不太可取的。如果要比较，就要从政治结构、人口压力、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等多方面，进行充分的考虑。”

        不过，这并等于不否定这场讨论的意义。刘教授认为《大分流》跳脱“西欧中心论”，启发学者从中国本身的视角来讨论这些问题。

        就《大分流》一书结论而言，邱澎生教授并未直接给予肯定或者否定，他以为，如果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18世纪的英国，到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所得、消费水准是完全能够跟英国相提并论？还是说中国就是一种落后的、不发达的经济？似乎还不是时候。他更强调的是这场争论以及《大分流》一书的方法论意义。

        如果我们愿意不将它看作是一个定论，而将其视作是一个需要从方方面面去讨论的命题，那么，“大分流”则为这个讨论打开了一扇窗子，透过这扇窗子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史充满互动，而不是由一个超越的中心凌驾于落后的边陲。从16世纪到18、19世纪的世界经济史是很值得关注的，我们不能用西欧的独特经验作为衡量其他地区的标准。

        我们应该看到一种可能性：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中，世界经济的互动越来越多，各地的人民，不止是中国，都曾经贡献过心血，不是只有西方的影响力才值得重视。怎么看这三四百年来的经济史，这是一个视角的调整。

        西欧在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的经验很重要，但并非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验。简单地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西欧的经验地方化。过去我们讨论经济发展，太执着于要有西方经济发展的标准——要有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经济革命，不符合这些，但同样重要的东西在历史研究中就不见了。比如说，西方有银行，中国是没有与西方一模一样的银行，那么，中国有没有金融组织？怎么看待中国的钱庄、票号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做这方面的研究可能缺少比较好的资料或者资料比较少，但并不是说它没什么重要性。重估中国的经济，不是为了要说它有多好，而是尊重我们不知道的事实。

        同时，邱教授指出，《大分流》其实是一个加长版的研究讨论，不是实证研究的学术作品，彭是将很多二手研究放在他设计的框架下进行讨论。这本书的英文版也不在“中国史”系列中，基本上，这是一部全球史。他认为《大分流》是一部结构很有趣的书，彭慕兰所看重的不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如何不同，而是通过不断地反复对照，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在不断变动，这是加州学派的方法。

        谈及“加州学派”，不少人以为“加州学派”就是与彭慕兰持相似观点的学者群体，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并非停滞，其实是很好的。邱教授则指出，从方法论上，加州学派的特点是强调互惠的比较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比如，《大分流》就强调了美洲的发现对西方历史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4期。

        李伯重：《“大分流”史观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

        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