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蒋介石热捧的历史人物是谁？

蒋介石热捧“王安石政治经济学”

        近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道高考模拟试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决定推行训政及地方自治。为此，1935年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令其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教材之一”。据此判断，最有可能被“深切研究”的“王安石遗规”是

        A．将兵法    B．保甲法    C．保马法    D．均输法

        这道试题的设计很巧妙，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知识结合起来考察。不过其中涉及到的具体内容貌似合理，实际上多有讹误。

        “1935年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云云，虽然见诸好几本学术论著，但恐怕是以讹传讹。这些论著有的不注出处，有的注明是引自詹寿山《王安石之研究》一文，该文发表在1935年8月《河南政治月刊》5卷8期。这篇文章开头即说：“5月28日上海新闻报载蒋令熊式辉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并载其原文：

        蒋委员长近电熊式辉，嘱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学，先将其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与方田均利、保甲裁兵诸政，切实研究。在暑假训练时，可作训练材料之一，并欲在赣设临川学会，专讲王安石之学，教厅现正筹设该项学会，请新旧学者，先行研究讲演。

        熊式辉是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江西省政府公报》载其5月23日签署的公牍《奉委员长蒋电敕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学等因令仰遵照》，载蒋电原文如下：

        王安石政治经济学不可不提倡研究，此乃为中国唯一之政治家，请兄等先将其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农田水利，与方田均税保甲裁兵诸政，切实研究，在暑假训练时可作训练材料之一，而其浚黄河与清汴河更为豫省所应急切推理者，如恐个人研究不精，可请新旧学者先行研究讲演，或者江西组织临川学会，专讲王安石之学，以资研究也。其书可先看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之王荆公，即梁启超所著六大政治家之一也。又中华书局最近出版张居正传评一书，更不可不急阅也。

        另外《行政效率》1935年第2卷第12期也刊载了《蒋委员长注意王安石学说》一文，所指亦为此事。

        可见1935年蒋介石确实提倡研究王安石，但是并非电令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而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而且蒋并没有特别说明要研究王安石的哪一项新法，各项新法都在研究之列，统称之为“王安石政治经济学”。

公务员读物：熊公哲著《王安石政略》

        不过蒋介石倡导研究王安石一事随后即和熊公哲大有关系。熊公哲（1895-1990），字翰叔，江西奉新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华北大学、江西心远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后赴台。（其生平见廖作琦《我所知国学大师熊公哲》，《传记文学》1998年1月，第72卷第1期）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首部学术专著《荀卿学案》，从中可窥见其旧学功底深厚（熊公哲注释《荀子》的著作近来在大陆出版，发行甚广）。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王安石政略》，其时任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主任。这个研究会是在蒋介石倡导研究王安石之后成立的，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邀请了十多位学者参与其事，而众人推熊公哲担任此责。熊公哲此时的职务是开封绥靖公署上校秘书，即为刘峙僚属。熊公哲在自序中说此书乃1935年冬天匆匆写成，之后河南省府将其付梓（按：署名为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委员会），以备公务员一时之需，1936年初内政部召各省县长、公安局长，聚之都城，讲习县市行政，遂加印《王安石政略》，加印时署名改为熊公哲，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政略》一书

政界高官为《王安石政略》作序

        《王安石政略》一书影响甚大。内政部部长蒋作宾、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分别为之作序。蒋序中说：

        自海通以后，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之说，日腾播于士大夫之口。安石之新法，亦遂为时论所推重，较之前此之称誉安石，如陆象山、颜习斋辈，殆又过之。惟是安石锐意欲行之新法，所为权制兼并、均济贫乏者，果与现代之社会政策相吻合乎？其它理财足兵恤农兴学诸端，以视泰西诸国之新政，信能小异而大同乎？此又不可不详为剖析、以资研讨者也。

        蒋作宾还肯定了《王安石政略》匡正梁启超以来诸家谬误，肯定其学术价值。

        刘序中说：

        介甫新政，大抵愤于有宋之积弱不振，锐意富强，其论理财，深致痛于兼并之豪右，以谓‘有财而莫理，则闾巷阡陌之人，皆得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虽欲食蔬衣敝，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犹不可得。’其说与近世西人所谓‘社会主义’及先总理‘企业国营’之主张，实有同契。而其属行保甲，欲使举国知兵，用心尤为深至。

        刘序还说熊公哲“自少好读介甫之书，欣慕其文词，久之遂通之其政术，尝谓介甫之道尝有得于《管子》‘轻重敛散之权’当操之自上之意”。

        这两篇序文已将《王安石政略》一书特点予以介绍，其具体内容此处不赘述。刘峙序中说王安石的思想与孙中山的主张实有同契并非是空穴来风。孙中山曾宣称自己所讲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大同主义。1923年他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中就说道：“诸君或者还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的，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册，第472页）所以当时很多人也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思想关系密切。薛以祥《王安石政策之研究》（《财政知识》，1942年第4期）中说：“今日国父袭历史之思想，规抚世界之潮流，创为伟大的民生主义，实与王安石之思想，不无影响”。（类似的表达还有罗乃诚《国父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年 第6卷）

因蒋介石倡导，王安石研究成“显学”

        除了熊公哲以外，各界对于蒋介石的倡导可谓之纷纷响应。1935年南昌印记印刷所出版了《王安石政事学说辑要》，这是一部资料汇编，收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言行录、变法本末纪事、学案、熙丰知遇录、荆公著述以及陆象山、蔡上翔等人称赞王安石的文章。

        同年11月河南省的期刊《河南政治月刊》（5卷11期）刊发了关于王安石的系列文章：飞白《王安石之略传及其变法的中心目标──图强御侮》，静好书室主《王安石之时代背景》，李树芳《王安石的教育主张及其设施》，嵇文甫《从王安石变法说到中国历史上的无为思想》，马元财《关于财政方面之王安石诸新法》等等，对王安石及其新政进行了多方面的肯定。

        此外，当时对王安石最为热忱的当属国民党上海党部所主办的《汗血月刊》。早在蒋介石的电文之前，1935年1月该刊4卷23期就刊发了歌颂王安石的一组文章，其中有杨康君《王安石政治思想的近代观》，公霭《临川学术之现代性》，刘鹤群《革命政治家王安石评述》，客杰《半山名迹考》，华文《临川政绩简例》等，还有一篇《王安石一生大事记》。汗血书店还于1935年出版了陈敏书的长文《王安石之政治思想整治措施及其政治态度》，作为汗血小丛书实干人物第四集题作《王安石》出版，并于1936年再版。

        汗血书店、《汗血月刊》均是当时有名的右翼传媒，主张进行文化剿匪，宣扬德意法西斯主义。陈敏书本人就很热衷于法西斯主义，他所著的《王安石》强调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称赞他以“恩威兼施”的方式“攘夷平蛮”，很显然是配合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形势而进行宣传，他还特被称赞王安石的政治态度，对于通常被人们所批评的王安石刚愎自用，他认为这种倔强不屈的态度是政治家必须具有的态度，对于现在人们熟知的三不足精神，他不仅大加表彰，还增加了一条——“不顾人心”，他认为这“四不”体现出王安石刚敢果决之处，“此在古今之政治家中，绝少有安石之伟大魄力者”。对于变法所引起的民怨，他说“此不能归罪安石，宜怪人民不知利害。”其思想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1935年前后，在蒋介石政府的倡导下，中国社会对于王安石的推崇到了南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后此风延续数载。本文开头的那道题中所暗示的王安石保甲法，毫无疑问是当时研究的重点之一。而研究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如青苗法、市易法等，以配合统制经济的提倡是当时另一个重点，此外还有军事策略等等。当时甚至有人说：“我国近年来的新政，大概脱胎于彼（指王安石新法）。”（见吴芳亭：《王安石新法之梗概》，《文友》194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