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只有学士学位，凭真才实学成为中国辽金史研究第一人

        【编者按】辽金史名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刘浦江于2015 年1月6日23点57分逝世。

        1961年生人、正值学术盛年的刘浦江遽然离世，引发多位学者发微博悼念。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同事罗新教授表示：“失去他，是北大中古史中心三十年来最大的损失。”陆扬教授称其为“真正学者的表率”。辛德勇教授：“惊悉浦江兄病逝。失去了这样一位学术、品行都令我十分钦敬的朋友，哀从中来，不禁泪下。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像浦江兄那样做学问一丝不苟，做人、做事也真挚端谨的人，实在不是很多。失去了这样一位朋友，深感哀痛。”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转发原系主任牛大勇教授挽诗《闻垫江噩耗，悼浦江远飏》，以寄哀思：“壮志难酬却早殇，潸然洒泪哭穹苍。相知始信流风远，共事常钦意气昂。 松漠无垠驰范典，燕园有尔筑荣光。 我心已付垫江水，一路伴君渡海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认为刘的道德文章为“当世中国辽金史研究第一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跟刘浦江是同学、同行和朋友，他这样写道：“浦江对辽金史研究贡献巨大，许多论文堪称经典。不仅如此，近年来向近代史方向的拓展，亦今人瞩目，钦佩。学界失英杰，吾侪失友朋。”

        总之，刘浦江是一位真学者、真教授。值得注意的是，他1983年从北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1988年调入北大，从讲师一直做到教授，期间未曾考个硕士、博士，却凭藉其勤奋、认真、扎实的学风不断取得同人钦佩的成绩。私家历史特别转载北大中古史中心王小甫教授为刘浦江申请教授职称而写的鉴定书，以及刘浦江《辽金史论》的自序。通过这两份文献，读者诸君或可对这样一位教授多一分了解。

        

        惊悉浦江去世，不胜哀痛！当年浦江应聘正高职，系学术委员会命我为之写鉴定，后来我曾对浦江玩笑说：“鉴定可供学生为你写学述。”浦江可能无缘读到这份鉴定，他后来的学术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评述。现在浦江西归道山，我把这份早年的鉴定发表出来，寄托对他的哀思！——王小甫教授微博        

刘浦江申请教授鉴定

        我认识刘浦江有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他是北大历史系83届（79级）毕业生，毕业后到中央党校工作，但不久就被调回了本系工作，做邓广铭先生的助手。我后来听说调动他工作的原因就是，邓广铭先生认为他是当时青年学者中对宋辽金史史料最熟悉的。这样的评价由邓先生说出来（这已为浦江本人在本系教授会作申请职称陈述时所证实），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我记得刘浦江最早的学术领域是文献学，尤其是宋辽金史史料辩正、整理。除了协助邓广铭先生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还分别写了多篇有关《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证伪的文章，解决了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实，刘浦江后来的好些文章也都是针对相关领域的学术难题而写的，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印象刘浦江还写过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纠错的文章。总之，文献学和史料功底如此深厚，在其同辈中恐怕真是非常少有的。最近他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连续发表有关历代“五德终始”说的研究文章（如提交评议的两篇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显然十分得益于他在文献史料方面的功力。

        刘浦江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是辽金史。我的印象他最先开始是做金史研究，这个领域虽然资料寡少，但毕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领域，之前已有不少积累。然而，刘浦江凭藉他深厚的文献史料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勤奋刻苦的努力，先后发表了一批重头文章，很快就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送交评议的这本《辽金史论》出版于1999年，其实主要汇集的是刘浦江在金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辽史，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送交评议的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都与此有关）。举个例子，据说他有一篇论文投给《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请辽史前辈学者李锡厚审稿，尽管其中观点与李先生相左，李先生仍然认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意发表。刘浦江学术服人就到了这样的水平。现在，国内辽金史学界的前沿，恐怕就得看刘浦江的研究成果了（关于这点，他本人在教授会议上有所陈述）。

        刘浦江第三个学术领域是做民族史，这个领域当然和他的辽金史研究有关，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做民族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掌握和利用研究对象本民族文字的史料非常重要。刘浦江大概三、四年以前就开始学习契丹文字，还专门请了契丹文著名专家刘凤翥来给学生们上课。他现在又在参加古代蒙古文和《蒙古秘史》的研读学习。刘浦江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见到了成效，最近公示的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优秀成果奖名单有他的《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发表于《文史》2005年第3辑），据我所知就是他主要利用契丹文墓志进行研究的创获。我可以说，刘浦江现在已经站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他能把契丹语文、民族史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学者在国际契丹辽史学界恐怕也是少有的。

        鉴定内容还有教学能力和指导研究生能力，这么说吧，据我所知，刘浦江是本系少有的挂名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副教授之一，他指导的博士生康鹏好像都快毕业了；他也是社会上知名的北大历史系三名教授级副教授之一（还有两名是罗新、张帆）。刘浦江曾积极投入本系民族史教研室创建工作，现在承担着重大的学术创新任务，故强力建议本系将其聘为正教授，安排在学科带头人的岗位，以为本系、本校贡献更大的力量。

        

        这是我的第一部辽金史论文集。

        走上辽金史研究的道路，于我纯属偶然。1988 年春，经邓广铭先生的全力举荐，我得以调入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当时担任中心主任的邓先生布置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让我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我把这部并不算厚的书足足读了半年，逐条查找它的史料来源。这是我接触辽金史的最初契机。此后几年，一度心有旁骛，荒废了许多时光。座标的最终确定，是1992年8月的事情。那一年我31岁。而今回想起来，总不免有晚学之恨。然而不管怎样，那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我越来越确信这一点。

        如果从八八年读《大金国志》时起，算是初入辽金史之门的话，到现在正好十年。比起其它断代史来，辽金史的堂奥并不算深，可即便如此，我至今也还只是徜徉在阶陛与门屏之间，远远没有登堂入室的感觉。我这十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金史方面，目光转向辽史，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从这部论文集里也能看出这种倾向，书中十分之七八的篇什是有关金史的。到我编下一部论文集时，或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关于辽金史的定位，中日两国学者向来有不同的主张。日本东洋史学界因受征服王朝说的影响，传统上以辽金元为一个历史单元，认为它们都属于满蒙史系列；而中国学者则历来都是将辽金史归入中国王朝史系列的，所以习惯上把宋辽金史算作一家。但这种归属仅仅表现在教材体系和课程设置上，若是说到研究状况，宋史和辽金史俨然是井水不犯河水。尽管有不少宋史研究者声称他们兼治辽金史，可深究起来，他们感兴趣的无非是宋辽、宋金关系而已；而所谓的宋辽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辽关系史，所谓的宋金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金关系史。这与辽金史有甚相干？至于辽金史研究者呢，则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雍容。我没有打通宋辽金史的野心，但我很赞赏这样一种观点：研究辽金史，决不能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

        无庸讳言，在宋辽金史这个领域中，辽金史研究者历来是处于下风的。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有辽金史学家力倡宋辽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之说，这与其说是为辽金史争正统，毋宁说是为辽金史研究者争名分，我把它理解为辽金史研究者对长期以来遭受冷落所流露出来的愤懑和不平。辽金史学要想真正赢得史学界的尊重，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而这将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不过，正是由于辽金史的冷僻，所以尽管史料非常匮乏，但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活动空间还卓有馀裕。至今做辽金史研究，仍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在中国传统的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这是辽金史研究者独一无二的机遇。

        垦荒自有垦荒者的艰辛。老实说，做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话说回来，史学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虽无“黄金屋”、“颜如玉”，但自有一种旁人难以体味的乐趣。沉潜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够了。

        这部书之得以面世，全仗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刘雪枫先生一手促成。辽大出版社在尚未见到书稿的情况下，就将此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慨然允诺动用社里的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来补贴此书的出版费用，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出版这样一部读者面很窄的学术著作，肯定是一桩赔本买卖，显见得无利可图；此书的作者又不是什么名流硕儒，想也无名可沽。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尘世上，还有什么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更高尚的举动？它向这世界证明了学术的价值与尊严。大义不言谢。只要这本书还有人读，它就将把这种真诚传递给每一个读书人。

        自18 岁负笈远行，离家已近二十载。这么多年中，我总共只回去过五次。前年夏天，当我回到阔别十一年的家中时，看到母亲的一头银丝，不禁抱愧万分。我生性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当着母亲的面，我什么也没说。深夜沉思，只觉得欠父母的太多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给予我的爱和理解是无可替代的。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深深的祝福。

        在提到我的妻子张文时，我不能不以一种负罪的心情来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二年间，她有怨无悔地承担起这个家庭内绝大部分繁杂而琐碎的事务，给我以全力的支撑。令我深为不安的是，这种平庸的生活消磨了她的青春韶华，使她不凡的才具没有机会得到施展。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歉疚，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回报她于万一，不敢企望这本小书能带给她哪怕是一丝半点的安慰。

        曾有人建议我请一位前辈名流为这部论文集作序，被我断然拒绝了。我想，既然是学术著作，何须来这种俗套？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即令有名家捧场又能怎样？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但无论如何，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写下了这篇自序。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子夜，于京西大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