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适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说到胡适，我们1962的学者团队，被同行朋友开玩笑，说是自认“转世灵童”。1962年，胡适去世了，我们出生了，大有我们继承了胡适的思想血脉、精神灵魂的意思。自问有没有这个意思呢？略有一点。但是，我想这个意思，并不是我们核心的意思。

        1962学人论坛、学人论丛，以及我们还将围绕这个话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学术活动，跟2012年那个年份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那一年正是十八大大换届的年头，时逢领导集团的代际更替。今天回头来想，2012年中国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至少比去年和今年要活跃得多。大家有无数的想法，我们1962年出生的这一批学者，经常有机会私人聚会、学术聚会，谈论国家大事，谈论个人想象。这一年中国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总不能把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年头，“知天命之年”，埋没在一个执政党换届的宏大政治叙事之中，我们想。在这之外，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纪念我们在这一年曾经活过，不要说2012年只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我们自问自己白活了。后来一讨论，发现这一年还是有关乎现代中国发展、尤其关乎现代中国精神成长的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胡适的逝世周年祭。

        

        胡适在大陆已经遭到彻底批判。在批判当时，已经在知识界变得臭不可闻，至少变成了政治负资产。在台湾，胡适也一直遭到保守主义者和激进的思想主张者痛斥。

        有人说胡适是被台湾的保守主义者气死的。也许这个说法言过其实。但很显然，胡适的基本主张是十分理性的，最合理地切进了现代中国建构的核心命题，因而他从来不讨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好。这两批人在学术界是非常反感他的。在政治领域里，主张保守主义的，以仁义廉耻治国的蒋介石，虽然对胡适非常礼遇，但《蒋介石日记》披露之后，人们也发现，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对胡适非常礼遇，实际上内心痛恨胡适。因为胡适经常以导师状出现在“蒋总统”、蒋委员长面前。蒋委员长维持着当时一国领袖的基本风度，没有破口大骂，没有厉声呵斥，当然更没有严厉的惩罚。不过，蒋介石的内心对胡适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么一个人在台湾不讨好，在大陆更不讨好。政治家们认为，他的主张不代表国家前途。在精神生活领域里，已经获得政治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者，掀起了浩大的批判运动，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讲了，有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集，堪为证明。在思想界，保守主义很反感他。当时已经跻身台湾保守主义领袖阵营的徐复观先生,邀请他到东海大学做报告，现场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也许大家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们一些1962出生的学人，与1962年去世的胡适，在2012年遭遇，为了纪念我们活着的、1962年出生的人不白活，没有找一位各方都受欢迎的人士作为纪念对象，竟然找了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不讨好的胡适作为对象。这样一个人，其主张在现代中国并未变成主流，大家可能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文化名人来对待的。胡适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我们有必要去激活这个符号吗？我们当时的考虑不是特别复杂，第一，我们确实觉得有必要激活忽视这个符号，激活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当然是由“大词”提供的。因为，从专业角度看，我们当时这一批1962年出生的十来个学者，除了欧阳哲生教授大半生以胡适为他学术研究的职业，出版了非常多的胡适研究作品，而且编辑了20多卷的胡适文集，其他人都没有专门研究过胡适。我们从思想遗产上来清理胡适对现代中国的阐释，有点忐忑不安，生怕在专业上找不着北。

        为了激活这个思想符号，我们虽然没底，但是要努力。我们在专业研究上不以胡适为业，但我们把胡适认读为一种文化-政治状态。而且，我们愿意在思想的路上与一个伟大的心灵遭遇，诚恳地与胡适对话。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并不是仅仅想清理胡适的思想遗产，而是想在胡适的思想中，发现从晚明以来一直处在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尤其是在1905-1911年帝国终结以后，处在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两个共和国的现代建国选择困难中的中国，胡适还有没有政治上的指引意义。

        这样一个话题，实际上就不是一本书的话题，或者几篇学术文章的话题。我们几个1962年出生的学人，不谋而合，共同决定搞一个以胡适话题为起点的、连续性的学术活动，而且认定，这一活动应该是跨学科的对话活动。

        

        “1962学人论坛”第一场学术活动的话题，当然是胡适。学术活动结束后，大家各自撰文，编辑成书，这就成了《重思胡适》这本书。参会的10位学者，在各自忙于职业事务之余，积极撰文，最后成文的有9位。我们想通过胡适这个思想起点，展开对现代中国的广泛思考。目前已经确定的有三大话题，除开第一次学术聚会讨论的胡适以外，许章润教授主持的第二次讨论会的主体是“重思国家”，这次会议从胡适看开去，讨论国家问题，也有10来篇论文，还是中央编译出版社斥资出版，岑红编审做责任编辑。第三次会议，昨天才在南京大学结束，由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凤阳召集，主题是“重思社会”。明年将举办第四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单世联教授召集，初定主题是“重思文化”。

        这些话题，聚焦在中国现代转轨的国家状态上，延伸到它的社会土壤是硗薄的还是丰饶的，文化根基是浅薄的还是深厚的这类主题上面。我们想系统地重新思考一下，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是不是能够支持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1980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化热、传统文化热、现代文化热，持续不断，但到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化究竟会有个什么出路，心里还是没有数的。尤其是我们在座的三位，在1970年代末进入大学，亲历了整个改革过程。但是我们骨子里流动的文化基因，严格说来是“文革”的东西。不同于现今的极“左”派，我们三位都是在与自己“文革”文化基因战斗的学者。为什么有些夸张地使用战斗一词呢？原因在于，我们骨子里流动着的，实际都是“文革”的血。我们不与之战斗，就会轻而易举地陷进极“左”的泥淖而难以自拔。我们成长在一个唱红打黑的时代。我们的小学、中学都在唱红打黑，唱红不用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国际歌》，都是红得不能再红的歌了。打黑打谁呢？打地、富、反、坏、“右”，比现在打黑的范围广泛很多。我们骨子里流动着的都是红色血液，充满着斗争精神。但我们深知，中国是无法用这种斗争精神来解决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的种种问题的。对之，必须用胡适精神加以超越，才能促使国家走上健康的现代发展轨道。

        为此，我们1962学人论坛，尝试通过一些基本问题的清理，重新思考关乎国家现代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的态度很审慎，有着代际的自我规训。我们不认为自己能像50后学者自认的那样，能够为大家提供真理。大家大概都知道，今天在学术舞台上活跃的50后学术思想领袖，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望，就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关乎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他们动辄的说辞是“我在追求真理”。我们这一批人，强调自己仅仅是在清理学理。这是不一样的取向。我们并不准备提供什么现成的答案，仅仅想“重思”相应主题来清理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愿意与读者一起来共同清理想法。中国国家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辉煌、包袱这么沉重、发展这么迟缓、转轨这么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国人必须一起思考才能凸显答案的重大问题。

        

        仅就“重思胡适”这个论题来讲，想强调两个意思：一是我们在学术史上应当认真对待胡适，二是在当下谋求中国出路是应当借重胡适。大家都知道，今天流行的、中国大陆的新儒家理念，对胡适充满着与港台海外新儒家一样的愤怒，有人骂胡适先生掘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祖坟，是中国文化的叛逆。我想，这本书的作者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今天，无论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港台海外的新儒家，对胡适的理解都有不到位的地方。港台海外新儒家，因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而且他们接受过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破坏的条件下的文化教育，他们有资历与胡适讨论尊重不尊重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有资格与胡适商榷对传统文化的修养怎么样。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其实很多也是我们的同道、朋友，是学术界长期合作的研究者，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不要以为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会在任何层次和角度上，弱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远远不及胡适，对传统文化所怀抱的敬意、理性程度，更远远低于胡适。我们对胡适的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要确信，胡适从来没有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轻薄的态度。这不仅是胡适先生受教育的背景所注定的，也是他的研究志向所决定的，他晚年花巨大的功夫来著《水经注》，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胡适先生仅仅当作一个激进的、向传统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甚或五四运动的推手。新文化运动，并不必然跟传统文化构成对立关系。不要以自己认定的对峙性理念，认为胡适也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中，才能够张扬现代。其实，这是当下对峙传统与现代的学者，以自己确立的对立观念去轻薄地对待胡适。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醒轻薄胡适的学者意识到，胡适对现代的召唤，其深沉、其执著、其理性，尤其是他博大的世界视野、人类眼光，以及对传统所怀抱的亲和态度，远非我们一班眼光狭隘地盯住所谓传统的人士所能赶得上。

        对今天中国来讲，正处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十字路口，像胡适先生那样，能够对内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外以世界主义的眼光超越民族国家，有一种稀缺的人类眼光，在国家与世界这样两个层面上，理性审视中国现代发展的学者，真是极其稀少。在这两个视角中，胡适确确实实是为当代中国立下精神规则和建国规则的一个伟大人物。我们面对胡适，不管是我们1962学人，还是今天到场的读者，勿需以对胡适的崇拜感，来面对胡适。因为胡适不需要这样的崇拜。它不过是一个动力。这一动力，旨在推动我们去探讨中国问题，去努力建设好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去把中国的现代建国事业、社会建设事业、文化建设事业顽强地推向现代境地。这可能是我们从精神深层上与胡适先生发生共鸣最重要的理由。只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理由，促使我们受他的精神感染，理性展开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世界问题的思考，由此才不至于落到以偏概全、无比激愤的状态。胡适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一方面拒绝了激进主义，另一方面拒绝了拘守现实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是一面足以激发人们合理地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旗帜。如何对现代中国持有一个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性主义的眼光，尤其有一种坚守理性主义的基本能力，而又能保守我们的文化传统，对中国的健全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这正是我们对胡适表示敬意的、最切近的理由。

        正是在这一基本理由指引下，我们展开了自己的思考过程，展开了我们的写作过程，展开了我们今天下午的对话过程。

        

        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说来话长。简单归纳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一个政治家跟一个学问家的冲突和交汇的关系。毫无疑问，当年胡适作为五四或者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是毛泽东非常崇拜、敬仰的人物。在北大有所交集，但相交不深。毛泽东当时对胡适的景仰自不在话下，而胡适当时对毛泽东的扶持也相当明确。

        这是毛泽东跟胡适的早期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小人物和一个领袖的关系。

        到了后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0年代后期，毛泽东作为威震中国的政治枭雄，有一小天下的气概。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处理的核心任务是，树立作为新的政党政治权威以及建国的思想权威。胡适是民国的现代思想权威。两种不同权威的遭遇，正好与两种国运的走向叠合，走向不言而喻。话分两头。首先是1948和1949年阶段，当时中国政局发生剧烈转变，毛泽东曾经圈定的一个挽留重要统战对象的名单，胡适赫然在列。但胡适没有接受毛的挽留。当时国民党也开出了一个类似名单。但胡适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前往台湾。作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胡适拒绝成为政权转手的政治符号。试想，胡适留在大陆，一定会增加知识分子批判运动的戏剧性。那些留在大陆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像陈寅恪那样的人没有接受洗脑，大部分人都悲壮地变成了新政权的思想奴隶。如果胡适留在大陆的话，他将是毛泽东所议论的“解放后”的鲁迅。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身边人曾经问他，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么样，毛泽东的回答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不用直接讲，说得太多好像不太好。确实，同情地讲，新政权本身也有它进行思想和政治清理的必要性。只不过回头看看，当时的清理明显矫枉过正，掌握火候不到位。

        在1948、1949年，胡的选择，以他在美国的一家英文刊物所发表的一篇长文，对中苏美三边关系的准确评价，告诉大家“一边倒”的政策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显示，胡适跟新政权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建国取向，水火不容。这是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发起批判胡适运动，清除胡适在大陆的影响最直接的原因。胡适在大陆赢得广泛认同，以及他深耕的师生关系，让新政权必予除之而后快。胡适在北大的知识霸权，它让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最郁闷又最萦记于怀的，是让北大成了自由主义的圣地。这也是90年代知名学者刘军宁编《自由主义与北大传统》张扬的、胡适时代北大的一个面相。在胡适之前，北大其实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盘桓之地，并不是自由主义萦绕之地。但胡适之后，北大确实成为自由主义的根据地。1949年以后，如果不对胡适思想进行清算的话，激进主义主导的中国革命胜利者，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就会遭遇两个危机，一个危机是权力的激进主义思想支撑确立不起来，另一个危机是激进主义无法完全占领思想市场，不得不与自由主义分享国家观念空间。从延安窑洞中走出，登堂入室，进入主流社会的激进主义，借助政治批判运动，完全主导北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彻底清算了胡适思想。

        这是劝慰、慰留胡适不成，而显得恼羞成怒之下做出的必然举动。在政治上讲，树立思想权威的目的，其实要解决政治认同问题。1949年以后，胡适恰成政治认同的反面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当然会从早年的崇拜者，变成晚年的敌对者。不幸的是，胡适1962年去世，没有机会继续观察事态的演变。不过，这里很有趣的是，中国现代合理化政治即立宪民主政治乏善可陈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政治取得中国基本权力面，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却将自己思想的衬托者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大致是因为激进主义者如毛泽东想“毕其功于一役”解决中国问题。当他认为自己“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了中国问题的时候，当然对曾经在思想上敬仰的胡适，就会变成在政治上的仇视对象。这一重大转变也是合乎逻辑的。至于毛本人和胡本人的相互评价，意义不大。在某种意义上，与其欣赏他们的相互爱怜、惺惺相惜，不如看到其间蕴含的是建国选择的两条道路、两种品格。历史的书写很简单，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中国道路，以及他们晚年所寄居的两个政治实体的走向，已经呈现了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问题的答案，这多少有些让人冰凉的感觉。

        

        意识形态没有现成方案，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偏好以及政治主张，因人而异，因时变迁。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来自于国家权力的引导和国家权力施加的状态。对于胡适这一批学者兼政治家来讲，他们的意识形态判断，确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在1950年代初期，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一批身边的朋友就愤怒地谴责留在大陆、曾经也是朋友的人士，指责他们对苏俄一边倒，没有原则。胡适非常宽容的指出，大家何尝不做同样想象，当年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有什么理由站在高位去批评他们呢？确确实实，胡适在1920年代后期中国充满着“法西斯主义”式渴望的时候，也认为苏联模式是迅速拯救中国的一个途径。他对苏联模式不仅不表反对，甚至表示了赞成。在当年“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胡适对民主所做的辩护，底气也很不足。他认为，民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对我们素质低下的中华民族，是比较容易实践的。而独裁需要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加以实践，需要聪明的民族来加以坐实，我们这个低素质的民族远远做不到。

        今天看来，他对独裁的拒斥和对民主的辩护，跟我们一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情况。坚决跟苏俄对抗、而几乎一边倒向美国的蒋介石，在去苏联以前，对苏联的欣赏与对德国的欣赏，是高度吻合的。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意识形态上可能陷入两个泥潭，第一，我们落后，我们挨打，我们痛苦。第二，我们救国，我们振兴，我们图强，一蹴而就。这是落后塑就的一种政治心理、政治土壤、政治定势。与此相关的是，只要处在中国的背景条件下，去看全世界范围内哪一个国家能够迅速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国家处境，我们就由衷羡慕、悉心模仿，希望马上拷贝。不过蒋介石一到苏联，便彻底失落。他后来出了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便道出作别苏俄的原因。当年胡适跑去苏联一看，却为表面上的繁荣和蓬勃而心旷神怡，认为苏联模式是解决中国出路的选项。到了1940年代、尤其是后期阶段，他体会到苏联在中国的图谋，才幡然悔悟。认为中国走苏联的道路，要受到苏联的奴役。从1949年一直到1963年中国跟苏联彻底闹翻，完全印证了胡适的政治天分。

        我们今天已经不必要去苛责胡适当年对苏俄的欣赏，就犹如我们也不必要去苛责蒋介石及其身边的一批国民党青年军人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欣赏，因为历史已然铸就。但是意识形态的审慎判断，确实需要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尤其政治家们警醒。中国今天已经免于贫穷落后和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希望我们也能免于在危机中紧张地固守某种意识形态的张力。这种张力，从晚清、民国一直到人民共和国，都没有能够免除。今天我们在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的时候，内心依然充满着意识形态的紧张感，这是大可不必的。

        我们1962学人，并不准备给我们读书界、给中国的政治行动、给我们的建国方案，提供一个现成答案。这种现成答案，只能出自意识形态取向。我们愿意以探讨的态度，免于追求真理的独占，立定询问学理的宽容，来共同、渐进地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这就能免除这位提问先生所担忧的，我们将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跳跃。意识形态有几个承诺：第一，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以至于进入完美状态。第二，如果我们想通过国家权力来提倡某种固定牌号的治国方案，可以赠与我们想象世界中的那种理想状态。意识形态总是把观念和权力高度勾连出来。而这恰恰是今天可能遭遇的危机。无论是想推行某种牌号的意识形态，还是今天中国流行的极“左”、极“右”的意识形态，都认为唯有自己才能一揽子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并给定中国向何处去的唯一答案，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统统应该放下，统统应该有一种理性的姿态，去慢慢地推进、耐心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发展，在不急不缓之间行动，国家前途方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