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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巴黎游行现场:以笔为旗的万千标语,彰显出法国多重困境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龚克 发自巴黎
2015-01-12 16:21
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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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的巴黎反对恐怖主义游行注定会被载入史册。这一天,全法国范围内共有350万到400万人走上街头。而在巴黎,警方承认,由于活动规模超乎寻常的大,已经无法做出精确的数字统计,但据官方的一项统计,游行人数大约在150万,远远超过了以前预估的100万人。

        对于个体来说,这种大事件同时意味着两个方面:躬逢其盛,以及难窥全貌。因此每每看到媒体上眼花缭乱的文章,心里总会嘀咕:这和我看到的,是同一场游行吗?

        虽然游行从下午三点正式开始,但从上午十点开始,人群就开始向共和国广场汇集。我下午一点出门前,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广场已经人山人海,明白在那里已经不可能落脚,即便挤进去也动弹不得,于是转而直奔游行的终点站——民族广场,从那里逆向而行,终于在路线中段感受到人群逐渐阻滞,于是找个相对较高的位置,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

        在路上,我发现像自己这样的“聪明人”不在少数——尽管其中大部分是别无选择。市政府为了鼓励市民参与活动,像往常重大节庆一样,地铁和快线免费开放乘坐,但为应对人流冲击,前所未有地关闭了共和国广场周围多达12个地铁站,使得游行民众只能从较远地方开始步行缓缓进入现场。

        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为了确保游行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国警方共调动了2000多警力和1350名士兵,此外还有150名便衣警察和20多名狙击手。但当我们站到街头上才发现,对于一个上百万人规模的游行来说,2000多名警力压根就是沧海一粟。事实上,在正式游行队伍到来之前,我在游行路线的后半段甚至都没有看到什么穿正式制服的警察布防。当天晚间,法国内政部公告称游行活动顺利落幕,没有出现一起严重事故。想起每年全副戒备、如临大敌的新年夜(防止年轻人在街头酗酒斗殴烧车),我只能推测,或许这样严肃的游行主题震慑并约束了可能出现的混乱。

        

历史深处的“两点一线”

        和中国式庄严宏大的广场不同,法国式所谓广场往往只是些或大或小的圆形交叉路口,而且没有哪一个广场居于绝对的核心支配地位。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68年“五月风暴”再到今天,巴黎的广场成为民意的蓄水池,承载并见证着潮涨潮落的冲击。这次百万人大游行,则撼动了城区东部的“共和国广场”和“民族广场”。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这次大游行“两点一线”的地理关键词成了行动主题的完美诠释。发生血案的《查理周刊》杂志社总部位于僻静的尼古拉-阿贝尔街,但由于警方封锁案发现场,因此从7日晚间开始,附近的共和国广场就成为持续悼念活动的中心,几乎每晚都有自发集会,而这次大游行又名为“共和进军”,共和国广场自然成为再合适不过的起点。

        终点则设在3公里之外的民族广场。自法国革命以来,“民族”(nation)这个概念就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含义。一方面它取代国王,成为主权新的神圣化身,另一方面又把当时法国境内多重等级、社群、人种重新融为一炉,铸造成为新的法兰西(最典型的就是犹太人在大革命期间获得公民权)。因此,“民族”概念在近代法国语境中具有强烈的统一性色彩,也正是当代法国在族群融合进程中的终极诉求。

        《查理周刊》血案以来,最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句名言,大概就是伏尔泰所说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表达的权利”,以此作为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反击。而这次“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正是“伏尔泰大道”(另一条线路是共和国大街转奥古斯丁大街)。在这条大道上,好事者不仅张贴了伏尔泰的画像,而且“与时俱进”地替他代言,写上“我是查理”,让这位200多年前的哲人以吊诡的姿态穿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纷争中。

以笔为旗的抗议

        由于五十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内阁部长到场声援,尤其欧盟各国首脑几乎全体出席,相当于临时组织起一场波及北美、北非和中东的“泛欧峰会”,巴黎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奥朗德的致辞中声称:“巴黎今天成为世界的首都”。

        事实上,各国首脑所体现的,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道义声援,繁忙的外交议程加上巨大的安保压力,“峰会游行”手挽手行进四五百米就宣告结束。相反,倒是法国国内的很多政治人物处在选民眼皮底下(尤其是市长伊达尔格),走走停停,口干舌燥地接受采访,一路走到终点。

        相比之下,普通巴黎市民在游行中更加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人群气氛严肃悲愤,偶尔会有笑容但是不多。相对于以往大部分游行示威逐渐演变成狂欢的场面,这种“哀而不伤”的氛围已经表明了此前三天在法国人心中沉甸甸的分量。很多家庭是全家老少齐出动,甚至包括还在牙牙学语的孩童,让他们从小就能接受共和主义的浸染。

        如果以队伍中的标语为样本的话,这场游行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自由”而非“民主”。虽然在三天中经历了枪击、追捕、绑架等警匪片般的剧情,但法国民众的普遍反应、同时也是感触最痛的,仍然是《查理周刊》的血案,在他们看来,整个社会珍视的“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被粗暴践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真正“以笔为旗”的抗议。由于《查理周刊》血案源于画笔,因此无数游行者以形形色色的笔作为抗议的图腾。
        一张标语上写的是“只有墨水才应该流淌”(言外之意不应是鲜血),另一张则用形近词宣告:“我们的羽毛笔(plume)比你们的铅弹(plomb)更重!”

两个宿敌,一个寄托

        这场游行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一对冤家民族的历史性聚首:在政府层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相距几米远的地方并排行进。而在民间,既有大批犹太民众打出六角形的大卫之星,也有巴勒斯坦旗帜高高飘扬。

        由于此前枪手Amedy Coulibaly袭击犹太商店,给整个事件罩上了浓重的反犹色彩,因此犹太社群自然要借此机会发声疾呼。而一个多月前,法国议会通过决议承认巴勒斯坦国,随后,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相同决议,这给巴勒斯坦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因此在反恐游行中,两个宿敌民族都在法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点,也展开了一场无形的民意战和外交战。

        那句著名的口号“我是查理”,已经成为这次抗议运动的标志。但与此同时,它也衍生出无数的版本,其中在游行队伍中最常见的是一个三联句:“我是查理、我是警察、我是犹太人”,分别对应了这次事件中凶手的三个指向:袭击《查理周刊》,意在通过公开施暴行为让媒体噤声;袭击警察,因为后者是国家权力的最直接代表者;而袭击犹太人,则再次追溯到巴以之间的历史旧账,虽然反犹主义是欧洲国家的历史痼疾,但这块溃疡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言必提及的资源。

JUIF即是法语中“犹太人”之意。

        圣战者期望通过一次行动“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游行者则力图同时弥合裂痕,重申对表达自由的珍视、对国家权力的信赖、以及对族群宽容的期待。但据我所见,客观地说,最被充分调动的,仍然是秉持法国传统价值观的本地白人居民,而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群体,并没有显示出很强的行动意愿。虽然在游行中也的确可以看到诸如“我是穆斯林,我也是查理”,或者“(杀戮)不要以我的名义”的标语,但并没有形成引人注目的声势。此外,移民数量众多的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当天仅有6万市民上街,也从侧面显示出这一特征。

        走在伏尔泰大道上,面对潮水一样的黑底白字,你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是查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全球范围内无人敢撄其锋的“政治正确”,要说出“我不是查理”着实需要一点勇气。

        

《查理周刊》是自作自受吗?

        惊魂三日落幕之后,更加多元的反思声音逐渐开始浮现。在敢于声称“我不是查理”的人中,和枪手沆瀣一气的极端分子当然不必再提(事实上,法国社交媒体中尤其边缘群体中为凶手叫好的也不乏其人,显露出这种激进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土壤),而在认同文明价值的声音中,仍然有人不乏逆反心态地质疑:这份杂志是不是有点自作自受?如果不是激进的反宗教立场,这场悲剧是否本来可以避免?在大西洋彼岸,宗教议题在美国要谨慎保守得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侵蚀体制的自由性质,这又该如何理解?

        严格意义上的“自作自受”乃是建立在同一套价值体系上的,换言之,应是姑苏慕容式的“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但问题恰恰在于,博弈双方所依据的往往并不是同一套规范:法国选战前的彼此攻讦依据一套成熟规范,对伊斯兰国攻城略地和多国联军的空袭则依据另一套规范——但在这二者之间,尤其是带有外交因素的内政问题上,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

        多数反思性评论表达了对《查理周刊》蔑视宗教情感的怀疑,但万流归宗,最终仍然返回到“坚决反对暴力”的套路上来。暴力,尤其是用暴力“公开行刑”,已经被摒弃在社会内部文明法则之外。从伦理意义上来说,我们固然可以摆出一副高蹈姿态宣告暴力时代的终结,但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中,却无法彻底排除掉暴力这一维度。

        如果借用科幻小说的术语,这次《查理周刊》血案,正如1995年的圣米歇尔地铁站爆炸案一样,是一种“降维打击”。受害者可以指斥是“野蛮对文明的进攻”,但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个问题上,“野蛮”比“文明”掌握更多的维度,而不是相反。

        因此,在以一种逆反心理质疑《查理周刊》是否自作自受时,或许真正的答案在问题之外,需要我们跳出因果链条的逻辑陷阱,首先反问自己:我们究竟接受哪一套规范?

        

“共和”究竟意味什么?

        在当代法国这样一个多元体制中,不同族群和宗教之间的摩擦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常态,而不能以帝国体制下惯常的“羁縻”或“维稳”手段来对待,这恐怕是跨文化语境中最难调和的部分之一,也是旅法华人总是轻易抱怨“警察无能”的心态根源。同样,“共和”这个字眼实际上也包含着独特的文化属性。

        当游行结束之后,我问一位法国朋友:“所谓‘共和价值’对你而言究竟首先意味着什么”,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laïcité”——而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个词往往被译为“世俗性”,但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政教分离”。

        从1791年的第一共和开始,法国历经帝国、复辟、再共和、再帝国,并险些再度复辟,才最终确立了第三共和的决定性胜利,传统的王朝和教权无力重建政教合一,而世俗的最高政治权力也无意扮演神意代言人,由此最终奠定了现代共和制度的根本特征。

        正是从这一历史遗产出发,今天的法国社会选择了“共和”价值,来对抗三名枪手背后鼓吹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虽然捍卫“自由”是多数民众在《查理周刊》血案后的本能反应,但从历史纵深来看,“共和”——至少是法国式的共和——才是更加综合、更有针对性的武器。然而从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自由与共和之间也隐藏着深刻的悖反关系。

        血案发生后的一种声音是,我们不反对宗教,但反对“狂信”(fanatisme)。但在温和的无神论或泛神论尽头,同样有一个激进的、战斗的无神论,这正是《查理周刊》所代表的一极,它可谓思想光谱上“原教旨主义”的对立镜像。如果说枪手代表着狂信的一端,《查理周刊》则站在他们的对跖点:消解一切的那一端。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查理周刊》都以激进姿态扮演价值消解者的角色——想想周刊上奥朗德裸露的生殖器、内阁的全裸全家福、穆斯林湿吻的男同性恋暗示,以及圣母玛利亚岔开腿当众分娩的场景吧。

        某种程度上说,这场危情三日是一场“前现代”与“后现代”的战争。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抱一种貌似公允的“我不认同你的风格,但我坚决反对用枪让你们闭嘴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点破问题所在。因为以世俗化为标志的现代性天平,事实上是向“不信”一端倾斜的,它不会宽容极端的信仰,却倾向于宽容极端的虚无。而后者最有力的保障,就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性与表达和媒体自由——至少在法国这样一个“现代政治实验室” (孚雷语)里是如此。

        一个不太为人注意到的细节是,在《查理周刊》血案这场“前现代vs.后现代”的战争中,代表前现代价值恰恰却是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而倒在他们枪口下的漫画家,却是50岁、60岁、70岁甚至80岁的父辈和祖辈——后者深受“五月风暴”的影响,终身都保持着六八年人对一切形式权威的抗拒和反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比狂信的年轻杀人犯更加青春、更加现代。

        这种纠结的“弑父”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现代性的难题:“极化”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不可能奢望在《查理周刊》式放纵不羁的自由之外,绝不会出现库阿希兄弟式的狂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伊斯兰国”所代表的极端思潮不仅具有前现代的面向,同时更是现代的产物。深受政治正确意识浸润的媒体受众或许会认为,这只是恐怖分子的问题,而不是宗教或者信仰的问题。但坦率说,个人的信仰纯度或许值得质疑,二者作为整体现象却无法脱钩。将恐怖分子简单与宗教脱钩的二分法,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政治正确,一种正义凛然的懒惰。

        

“我不是查理”的意义所在

        从“我是查理”到百万人游行中的“我是警察”、“我是犹太人”、“我是法国”、“我是世界”、“我是爱”……一个充满同感心的句式也在病毒式传播过程中迅速流失其原本的意义,和“今夜我们都是某某人”一样,变得日益庸常化。《查理周刊》的幸存者Luz此前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那些遇难的同事在天有灵,恐怕也会嘲笑这种行为态度,“共和国不应该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送葬者”。这种不领情的态度或许会让悲愤的支持者更加悲愤,却展示出一个真正的、不羁而戏谑的“查理主义者”的底色。

        “我是查理”作为一种大众动员策略,自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但这种动员策略却不应当遮蔽它背后更为微妙复杂的维度。强调“我不是查理”固然不合时宜,却有其意义所在。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的玩世不恭之间,“我不是查理”意味着珍视自由、尊重信仰、却不被裹挟着选边站。另一方面,“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乃是人性普遍的弱点所在。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是,或许像去年四五月间的“Bring back our girls”(极端武装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掳走200多名女学生引发全球性抗议)一样,这一波“我是查理”的激情也将很快归于沉寂,留下逝者家属独自舔舐伤口。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社会却要长期面对族群融合的考验、以及现代性进程中信仰与世俗的紧张与背离。街头的一百五十万人虽然气势雄浑,却终非长久之计。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偏偏要说“我不是查理”的人,最终还是在向特立独行的《查理周刊》致敬,或多或少地,即便拒绝贴上那张黑底白字,我们仍然是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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