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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人政策坊三】2015年亚太十大趋势与六大风险

澎湃新闻记者 杨小舟 王泳桓 郑怡雯
2015-01-15 15:05
来源:澎湃新闻
外交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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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继续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的亚太有哪些趋势性的变化值得关注?又有哪些风险需要防范?

        2014年的最后一天,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三期“外交学人政策坊”,学者在本次“政策坊”提出了2015年亚太地区十大趋势和六大风险。

        

        讨论学者

        吴心伯(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合作与治理中心”主任)

        宋国友(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合作与治理中心”常务副主任)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开盛(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贺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亚太

        2015年“十趋势六风险”

        吴心伯:2015年亚太地区有十大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计划,这将对西太平洋、印度洋、亚欧大陆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长远影响。

        第二,东盟共同体建成,东盟合作步入新阶段。一个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东盟将对亚太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扩容,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该组织将对中亚、南亚的安全和稳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完成,跨太平洋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美国主导的规则对亚太经济圈的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第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结束。东亚合作在“10+3”之后得到扩展和深化。这不仅部分抵消了TPP对东亚国家的影响,而且意味着亚太地区合作会呈现东亚和亚太双轨并行的特点。

        第六,在奥巴马寻求外交遗产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更加注重务实合作,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有望取得进展。同时,中日关系会得到改善,东海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第七,朝鲜半岛局势仍扑朔迷离,朝核问题难以取得突破,朝鲜内政外交不会有大的改观,这使得半岛局势难以得到大的改善。

        第八,日本经济回归低迷,安倍经济学“黔驴技穷”。

        第九,中国推出的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开始实施,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有望取得早期收获。南海纷争降温。

        第十,阿富汗局势动荡加剧,阿富汗南部地区局势完全失控的可能性较大。

        宋国友:2015年亚太还面临六大风险。

        第一,亚太地区转型国家的国内政治风险。越南、缅甸明年都有国内选举。特别是越南,如果其个别领导人利用“中国威胁”实现政治目标,那对中国的挑战为何?中国需要关注。美国很可能通过支持越南的方式来插手南海问题,因此中国在南海行动时要将越南国内政治因素考虑在内。

        第二,朝鲜动向未知的风险。

        第三,恐怖主义袭击风险。前不久在澳大利亚悉尼发生了人质绑架事件,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比如印尼)是否存在恐怖袭击的风险?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不会扩散到亚太国家(尤其是穆斯林比较多的国家)?

        第四,日本、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风险。日本经济面临衰退以及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会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如果安倍拼经济没有成效,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拼安全、拼政治。明年日本想要修订《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在这方面安倍需要推进很多的立法修改。如果他在这方面推进力度过大,肯定会造成与中国关系的紧张。而跟中国关系紧张肯定会转化为东海局势的紧张。

        第五,俄罗斯经济困境带来的政治反应。俄罗斯能坚持多久?如果俄罗斯经济不行了,很有可能转而在政治上采取一些行动。

        第六,自然灾害风险。亚太地区地震、海啸频发,那么明年会不会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风险?考虑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对于亚太地区突发流行性疾病的风险应予关注。

        俄罗斯:制裁与反制裁螺旋上升

2015年俄罗斯国内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速下滑不可避免,政治风险不能完全排除。

        杨成:几乎与美同步,俄罗斯自2009年起同样开始重返亚太。中俄两国领导人是年批准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是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俄在继续坚持和加强对华关系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与日本、韩国、越南、印度等国的双边关系和参与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

        乌克兰危机系统性地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而影响了俄罗斯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和目标。俄罗斯判断西方主要的目的是要搞掉普京的政权,其强硬立场自然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乌克兰危机的一个衍生效应就是俄加速了它的亚太再平衡进程,以东方平衡西方,以陆权抵制海权,以边缘地带对抗霸权中心。

        目前看,2015年俄罗斯国内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速下滑不可避免,政治风险不能完全排除。

        这一背景显然为中俄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与俄罗斯在政治安全方面有高度认同感,因此未来也会有更多合作。问题是,普京不仅需要战略上的支持,同时也需要获得更实质的经济力量。俄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俄不会开口乞求援助,而更有可能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来获得平等的支持。从目前中国对俄关系的思路来看,我们一定会使用雪中送炭的方式。但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名义来支持俄,都必须仔细评估具体的经济风险。

        此外,中国需要考虑的还有政治风险问题。乌克兰危机后中俄合作的深化和加速已经被西方主要国家解读为两国结盟。我们既要抨击西方的错误认知,也要避免结盟的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有清醒认识。

        综上,在克里米亚归属问题不可谈判的前提下,2015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改善空间有限,持续走低可能是常态,制裁和反制裁会层层加码、螺旋上升。俄罗斯在亚太会有新动作,刺激西方国家做出反应。

        吴心伯:俄罗斯能多大程度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发展?亚太地区主要还是看中国和美国。2015年中国外交两个字:实和稳。

        “实”:落实,我们提出的战略需要落实,习主席上任后,中国的外交框架已经定下,概念也已成型,现在要看怎么落实。“稳”:东西南北要东稳西进。东海、南海,保持现状,进行巩固,往西部拓展。

        从整体趋向来看,中国处于外交战略推动上升期,美国则处于收官阶段,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将会成为影响亚太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朝鲜:大国外交不行就强硬举动

金正恩要来就必须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表态,并且尊重和切实履行六方会谈原先所达成的一些成果。

        李开盛:2015年,朝鲜会做哪些动作?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是正面的,那就是推动南北关系以及大国外交的突破。第二种可能性比较负面,比如朝鲜搞第四次核试验或者引发边界摩擦甚至冲突等。

        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会影响朝鲜的选择:第一个是朝鲜的国内政治。从当前情况来讲,金正恩政权在短期内是逐渐趋稳,通过外部挑战来克服内部权力不稳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第二个是朝鲜的经济。从外部一些现象研判来看,朝鲜国内经济虽仍较脆弱,但基本可控,金正恩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视民众的生活。从经济角度来讲,朝鲜不大可能做出什么挑战性的行为,相反获取援助会成为他推动外交突破特别是改善南北关系的一个动力。

        第三是外交业绩驱动。朝鲜在2015年要搞什么样的大国外交?中朝关系现在正处于调整期,美朝关系正常化可能性不大,至于日本,虽然朝鲜跟日本有过接触,但由于日本受美国的掣肘,因此日朝关系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展。

        这样一来的话,朝鲜大国外交的主攻方向就放在了俄罗斯。普京已邀请金正恩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如果金正恩无法得到国事访问的待遇,作为他的外交首秀,他是否能接受?

        其实,朝鲜现在最想要的还是朝美关系的正常化。靠俄罗斯,现在肯定不行。那么就只能靠中国。一方面中国是六方会谈主席国,可以去做美国的一些工作。另一方面,中国在对朝援助上也是有牌可打的。

        如果朝鲜在2015年上半年不能够实现大国外交的突破,南北关系改善也有限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会在2015年下半年做出一些危险的强硬举动。

        日本:安倍3.0的变数

如果工业开工率、财政赤字等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长期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国民对执政党的支持率就会下降。

        贺平:2015年中日关系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所谓的“安倍谈话”。

        到时安倍会借助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时机发表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讲话,日本国内也是希望安倍谈话能像村山谈话、河野谈话一样,成为日本政府表明历史认知的标志性谈话。

        日本希望到时中国能够对安倍谈话给予正面评价和积极回应。日方期待的这种中日良性互动到底能不能实现?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其实在小泉时代,正视和改善双边关系的类似表述也并不少,但是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实际行动使得这些表态显得非常苍白。

        其次,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在去年表现各异。前两支箭其实都是政策杠杆作用下的一剂猛药,短期内可能会有强心剂的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难以持久提振日本的经济。

        所以安倍最近就一直在推第三支箭,即经济成长战略。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消费意愿的降低、产业创新能力不足、中小企业增长乏力等等问题都是短期内难以通过政府行为取得明显改善的。

        这些问题,日本主流的经济学家以及国民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但是日本国民的这种期待和宽容是有一定的时效的。如果工业开工率、财政赤字等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长期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国民对执政党的支持率就会下降,在野党也会积极利用这样的机会做一些文章。另外,如果安倍经济学继续往下推,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通货膨胀率上升等,那么这也将极大考验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

        最后安倍个人政治生命和国内政治精英的分化组合。安倍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是一个变数。如果由于一些非政治因素导致领导人的更替,那么自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就会加剧。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在野党的两极分化趋势。这次选举,左翼和右翼的两极对立更加明显,同时新一轮的在野党的分化组合现在正在水面之下紧张进行,这也是日本政局当前存在的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阿富汗:失控可能性有多大?

阿富汗安全问题外溢的可能性存在,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国、印度等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类公共产品让阿受益。

        杨成:和吴老师观点不同,我认为阿富汗问题完全失控的可能性太小。

        重演昔日混战局面的情境只是未来阿富汗局势演化的可能性之一。它的实现需要诸多内外条件的完全耦合:

        第一,美国从阿富汗完全撤军,而其他地区内外的大国、中等强国都无法替代美国向阿富汗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

        第二,阿富汗国内和解进程完全瘫痪,塔利班温和派势力萎缩并屈从于好战派力量重上战车,巴基斯坦继续无条件支持塔利班;

        第三,阿富汗新政权的权力结构二元化成为常态,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得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议程难以实施。

        现在看起来,每一个条件都难以充分达到。比如,阿富汗安全问题外溢的可能性存在,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国、印度等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类公共产品让阿受益。

        再比如,巴基斯坦自身陷入了“发展陷阱”,已经自顾不暇,这当然有可能造成边境地区的失控。

        至于阿富汗政府的权力配置可能会导致一阵拉锯,但常态化的可能性不大,终将回归正常轨道。

        当然,我们需要对塔利班最新的动向高度警惕。2014年,塔利班越过传统的活动范围数度进入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带,发生击毙土边防军的恶性事件。塔利班的传统财产来源是毒品收益或外部势力援助,但现在似乎开始效仿伊斯兰国,打起了油气田的主意,这可能会对中亚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支点国家:中国有得有失

        陈志敏:我觉得2015的一个趋势是,从单个国家力量来说,中国国力继续增强,但从合纵连横角度看,我们的处境会是“有得有失”。

        “失”是指原来的一些地缘政治的战略支撑国都面临问题:要么是力量被削弱,比如俄罗斯、巴西、伊朗、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等等,有各种原因;或者是跟中国关系疏远了,比如朝鲜;或者是虽然未必和中国疏远很多,但跟美国靠近了,比如古巴、越南、缅甸等。有学者在研究如何打造战略支点,还有哪些支点国家没有被削弱和疏远呢?2015年,这个趋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中国的战略是什么?一带一路是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地缘经济战略来固化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防止这些国家过分遭到削弱或者疏远中国;进而,通过地缘经济战略的溢出效应来发展与更多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合作。这会是我们“得”的方面。同时,我们不要太过理想化,以为我们可以把美国的一些盟国完全争取过来。

        所以中国还是要“低调”,扎实地发挥中国自己的比较优势。毕竟中国那么多资源是非常吸引人的,已经有50多个国家愿意和我们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亚太地区,存在一些摇摆国家,我们不能把它们推向其他国家。

        杨成:一个类似的案例是俄韩关系。韩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很大的经济利益,2013年该地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都是韩国,两国签了所有类型的护照免签证协议。但是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要求盟国都要制裁俄罗斯,韩国能怎么办?这就是中国可能面临的同样问题。我们很难在短期内把经济合作做到强过美国盟国体系的权重。

        吴心伯对中国的亚太地区外交不能那么简单地看,如果说把目标定在和美国争夺盟国,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是中国外交的意图。

        我们现在和澳大利亚和韩国发展关系,第一个是“利益分流”。一个国家主要谋求两个东西,安全和经济,过去他们都把这两个东西押在美国身上,现在呢?很明显,他们经济越来越靠中国,安全还是靠美国,两条腿中的一条已经在往中国这边跨。除非是面临非常紧迫的外部安全威胁,否则一般政客首先考虑的是经济,经济做不好就下台,所以让他们“利益分流”很重要,其中一个利益与中国捆在一起。

        第二,对他们的外交和安全立场有所牵制。正是因为实现了利益分流,所以他们在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时候才会考虑,他们能走多远,能做多少事情,才不至于影响他和中国的经济往来。

        2014年9月我们去澳大利亚访问,澳大利亚现在很纠结:美国搞“再平衡”,澳大利亚当然要配合,但是它经济上还是靠中国,而且未来趋势还会加强。

        我举个例子,韩国、澳大利亚再怎么与美国合作,也不敢在安全问题上与中国正面冲突。美国一直在推动澳大利亚跟它在南海搞海军联合行动,澳大利亚就很犹豫,担心这样刺激中国,影响中澳关系。如果中澳之间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澳大利亚就不会犹豫。这些是潜移默化的。

        这对中国来讲,就是外交上很大的拓展和进步。

        我们并不是要和美国争夺盟友,我们只是希望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和美国合作时考虑不要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所以我们的外交还是要务实。现在没有哪个国家会按照美国的思路,打造一个全球同盟体系。

        (“外交学人政策坊”是东方早报新媒体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栏目发起的一项外交政策研究交流活动,旨在为学人同行创造机会进行跨学科讨论,共同提高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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