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者：学者该把忠诚献给历史

        【编者按】作为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长达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是英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独立报》称，“作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批评家，甚至超越了F.R.利维斯。”查尔斯王子曾高度评价其在学术界的地位，称其为“可怕的伊格尔顿”。

        2011年，伊格尔顿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出版并被译成中文，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和关注。去年，其新作《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和访谈集《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中文版先后在国内出版，再次引发学术界对这位“不受时代思潮约束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讨论。

        近日，伊格尔顿接受英国高等教育报刊《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的专访，谈及了他50年的学术生涯。

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是“糟糕的日子”

        伊格尔顿1943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索尔福德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21岁就成为18世纪以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最年轻的初级研究员，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69年，他转到牛津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伊格尔顿已蜚声海内外，成为国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左翼公共知识分子。1983年他的著作《文学理论介绍》对新潮流的介绍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被重印了近20次，成为当时文学系学生的必读教材。他还定期为《卫报》和《伦敦书评》以及其他许多主流媒体撰写文章，文风一向是冷嘲热讽、插科打诨，《卫报》称他“在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文化批评家中首屈一指。”

        面对《泰晤士高等教育》记者，伊格尔顿用“糟糕的日子”形容自己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家和诗人，分别是波兰著名作家波莱斯拉夫·普鲁斯和美国现代诗歌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而他最喜欢的音乐是莫扎特的“A大调竖笛协奏曲”和“泰迪熊的野餐”。

        对普鲁斯、莫扎特和牛津的喜欢，源于他在故乡索尔福德的童年时代。他回忆道“人们常常说起那里的河，连鱼罐头都不能在里面生存。”随后，他提及自己父亲，一名社会主义者，伊格尔顿说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我怀疑他一生从未读过一本书。”他也曾说过，“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以我父亲的名字，人们喜欢他。”

        谈及童年的阅读经历，伊格尔顿表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冒出了关于读书的奇怪想法，但他回忆道，“大约8岁的时候，我脑中萦绕着该阅读经典文学的想法。我不知道经典文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们是三本书还是三百本书。然后我拖着我可怜的母亲，来到曼彻斯特中部的一家二手书店，那里有一排狄更斯的小说。我问店员，‘这是经典名著吗？’店员说，‘是的，这是经典作品的一部分。’我母亲支付了5先令，剩下的2先令6便士分期支付。我半知半解却又坚持读完了这些书中的大部分。”

 “共产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伊格尔顿早年也信仰天主教，并将这种信仰带到了大学：“当我来到剑桥后，”他说，“我成为那儿一个名为‘天主教左派’（Catholic Left）运动的一员。你看，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激进版的基督教。”

        伊格尔顿于1969年转到牛津任教，“我从一个堡垒搬到另一个堡垒，这一次是到一个充斥着右翼中古学家古怪念头的堡垒。偶尔，我会看到一些教师直白地穿过马路，就是为了要避开我。当时我认为，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但现在我觉得，这不过是因为我来自剑桥而已。”

        伊格尔顿解释说，现在他更喜欢“共产主义者”这个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意思不错，但是‘共产主义者’更是一种实用性术语。”

        他转而谈及1970年代学院里激进的好日子，“我受邀在丹麦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两名羞涩的年轻学者迎接了我，其中一人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录音机。他们说，‘我们的学生认为演讲是暴力的一种形式，所以你不能在这里演讲。你愿意对着录音机演讲吗？’最后我对着录音机完成了整场演讲，他们点了点头，带着录音走了，仅此而已。”

        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段激进的日子里，文学批评可能发挥政治革命的作用。彼时伊格尔顿自称是“一个认真、高尚、冷酷的知识分子”，许多年过去，他解释说，1980年左右的女权运动让他脱离了那样的阶段，从那以后，他的作品表达了各种各样“低俗的”美德，如矫揉造作、讽刺和喜剧。

孤独是激进生活的一部分

        伊格尔顿曾在其1987年的小说《圣人和学者》中写道：“你的革命不会成功，因为你还没有学会轻浮。”

        喜剧是怎样的？为什么如此重要？伊格尔顿说，“喜剧可以成为友谊和团结的一种形式。我的意思是，激进派的困难之一是要不停地反对或者排斥异己。激进分子想要和其他人一样摆脱孤立。”对伊格尔顿来说，孤独似乎是激进生活的一部分。他回忆起德国抒情诗人和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引用他的诗句说，“‘我们想要为友谊做准备，可自己根本不可能友好。’”

        伊格尔顿称，他曾经为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写过一出关于布莱希特的剧，不过这出剧胎死腹中。他补充说，如果自己不是一名学者，肯定会成为一名演员。随后他又好像自相矛盾地信誓旦旦道，不过，我们每个人都被“内在的必然性，自身坚定不移的规律”所推动着前进，无法选择。当THE记者问他是否可以举例说明时，他说，“写作，我必须写作。事实上，你知道的，有时候我写什么并不重要。当我写作时，我极度自信，感觉一切在自己掌握中，仿佛自己不在平常的生活中。”

大学不再是人性批判的中心

        1980年代，伊格尔顿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天主教的身影。随后的一段时间，其作品中又充满天主教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基督教似乎成了伊格尔顿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要表达形式。

        50年前，伊格尔顿把自己看成一个基督徒吗？应该让《圣经》复活吗？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包括来世吗？“不，”伊格尔顿说，“来世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一样，‘人们相信人死后，永恒开启，这多么奇怪啊。’基督教的信仰是此时此刻的永恒。”永恒只限于当下吗？他回答道，“永恒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无止境地活下去，那将是地狱。”

        那么大学是什么呢？作为一名评论家和学者，该把忠诚献给谁？给真理、知识、探索，或者给自己的部门经理，研究“卓越框架”（英国开展的评价高等院校科学研究项目质量的一个行动计划）和纳税人，或者学生，或者雇用自己的任何人？还是上帝或凯撒？

        “历史”，他回答，“历史为评论家设置任务。关于大学，现在我们生活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大学不再是人性批判的中心，反而成为新资本主义野蛮的价值所在。”

        那大学还有希望吗？伊格尔顿笑着引用卡夫卡的话，“‘是的，希望无限，但我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