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没像今天这么软弱，没用

        主讲人：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题：一九八四，另一种叙事

        时间：2015年1月9日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编者按】

        “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软弱，像今天这么没用，没人看，非常弱。”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一九八四，另一种叙事”——“新人文论”（纪念版）出版座谈会上说，中国文学评论的繁荣时期分别是1920、1930年代和1980年代，对于文学评论的现况，他用“软弱”、“没用”来形容。

        “新人文论”丛书是1980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作为丛书作者之一，许子东在座谈会上表达了他对文坛美好旧时光的留恋。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许子东发言内容的摘录：

        《郁达夫新论》后记里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今文坛，不仅寂寞，而且和谐。无论作家之间，或流派刊物之间，均极少批评论争。名家名作今天怎么产生？只能一靠评奖，二托媒体，三打官司了。”对今天这个现状，说实在话，我很不满意，说重一点，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软弱，像今天这么没用，没人看，非常弱。

        我说这个话是基于这么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我研究的对象是“五四”文学，古代不去说它，在1920、1930年代，中国的文学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不同的社团，他们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作品，有自己的口号，有自己的杂志，互相争论，当初骂得一塌糊涂。今天回头看，我觉得梁实秋也有道理，鲁迅也有道理，徐志摩也有道理，郁达夫也有道理，总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局面，我非常留恋那个时期。后来1930、194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文学流派的论争越来越倾向左中右，越来越趋向正反，也就失去了文学评论繁荣的局面。

        文学评论第二次变得有力量是在1950年代以后，在新的国有文学生产体制之下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第一，作家全是干部；第二，只拿稿费不拿版税，跟读者没有关系了；第三，所有的文学评论变成了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管理作家、甚至管理读者的途径。那个时候的评论非常厉害，作家非常在乎自己的作品在《文艺报》或者其它什么报纸上被评论，当然很多评论今天回头看意识形态有很大的问题。

        我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研究的是“五四”那个繁荣阶段，我的第二个幸运是，当我开始做这些研究时，我居然有幸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评论的第二个繁荣阶段，就是这套书（“新人文论”丛书）的阶段，也就是30年前，1980年代。

        ……

        今天回头看，当初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很大的影响，当初做当代文学的批评的一些人有很多都是现代文学转过来的，而且我回头一想，当初我们做现代文学的那些人，开始的时候都是用一些今天看来是比较笨的方法，就是“作家论”。我第一次爱上赵园就是看她写的关于郁达夫的评论，她后来还写关于老舍的评论。赵园的文章真是有才气啊，后来我才知道她这么善良。当初我只看到她有才气，我真是佩服。说句真心话，我当初认识老钱（钱理群）、赵园都不是先认识人，而是看文章，以至于我建立了一个世界观，就是人跟人的认识通过文章比平常打交道要可靠得多。在生活中，有很多人我认识了几十年，我到今天还看不透他们的心思，我永远无法琢磨他们的行为，我也交不了朋友。但是，有时候你看一篇文章，你就知道这个人跟你是同志——当然，“同志”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反正是可以相通的。

        那个时候我们很开心，研究生刚毕业，也很顺利，想想今天的研究生，我们那时候真的很顺利，我们有钱先生（钱谷融）、王瑶先生等等对我们的支持，又赶上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好在现代文学评论有很多空白，我们可以去闯，有很多的文章我们可以去写，我们写“作家论”，当初有一点笨，后来因为我们的“作家论”出身，赶上后现代的话语系统也比较迟缓，但是我也不后悔，我觉得我们做的也还可以。

        另外，我在后记里讲了，除了北大的这些朋友以外，我有几个上海的哥们，就是吴亮、程德培、蔡翔，包括我学校的殷国明，等等。他们从一开始非常快地转到了当代文学评论，我是比较慢一点。现在回头来看他们的当代文学评论，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按照我刚才讲的那条线索。1920、1930年代以后，1980年代又出现了文学评论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黄金时期，一方面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打破了很多禁区，文学评论当时做了很多贡献；另外一方面，那个时候很多作家、作品跟评论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我记得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被吴亮拉去讲课，下面坐的学生包括莫言、余华、徐星、洪峰等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吴亮，当时从工厂出来的一位文学批评者，他大学都没有读过，他们在这里出的书，他们就跟当时一批作家变成了好朋友。他们在作协的创作研究室看马原的手稿、王安忆《小城之恋》的清样，然后就有评论。

        所以你们看这套丛书（“新人文论”丛书），除了现代文学当时的学术突破以外，还会看到1980年代中国的批评家跟作家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今天是非常让人留恋的。今天这些作家，你问贾平凹，你问莫言，他们不看这些评论，因为政治评论已经失效了，也没有批判了，同行的评论他们觉得没有关系，他们反正获奖了，总有人说好。可是当年余华说过，他把张新颖——当时复旦的一位年轻人——评论他的一篇文章贴在床头，贴了三个月。我很怀念这个事情。

        1987年，我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后来二三十年一直在海外的学校。我们这代人大部分都没有受到新批评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我们写的时候，也没有受到结构主义的大的影响。所以当我离开大陆的时候，会反省我们过去带感情色彩的“作家论”。当然接下来的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学院里的学术思潮，后来也很快受到海外的一些研究方法的影响。以至于做得比较差一点的就会出现像赵园刚才讲的，从一个问题、一个概念出发，去寻找几个例子，或者甚至于论什么东西的几大特点，论三个潮流，这些比较大的、比较空疏的东西。

        过了一些年以后，我自己也写了一本结构主义方法的书，我也试图用新批评的方法做研究，但我最近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作家论”，我觉得不必在学术上全部否定。因为内地也是否定，1990年代的一批人也会说1980年代的研究有很多空疏的问题，有许多个人色彩的问题，甚至说研究者把自己的印象、感情因素放在研究当中，因为从形式主义开始，西方现代文论都强调文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它是关于文学或者是关于文学性的一种科学研究。换言之，文学研究应该排除感情，排除个性色彩，排除个人因素。这曾经也一度引起我自己的反思，我觉得我们这种带感情因素的，像刚才赵园说的，过了这个时间点就写不出的一种评论，是不是真正严谨的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呢？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不是，文学这个东西很奇怪，二十世纪的方法，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可以很不错，但不代表勃兰兑斯、泰纳他们写的就没有价值，文学不是一代超越一代的。

        三十年以后回想，我们人文研究其实是没有办法彻底排除个人的性情、感情，甚至是人格因素，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要按照佛克马、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完全否定掉我们1980年代的这么一种学术方法，更何况“作家论”还要求一定的阅读量，这个阅读量在今天已经变得很奢侈，在我看来写好一个作家的作家论等于半部文学史。

        的确，今天大学里的阶层非常难跨越，研究生怎么样把老师叫成老板，怎么样花钱去出版论文，怎么样在这么一个层层级级的学术阶梯上往前走，是很困难。我过去的六年一直在做中文系的主任，负责收研究生，负责招人，碰到大量的研究生的申请，我还就是没碰到一个研究生在他毕业的时候拿了一本学术著作，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题目，哪怕是张爱玲小说中的纽扣，如果研究生能够好好地认真写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在大学里也还是能够走出一条路的。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