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贝娜之死引发的媒体伦理大战：记者进入病房之后

        1月16日下午16点55分，著名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17日1点34分，知名娱乐爆料人“娱乐圈揭秘”在微博发布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来自一位当时在北大深圳医院现场报道姚贝娜病逝新闻的记者。这位记者称，16日姚贝娜病逝后，《深圳晚报》的三位记者伪装成姚贝娜的主治大夫姚晓明的助手进入太平间拍摄。此举引发了姚贝娜家人和华谊公司工作人员的怒气。

        随后，姚贝娜的经纪人博宁在微博指责了《深圳晚报》，疑似证实了爆料为真。且16日姚贝娜病逝之后，深圳晚报是第一个将消息报道出来的媒体：姚贝娜病逝于16点55分，而《深圳晚报》报道此条新闻的微博则发布于16点56分。

        17日9点16分，拥有14万8千粉丝的新浪微博大V@释不归（认证为CCSMEDIA 执行董事 郁晓）发布微博：

        “【记住这几个名字】深圳晚报记者赵青、陈玉、李飞跟着姚晓明进入太平间。华谊袁涛和家属以为是医生助理，就没在意，开始要手术时记者们拿出相机手机拍摄，家属和公司愣住立刻喝止，因此在里面发生争吵，记者大喊新闻自由，姚母在混乱中被推倒。袁涛勒令他们将相机里的照片删清，并将他们推了出来。”

        这条微博所描述的记者行为可说相当极端，自然刺痛了正在为姚贝娜之死而陷入惋惜和悲痛的人们的神经，一时舆论哗然。截止发稿，@释不归这一微博已有近24000条转发。

        然而到中午12点15分，质疑此说的微博亦现身网络。以研究传播技术、挖掘网络传播事件真相而走红的另一新浪大V@破破的桥根据网络出现的最新报道，发微博指出释不归微博的几处“添油加醋”有舆论引导之嫌。破破的桥指出，首先事件发生地不是太平间而是病房，红线处则为@释不归依据自己想象添加的内容：

@破破的桥进一步向@释不归发问：1.添加“开始要手术时”的目的是什么？2.添加“记者大喊新闻自由”的目的？3.添加“姚母被推倒”情节的目的？最终效果是什么？

        破破的桥的微博成功引起了对@释不归微博的反思，网友们开始批评释不归的言论，“煽动舆论”“网民脑残易引导”“人都死了应息事宁人”“记者拍摄是职务行为”“质疑无非是为炒作”。然而17日下午16日35分，华谊兄弟官方发出官方微博，称他们“正在收集各种相关证据和资料，我们将第一时间把我们收集的证据和资料提交给深圳市市委及市委宣传部。一旦查实，我们要求对深圳晚报相关负责人及姚某某医生进行严肃处理，华谊兄弟将持续关注该事件的进展并对深圳晚报及姚某某医生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希望对逝去的贝娜及关爱贝娜的家人与朋友有一个交待。”

        

在死亡面前，那些等待的记者就像秃鹫？

        目前对于《深圳晚报》的行为细节尚待进一步调查与报道，但在社交平台上，一场关于媒体伦理与公众情绪的大战，也拉开了帷幕。

        死亡报道向来是一个敏感的媒体领域，媒体人的职务行为冒犯悲痛家属的情绪，并引发双方冲突，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姚贝娜去世后，她生前所在医院有人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休息区坐着若干和平素不同表情的人，小伙伴们告诉我：这些是记者，等待着报道某位名人的消息。淼哥莫名地想到了秃鹫，丑陋的外表下一颗贪婪的心，毫无怜悯地盯着死去的猎物，就等第一时间扑上去。

        ……她的亲人在门口痛不欲生，她的医生在门内彻夜奋战，她本人也在和死神做斗争。与此同时，某些记者守在旁边，就为了满足猎奇者的新鲜感。他们在等什么消息不言而喻，可病人、家属、医生的感受你们想过吗？”

        “秃鹫”这一富刺激性的比喻，不免令人想起1994年，摄影师凯文·卡特的著名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这张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让巨大的荣誉和批评同时包裹了作者，公众纷纷以人道主义质疑摄影师“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在那张照片的女孩身后，就落着一只等待她死亡的秃鹫。

        “时至今日，那只贪婪的秃鹫还未离开，它变成了一个个记者，虎视眈眈地盯着你，我，他，所有人。有人说，世界总有人不幸，记者只是记录不幸。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记者在记录不幸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幸。”这段话来自一位据称来自传媒专业学生的文章《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署名“掀起你的头盖骨”。此文在姚贝娜去世后，迅速刷屏了许多人的朋友圈。并由此引发了媒体圈对于媒体伦理的大讨论。

        文章作者是一位尚未入行的媒体新丁，却并未捍卫媒体的职业天则，而是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对自己的未来行业表示了反思甚至是厌恶：“我要是姚贝娜的家人，一定狠揍这帮麻木的记者一顿”。 “新闻记者可不就是秃鹫么，一只只盯着普罗大众苦难的、欢乐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在新闻成为商品的时代，素材、故事是记者的追求，一颗有关怀的心却被流放了。有哪位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么？”

        “我们有多哀伤，记者就有多成功，主编就有多高兴。这话说的可能有点市侩、不讲理、小人之心，但我固执地相信这就是事实。

        记者需要新闻素材，需要稻粱谋，他们也有生存压力，但是无论如何，一想到他们面朝着病房等着一个人的死讯，厌恶感就蜂拥而来。”

        作者对于记者行业，似乎有一种朴素的“铁肩担道义”式的期待，他在文末称：

        “虽是如此，我仍然毫不怀疑很多记者心中仍有人性的温度，他们仍能够在面对社会苦难时流下真挚的热泪。在这个功利的时代，每一个职业都在疯狂攫取利润，记者天然的道德责任和人文关怀，应该成为这个寒冬里的一支蜡烛，默默点燃，星火燎原。”

        这位预备役新丁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媒体从业者们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媒体行业的天职是报道新闻，此次姚贝娜事件中的几名记者固然越过了行业伦理的红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对于公众人物的死亡没有报道权。家属与公众的悲恸心理机制都是复杂的，记者报道死亡这一职务行为本身并无问题。

        记者陈博撰文《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坦言“扮演好公众形象和写稿大牛，是记者的天职，无关情怀。”

        “有种情形我经历的太多了，死者家属采访现场恨不得把记者打死，隔三天又打电话道歉并求留份报纸——因为这是死者留在这世上最后的影像。尤其是平时难上头条的普通人。

        能平和地接受别人等你死，这是一种做人的自信，无关哀伤，越是名人越想明白这个道理。能时刻扮演好公众形象和写稿大牛，这是记者的本职，无关情怀。

        每个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这15分钟选在什么时候，论调和观点都不同。我有时候想，如果姚贝娜病逝时，全国媒体都静默呢，都回避呢，这对她才公平吗？目前见报的稿子，有很多泼脏水的吗？难道让记者们都散去，统一发新华社通稿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他人的苦难，平衡自己的不爽，焦虑下的中国，每个人都严以待人，宽于律己。”陈博如是总结。

        而另外一位媒体专业研究生Pakerchao直接点名批评了《记者在病房外》一文，认为该文“处处以感情渲染而不以专业言事，实在让我大为惊诧。”

        Pakerchao同样从职业分工的角度捍卫了记者行业：

        “用泛道德化和滥情的视角去看待一切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当人们进入某一种职业角色承担一定的社会分工的时候，感情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取舍的。无法想象，正在主刀的医生，为手术台上的病人啜泣；也无法想象验尸的法医因为同情可怜的死者而无法举刀。一些特定的职业，工作状态的他们必须要把悲悯暂且收在心中，用他们的专业用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

        

深入反思：在媒体人与公众之间，共同的伦理如何产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呼吁社交网络应该避免以极端化的态度看待此事，但他同时承认，“狗仔”式的行为确实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不应极端化地评价这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深圳晚报记者的做法也是敬业精神的体现，媒体人关注名人是理所当然的，他的专业精神值得认可，不能一概抹杀，狗仔背后有敬业精神。

        另一方面，狗仔伪装成医务人员进入太平间的行为突破了底线，尤其在死者家属情绪处于一个极端状态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的新闻伦理准则比较粗线条，但暗访也要有前提。一是别无他法，二是公共利益。这个记者的采访显然缺少更大的公共价值，更多就是娱乐新闻意义的。他的行为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也是对家属的冒犯。

        今天的社交网络都在讨论这件事，态度是两个极端，我想说的是，一个记者的个别行为不能作为整个行业的污点，还有媒体不是只有负能量。”

        相比张涛甫，资深从业者连清川的表态就鲜明的多，他指出，此事反映出媒体人要防范来自公众的敌意。他认为此事中买通医生到停尸房拍照的记者，是操作失当而并非伦理问题：“我认为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伦理缺失，蹲守在病房、等待病情是记者的本分，跟伦理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以前《太阳报》也有过买通医生拍政要最后遗容的例子，也是新闻操作的一种方式。但是记者装扮成医务人员到停尸房拍照，在操作上是失当的。职业本身的技术手段是不是都要归为伦理问题？是值得怀疑的。记者到黑煤窑暗访，用针孔摄像机拍摄，是否是失当？这些都需要放到一个具体的语境、情境中考虑。”

        “你说姚贝娜事件只是一个娱乐事件，但它是否与公共利益一定无关？外国那些政要花边新闻是否与公共利益一定无关？姚贝娜的事情可以从很多个角度解读，娱乐新闻也有存在的意义。这并非黑白分明的。”

        连清川认为，此事与其说折射出某些记者职业伦理的缺乏，不如说折射出中国民众对职业尊严的漠视：“把所有事都上升到道德审判，而轻鄙漠视职业的尊严，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落后，而民智不开最大的障碍。喜欢姚贝娜，但仍然要守在病房门口报道，这才是一个记者的本分。”

        而来自浙江大学的传媒学者何镇飚做的更多是持中之论，一方面，他认为记者“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采访。”，但另外一方面，“不经家属允许，拍摄逝者尸体就不对。报纸不能刊载尸体照片。记者冒充医生偷拍尸体，更没有辩护的余地。自己道德沦丧，还怪别人道德高地。”

        在他看来，此事确实折射出记者职业能力的缺失：“我并不认为记者不能守候在病房外面等待消息。只是，你没有学过如何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平时不学习，关键时刻能指望记者表现出色？“

        另外，他还批驳了一些对于“公众人物”的错误看法：“有人认为姚贝娜是公众人物，因此没有隐私，记者可以拍摄尸体。不禁对这个错误批驳几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闻伦理认为，公众人物是政治人物，其一举一动都和选民利益相关，所以无隐私。娱乐明星只是需要媒体报道，所以正负面新闻都可报道，但有部分隐私权。非公众人物有完全隐私。监督公权力和侵犯个体隐私是两回事，但是不论哪回事，都不能拍摄和刊登逝者照片。”

        此外，何镇飚在接受采访时，同样忧心忡忡于中国舆论环境下，公众对于媒体的污名化与误解。他一再对记者强调：“此次事件只是部分记者行为失范，不要过分抨击媒体。”“纽约时报的讣告是好几年前就准备好的，而且往往是名家执笔。这不能因此认为媒体冷血或者幸灾乐祸。将公众人物的死亡信息公之于众，是职业要求也是尊重逝者。”

        何镇飚认为，我们的新闻引起公众争议，恰恰不是因为新闻太多了，而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太少了。“新闻避免二次伤害和新闻的独立自由并不矛盾。产生矛盾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匮乏，而新闻专业主义首先是伦理。”

        显然，如今在大众和新闻媒体人、以及不同的新闻媒体人之间，对于媒体伦理并没有一致的认知。正如新浪微博网友@吉四六所说：“同样一批人一个行业。在上海踩踏事件时，潜入太平间，证实官方报导的真实性。这个时候公共舆论并不需要记者征求家属的同意，一片赞扬。而在姚贝娜事件中，同样的潜入太平间就变成了一片骂声。骂的最起劲的人是不是需要思考一下，除了道德评价之外，能不能在这里面看到记者工作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