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激辩言论自由与宗教尊重：这个世界会好么？

包刚升（复旦大学）：

        我想从角色视角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刚才在问自己，如果我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编辑、一个主编，我会不会做《查理周刊》尺度这样大的一份讽刺杂志？我想我不会。如果我学界的朋友们画那样的漫画、以这样的论调在杂志上说话，我会喜欢吗？我想我也不会。

        但这两个都是很私人的视角。第三个问题更为关键：“如果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法律应该加以禁止吗？”从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到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判例，都指出了至今为止仍然有效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原则：当言论产生显著的和直接的危害时，这样的言论才应该加以禁止。如果我是一个法国公民，我大概不会购买《查理周刊》，也不会鼓励身边的朋友们去读这样一个杂志。但是，要问我法律是否应该禁止这样的杂志，我想法律或政府不应该这样做。

        第二个角色就是袭击者。当然，这样的袭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可原谅的。但问题是，对一部分有着严肃信仰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认为非常神圣的事物被严重冒犯了，他们能够做什么？比如，针对《查理周刊》的小规模抗议大概是无效的，针对《查理周刊》的法律诉讼可能也赢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一个恐怖袭击和暴力的触发因素。

        如果把上述两种角色糅合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可能一部分人想要拥有的言论自由，是另外一部分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这个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或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总体上，我有三个看法。第一，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的观点可能还是对的，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文明冲突的问题。这个事件有可能令欧洲的保守化倾向加剧，可能会使欧洲过去所信仰的、建立在个体公民身份之上的社会共同体理念受到挑战。第二，这也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代价。我不是说，这种代价是应该付出的，而是事实上会发生的。一方面是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多样性共存，难保没有极端主义者会以暴力为武器。第三，这还涉及到民主社会的共识问题。40年前罗伯特·达尔写《多头政体》时就讲到，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亚文化的冲突非常厉害，这个政治共同体以民主方式可能难以维持。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族群和宗教方面呈现出非常高的多样性，如果极端主义思想和势力崛起，既有的民主规则能不能维持，这就是一个问题。我想，未来这方面的挑战可能会更大。

许纪霖：

        前面各位的发言，有两点共识，第一个共识是“我是查理”，这个查理代表着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二个共识：“我不是查理”，未必认同他们嘲笑和亵渎各种宗教的方式，特别是那些近乎低级趣味的方式。

        言论自由有没有合理的界限？即使没有违反法律，那么是否依然有政治界限？比如不能涉及到种族、民族或宗教的歧视？法律上的合法与政治上的正当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法律上不被禁止的行为，在政治上未必是正当的。

        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保持言论自由的同时，是否要尊重宗教信仰？世俗化虽然对各种言论都是敞开的、平等的，但实际是向无神论和虚无主义倾斜的。不要以为只有穆斯林有原教旨的极端主义，世俗也有极端主义。这形成了对抗的两极，一极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另一极是亵渎神灵的世俗极端主义。《查理周刊》创刊于五月风暴后的1970年，带有强烈的反文化运动的特征，是一种后现代的价值虚无主义。

        崇明特别注意到现在法国所出现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政治和学术上对穆斯林的理性的、正常的讨论受到了相当多的压抑；另一方面是《查理周刊》这样亵渎神圣的漫画却大行其道。这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世俗与宗教之间缺乏理性对话的时候，彼此之间只剩下冒犯、对抗的暴力关系，区别在于，《查理周刊》采取的是语言的暴力，而恐怖分子用的是身体的暴力，甚至杀戮。

        当几百万法国人聚在一起声援《查理周刊》的时候，他们所体现出的共和精神，是守护大革命以来的政治遗产，守护每个人的生命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深层的问题在这次表面化了，启蒙运动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但作为一个集体的权利，比如宗教信仰，是否也同样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个承认和尊重，不仅是在私人领域，而且是在公共领域也同样得到尊重？尊重不是不能被讨论和批评，而是在政治和美德上不得用非理性的方式加以亵渎和冒犯。在美国有这样的政治禁忌，但在法国没有。现在法国面临着共和精神的新的诠释，新共和不仅是政治的，而且也应是宗教与宗教、宗教与世俗之间的；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也应是不同的民族与社群之间的:相互承认与尊重文化与宗教权利。伏尔泰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恐怕应该改成“我不同意你的信仰，但我誓死捍卫你信仰的权利”，这个誓死捍卫别人的信仰权利，包括尊重他者的信仰、宗教情感和精神感受，只要不是违背了公共正义的极端原教旨主义，就要有一份起码的尊重，就像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一样。

        大家都知道，哈贝马斯的关怀轨迹很有意思，最初他相信的是人的理性，相信可以通过交往理性，达成我们所希望的社会，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越来越重视法哲学的问题，重视法律制度的建构，2001年的“9·11”事件，让他意识到宗教这个因素无法在一个他所称的“后世俗社会”消除，所以一直积极推动与宗教的对话，承认即使在高度世俗化的欧洲，理性依然是有自我盲区的，依然有宗教的合理空间。

        无论是启蒙主义的理性，还是后现代的非理性，都需要给宗教留下一个受到尊重对待的空间。

        有一个著名的“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不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人们不是在趋同，而是继续在分化，世俗化与宗教复兴是同时出现的相反相成的世界级现象。欧洲如今也像美国一样，逐渐成为移民国家，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世俗化思潮，相互之间不仅没有整合，而且有很大的紧张。目前最突出的，是极端世俗主义（右派和左翼）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如何化解？很难，治本的方式当然是不同的宗教以及宗教与世俗之间的长期的、理性的对话，压缩各种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生长空间和土壤，但首先需要治标，这个治标一是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二是在政治上设立明确的红线，承认和尊重各种宗教信仰，不去冒犯和亵渎他们视为神圣的那部分最敏感的东西。

孙哲（交通大学）：

        我所在的学校就在巴黎南郊，杂志社遭袭后第二天发生的劫持汽车事件，就在我学校附近，所以有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很多自己的感触，总结说就是日常生活被明显威胁。因为恐怖分子一开始是针对一个报社，但是后面的发展大家就已经无可预期了。他们开始到工厂里，到超市，不可预知。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已经被封闭了，这件事非常直接地影响到具体个人的世俗生活。

        关于《查理周刊》，恐怖分子所杀的漫画师，并不只是给《查理周刊》提供漫画，这些人首先是作为漫画师被法国的青年所认知，他们也给其他的较为温和的讽刺刊物画漫画。不少法国年轻人通过这种漫画而承袭另外一种讽刺的精神。有法国年轻人对我说这些插画师已经超越了《查理周刊》，成为一种成长记忆。所以人们哀悼牺牲者，不只是因为《查理周刊》，而是哀悼他们所代表那种好玩的、讽刺的、有见地的创造被杀死了。

        另外，关于许老师提到的娱乐至死、虚无主义，其实至少从它的主创来说，他们不仅不是娱乐至死，而是自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价值观。或许有些插画师可能是为了好玩，但是这些主创绝对不是，他们是1968年的遗产，有很坚定的左派背景。刚才刘擎老师也提到，《查理周刊》支持过中国，是在什么语境下支持中国呢？2008年，在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在去讽刺中国的时候，当中国在媒体语境里面成为弱者的时候，它要来为中国说话。

        所以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在看过很多资料之后，认同我是查理。这是因为虽然有很多形式的不当，但它没有侮辱过女性，没有侮辱过弱者，它所做的对于这种宗教的，可能比较极端的嘲讽，本质上为了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区隔。这是它的价值观，这点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认同查理的。

        崇明老师提到的一个悖论，我觉得也确实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法国讨论宗教区别。法国确实在这点上和美国不同。法国十分强调公民在共和国中没有区别，比如说法国的官方人口统计里面，没有宗教这个类别，官方不可以建构这种区别。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统计当中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一个法国社会学家所言，法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移民国家的移民国家”，它太倾向于把人平等化，但其后面的问题也是不可以隐藏的。

        我个人有两个观点，老师们都提到了。第一点就是说拒绝杀戮，不管这种杀戮以何种名义。就是在这个语境中，我是十分同意刘擎老师所言，是不是用杀戮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然而现在的语境当中，很多人就把这一步跳过去了，说“我们肯定反对暴力，我们肯定反对杀戮，但后面是不是两方都没有道义？杀戮是不是难以避免？”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犬儒主义的灰色地带，这点我是不赞同的。

        同时，我觉得杀戮其实与宗教没有关系，是与极端势力有关系的。比如说挪威的恐怖袭击是极右的天主教信徒所为。包括最近的另外一个事情，就这两天发生的，是ISIS公布的一个视频，里面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处决战俘的画面。这种事情难道跟穆斯林有关系吗？这是人类与反人类的问题。我觉得在“拒绝杀戮”上一定要先去确定，不是说把它绕过去，我们是站在这个边界上，而不是在文明内部的一个竞争的关系上面来强调。

        第二点，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就一般语境来说，“当地法律”是最容易理解的言论自由的边界。什么叫“当地法律”？在法国这个共和国里，有这样的一个共和国的传统。《查理周刊》并没有违反法国的法律，这就是言论自由最清晰的边界。反过来如果《查理周刊》要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这样去做，很明显就是另外的一个语境。

        刘擎老师刚才提到，如果你去反对《查理周刊》，你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运动，你可以通过诉讼，你可以用司法程序尽力修改“当地法律”。

        此外现在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正在被混淆。我看了很多媒体报道，强调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似乎暗示着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先验的东西来去界定。那么到底谁来界定，拿什么界定，它似乎就说言论自由需要控制，但是谁来控制这个没有去说。但是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言论自由的边界要由言论自由本身来去界定，而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永恒真理来去解决。

        最后，我想说说法国的共和国精神。我们在美国经常说政治正确，但美国的“政治正确”已经慢慢沦为一种中产阶级的话语修辞学，而其在私人空间里，本质上不一定认同。在法国，人们提到的更多的是“共和国精神”。这种精神并不只是中产阶级话语，而是能够团结全部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信念。

        最近澎湃新闻上面有一篇文章，是我的好朋友龚克写的，法国人对于共和国精神的第一反应，一个法语词叫laïcité，就是世俗性，其次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这个世俗性也就是刘擎老师刚才提到的，它并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反对宗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入侵。

        正是在长期共和国精神的传统下，法国人能够团结在一起走上街头。因为在恐怖袭击后，游行事实上非常危险，是一个活靶子。正因如此，人们选择站出来，并不是一种从众，而是一种价值选择。当“自由”的边界被质疑，当“平等”所强调的种族无差异被反思，“博爱”成为人们最坚定的信念。“祝博爱”也成为继“我是查理”之后，另一句有名的邮件签名。

某研究生：

        如果我们把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世界当成一种信条，当成一种权威系统来维持的话，那么这个权威系统应该有它的内部道德，如果没有这个内部道德去约束，那么就是漫无边界，漫无边界就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给自己加一个限定，而不是没有任何的限定。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任何限定的话，那就一点也不美好，美好的事物有可能绝对不会发生。

刘擎：

        这在修辞上是很好的发言，但是要明确一点，如果大家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且对正确的事情都有一样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自由。维护言论自由有许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人们在追求正确的过程中可能会犯错，正如密尔所说，由于我们事先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东西，甚至事先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自由地探索。

        伤害是否一定导致暴力？我们要有一个适度的比例原则，你在酒馆你跟人家吵架，听到一句不好听的话，拿起家伙就砸人家，这是失衡的。一个寝室的同学说了侮辱你的话，哪怕再严重，你就在饮用水里给他投毒，这就是暴行。你要是说《查理周刊》是罪有应得，“不作不死”，那么这种极端主义的杀戮行径，后来引起过度的“反恐打击”，过度的“定点清除”，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不作不死”呢？

        尊重与批评，特别当涉及宗教，有非常困难和复杂之处。所有宗教都有内在的神圣性。但在现实中，即便在同一宗教内部，所有宣称的神圣性都无法免于质疑和批评。在理解复杂的问题时，对各种因素可能需要一个优先性排序，有一个对权重的感知，当然这可能取决于个人的视角。在这一个案里，我觉得杀戮的暴行是需要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的。当然我也同意，许老师强调的宗教和世俗的永恒紧张，是一个很大的真实的问题。

        世界充满冲突，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只能最大限度地去控制和缓解暴力。尊重、宽容、对话、和解和妥协，这些目标总是值得倡导的，也有助于控制暴力。但在坚持这些理想价值的同时，也要准备好战斗。有时候，针对暴力的斗争越有效，对话的空间反而越大。

许纪霖：

        我同意刘擎说的比例原则，肉体的暴力杀戮那肯定是绝对禁止的，这既是摩西十戒，也是儒家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管对方的语言是多么具有暴力，你也绝对不能用肉体伤害和杀戮的方式解决。这没有什么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像《查理周刊》这样的亵渎式批判，无论是对基督、穆罕默德，还是教皇和总统，都显得有点无聊，是一种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因为它涉及的批判目标，与公共正义无关，只是世俗的、无神论者的偏见，骨子里是一种后现代的价值虚无主义。

        我不太喜欢战斗，如果要有，那也是尊重对方人格和信仰的理性论辩，而不是卖弄小聪明式的嘲笑与挖苦。在公共媒体特别是网络上，现在经常出现各种语言的暴力，即所谓的软伤害，这种伤害有时候比肉体伤害更大，因为他冒犯的不是你的肉身，而是你的心灵、人格与尊严，你内心认为最神圣的那部分东西。肉体的伤害在法律上需要严惩，但语言的伤害同样在政治上需要有明确的红线，这个红线不是实质性的，比如什么不能批评，而是程序性、规范性的，即不能用冒犯和亵渎的方式展开批评——只要批评的对象不是人类公认的邪恶。

刘擎：

        我一定要把“战斗”这个事多说几句，否则会被误认为是“好战分子”。我多少也算是个自由主义者，虽然我现在越来越勉强承认这一点。我非常珍视尊重和平等对话的价值，这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是一个核心的价值。但我想说的是，不要陷入自由主义的幻觉，以为自己信仰的那套价值是普遍可欲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说服，不断地说服，最后都会被接受。其实，对话的力量是边界的。所以，在对话的同时要准备好战斗，这种战斗不是针对质疑、批判甚至诋毁和诽谤，不是针对“异端”，而是针对赤裸裸的暴力。

        另外，伊斯兰世界其实非常复杂。我们不能因为这样一些极端事件，就对那个世界产生某种凝固的统一的印象，或者说偏见。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和基本知识。如果要有文明对话的话，我们先要了解发生了什么、学会去理解，然后才可能有更大的对话空间。但是人往往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就可能会出现暴力，但暴力必须制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