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非历险记：如何在非洲贫民窟盖一间学校？

【编者按】

        近日，林毅夫在某研讨会上提出“一带一路”需要加上“非洲”。不可忽略的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已经在非洲做了大量的工作。人们谈到“驻非工作”往往想到了“艰苦卓绝”，而新一代的“驻非人”正在转变这种观念。去年，作为青年建筑师和城市研究者的黄正骊再一次走进肯尼亚的贫民窟，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学校，此前她已经因为参与联合国人居署的工作多次进入那里，她的经历将为我们揭示这种援助工作的几个非常真实的新面向。以下是她工作中的一个故事片段，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历险记”实录，也是肯尼亚贫民窟不为人知的社会状况和现实政治的生动反映。

        2014年8月的一天，我被邀请去参加内罗毕马萨雷贫民窟(Mathare Valley)里的一个社区会议。这个会议的位置在马萨雷河边的一座面积不足40平米的“社区中心”里，主办方是联合国人居署的Slum Upgrading Unit，邀请我参会的是主办方工作人员乔治。乔治生长在马萨雷贫民窟内，由于在社会工作中表现出色，几年前成为人居署的实习生，继而在那里工作，致力于改善贫民窟，他对这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2014年，英国剑桥与人居署合作，设立了一个实验性的小项目，希望在马萨雷建立一个社区中心，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在社区里宣传这一想法，并听取村民的意见。我被邀请去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同一个贫民窟里，河对岸的另一个地方建设一个学校。

        我参与这个会议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学校的施工正在进行中，不久后就会有一台25吨吊车到达我们的现场，驻扎一周。如果你看过这个充满了铁皮房子的地方就会知道，尽管这里居住着50万人口，但房屋低矮、道路狭小，一台25吨的吊车在这里就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这种注意是危险的。不怀好意的小团伙会在这里大做文章：也许他们会将其理解为一笔巨额的捐赠，也许他们会将它看作是外来人员的入侵。如果不做好准备工作，我们的工地可能会成为50万人的全民公敌。参考内罗毕那些耸人听闻的冲突故事，我真的不希望工地上发生不必要的牺牲。我要利用这次社区会议，给那些“热心社区发展”的人们打打预防针，告诉他们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工地，现场施工的全是自己人。

        早上9点，我从工地出发，乔治和麦克斯来接我过河。麦克斯是剑桥物理博士候选人，一个风度翩翩的德国小伙，温和的眼神里透出理性的光芒。过河是个智力和体力活，潺潺的河流上飘着各种垃圾，水深莫测，一些淤泥和石头探出水面，我们需要踩着那些坚固的石头一步步走过去，打滑是很危险的，你不会淹死，但是会摔的一身臭屎味。

        在黝黑狭小的“社区中心”里，挤着几十号人，血气方刚的男人们坐在前面，妇女们怯生生地缩在后面几排。考虑到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乔治负责同传，将人居署和剑桥专家们的英语翻译成斯瓦西里语（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某些东非、中非国家通用）。麦克斯和他的同伴们深情款款地为居民们描述着这里未来的美好图景：这个破破烂烂的小房子，在不久的将来会在大家的合作努力下，转变成一个光明、博爱、充满温暖的地方，也许会成为一个医疗站，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舞蹈中心，总之，妇女和儿童都会被邀请过来，我们也会创造劳动的机会。啊！明天多美好！

        不过慵懒的人群对这诸多看不见的承诺似乎并不领情。他们的脸上写着：“这种屁话我听多了。”我只想早点发言，然后返回工地干活。正当我想要上台讲话的时候，人们簇拥着几个体型比较宽大的人走了进来。他们是Ward Representatives，相当于村干部。这些人的到来让我迟疑了。

        我想起了和我们正建设的学校校长的一段对话。“在贫民窟，你要小心自己的身份，”校长简洁地劝诫，“作为一个Muzungu（老外），还是个女的，尤其要注意主动搭讪的成年男性。但是你最该注意的是警察：他们背后有政府，手里有枪；其次你要注意村干部们：他们人脉广，煽动性强，脑瓜子活络。”

        “如果我主动去找长老们请个安呢？把关系搞搞好。”

        校长思忖了一会儿：“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个金矿。你不去找他们，他们最多觉得你不上道儿；你去找他们一次，他们就会找你第二次、第三次。他们不会放过你。”

        “那就交给你搞定了？”

        “我要是搞不定，你就更加别想搞定了。”

        看着这几位干部沐浴着村民们的崇拜眼神踱进小破屋，我把屁股牢牢地粘在板凳上。他们明明是有备而来，肚子里俨然已经有了一篇“与专家们友好磋商社区中心建设有关事宜”的发言稿，如果这时候我不识相地大谈特谈另一个项目，不仅喧宾夺主，也打乱他们的阵脚，让他们脸上挂不住，以后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幸好在一群五颜六色的“联合国专家”中我不算起眼，并未暴露身份。

        乔治向专家们解释：这几位是村代表，你们发言时最好先向他们致个敬。麦克斯耸耸肩，淡定表达了新自由主义的先进思想：“我不认为人们应该向所谓的‘权威’低头。”乔治向我无奈地皱了一下眉，我回送了一个五味杂陈的秋波。麦克斯麦克斯你擦亮眼，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来盖房子的，不是来普及革命主义教育的。再说这些人可不是“所谓的权威”，他们就是权威本身，你难道没有发现他们进了门后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吗？原先的小破房子里，靠近“专家们”的一侧亮堂堂，靠近听众们的一侧黑压压，因为肤色较浅的专家们反光率比较高。这几位大腹便便一进来，观众们突然聚精会神起来，仿佛那半边的屋顶整个被扒掉了一样蓬荜生辉，专家一侧的浩然正气顿时消散。

        当然，尽管我脑中翻江倒海，依旧甘当一个沉默的听众。专家们继续与村民探讨着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你们希望这是一个平淡的建筑，一个大隐隐于市的世外桃源，抑或是一个古怪的外表下充满活力的城市节点？你们希望这里成为一个救死扶伤白衣天堂，抑或是一个释放心灵的舞蹈教室？你们希望这里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小空间，抑或是一个高耸入云的大房子？这种曼妙唯美的对话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位直肠子的观众道出了心中的顾虑：“兄弟们，朋友们，如果你要问我，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的要求并不高——把钱拿来，把房子造起来。管它是个垃圾场还是个医院，我都会很高兴的。”

        这位观众无情的坦率，加快了会议的节奏，却带low了讨论的氛围，话题只能围绕一些细枝末节展开。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三个印度人走了进来。这三个印度人，就像《三傻大闹宝莱坞》那样，用他们天生的节奏感、幽默感和使命感拯救了世界。他们的发言持续了半个小时，全程我只听懂了一句话：“大家好，我们是联合国派来的救兵，我们的专业是推动瑜伽事业的发展；现在让我用斯瓦西里语来跟您探讨一下，瑜伽对于人体和世界的贡献。”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沉浸在波澜起伏的观众情绪中。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马不停蹄，有的人甚至一边流眼泪一边流口水。我仿佛看见了侯总站在台上充满激情地呐喊：“这套八星八箭的瑜伽方法！天工开物！召唤神龙！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拨打！888、88888！” 这场轰轰烈烈的推广在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台下掌声四起，依依不舍地目送印度人离开，过了好久也没能从这种近乎宗教的气氛中缓过来。

        印度人走了没多久，村代表们也像丢了魂似的离开了现场。这时我瞅准了时机，走上了讲台，开始了我的讲话。

        我说大家好，我叫Zhengli。当然在这里，人们都叫我Atieno。

        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那些刚才没笑够的，现在又惯性地哈哈了几声。Atieno是罗尔语中一个典型的名字，代表“夜晚出生的姑娘”。罗尔人里叫Atieno，就跟中国人叫“韩梅梅”似的。如果有个金发碧眼的姑娘跑过来拉着你：“你好我是韩梅梅”，你一定会好好听她说话吧。

        我停顿了一会儿。今天信息量有点大。在我之前，基本上人们已经听过了来自各个大洲的发言：智利人、法国人、德国人、印度人、本地人……现在又来了一个假扮本地人的中国人，他们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拉近距离之后我就开门见山了：“不瞒你们说，我现在正在河对岸造一个学校。我今天来，是来向联合国专家们学习，也是来向你们征求一下意见。这个项目是由一个中国的NGO捐赠的，委托来自中国的建筑专家建筑，但是，所有的工人，都来自马萨雷。MCEDO学校，你们听说过吗？”听说有一些人表示亲戚的孩子在那里上学，我说：“那他们真是太幸运了。因为这个学校在一个月后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它不是木头房子、不是铁皮房子、也不是砖头房子。它是一座钢结构的房子——骨架是轻钢结构，墙板是一种被称为三明治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中国运过来，然后由马萨雷人像搭积木一样的搭起来。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要是有一天MCEDO要搬家，他们可以像拆积木一样把它拆开，然后整个运走。”

        这个时候我把效果图板拿了出来，村民们抢着观看，非常好奇这种房子到底长什么样。

        “你们相信吗？我们造这个房子，只需要一个月。”

        台下有人笑了。一个月？一个月在马萨雷也就只能盖两间小卧室。

        “只要一个月，因为我们很聪明，而且马萨雷的工人非常能干，当然，我们还要借助优良的工具——一台大吊车。在这个问题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要你们帮我和你们的家人、朋友说，吊车在施工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它可以轻易地伤害从下面走过的人，所以，尽管我欢迎各位到工地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建议你们保持一定距离，更不要让小朋友们接近这个工地。”

        人们开始露出怀疑的眼神，现在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应该配合：“和你们每个人一样，我非常希望施工可以安全顺利完成。因为作为一个罗尔人，我知道这个全新的建筑将为整个马萨雷，而不只是这个学校，带来光荣。这种预制型的建筑技术，在整个肯尼亚是一个创举。以后，内罗毕大学的人、肯尼亚报纸会传播这个消息，全国各地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学校。他们讲起‘那座可以移动的学校’，他们不会说‘那是MCEDO学校’，他们会说：就是马萨雷那座可以移动的学校。所以，这个学校，是马萨雷的财富，我们要一起保护它。”

        人们还是半信半疑。这样讲可能有点虚。“谁认识肯尼迪•居马？”我问。好多人举手。“他是我们的包工头。你们谁懂焊工、电工、木工，都请联系他，他负责帮我们甄选出最好的工人。我们的工作不容易哦，当然工资也比较可观。”人群中有人蠢蠢欲动了。“我是马萨雷最好的泥瓦匠！”有人喊，遭来一阵哄笑和口哨。

        当然我并不是来招工的。马萨雷就是一个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工厂，在这里，找到廉价、听话的施工工人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肯尼迪已经为我列好了一张很长的清单，都是他认识的最好的工人，足够我们工地上挑挑拣拣了。他今晚肯定又会接到好多电话，但我知道他不会责怪我。

        所以我决定以一种比较威严的方式结束我的宣讲。

        “不论你们谁参与了这个项目，以后一定会感到自豪。因为MCEDO学校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项目。奥廷加还是总理的时候接见过我，我向他介绍了这个项目，他表示了大力的支持，说：这一定会是一个地标！”奥廷加是肯尼亚在野党主席，上一届政府总理，罗尔人心中的领袖。他的确接见过我，但跟MCEDO学校无关。

        接着我又说：“同时，乌胡鲁政府也大力支持这个项目。总统办公室大力赞赏我们的举措，”这一段纯属胡诌了，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奥廷加和乌胡鲁是死对头，但不论是谁当总统，都会支持一个技术先进的学校建设的，“所以，要我说，如果世上有一件事情能让这二位坐在一起，互相赞赏，那就是这个学校了。你们说，作为一个马萨雷人，我们能不为这样的成就感到骄傲吗？”

        不少人眼神坚定地点头、鼓掌。如果说我在肯尼亚体会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不是总在吃饱了饭之后胡思乱想才生长出来的。处于饥饿边缘的人，手里没有别的武器，通过参与政治参与利益瓜分、提升社会地位，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希望之一。政治、党派已经成为它们的基本话题之一，马路上随手抓一个踢球的男孩子也能说出党派之间的区别，所以政治也是我通往他们的认同感的捷径。我回头瞟了一眼麦克斯。他不置可否地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使了个眼色：对不起，我向权威低头了。

        回工地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刚才是否有遗漏的地方，走到河边才发现，这次没有人送我出来，我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在贫民窟不熟悉的地段走了四百多米，犯了Muzungu之大忌。更可怕的是，河里的淤泥和石头不可辨认，臭气阵阵扑来。我环顾四周，有几位面色黝黑的正在河边烧几个大黑罐头。这些罐头里是足以致残的高浓度酒精，他们正在从事的是非法酿酒这一异常敏感的产业。他们警惕地看着我。曾经有一次我贸贸然在河对岸拎起相机想拍下这一场景，立刻有几十块石头飞越河道、砸中我的腿——他们以为我是法制日报的记者。这一次我就老练了。我故作镇定地朝他们喊：“你们几个人就不能来帮帮我吗？还是你们想看着我摔倒在河里，然后好好地嘲笑一下我？”太好了，他们笑了，看起来还没开始喝。其中一位走过来，搀着我走过了河，安全把我送到了对岸。

        回到了正在做地基的学校工地，我看见我们的几位工人正把小推车撂在一边，手撑在墙上闲聊呢，我皱着眉头说：“你看你们，又不认真干活！我今天不给你们买炊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