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为《我们误判了中国》作序：中国纠错意志和能力非常强

【编者按】

        2014年11月11日晚，习近平与奥巴马夜游中南海瀛台、畅谈国史。习近平说：“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奥巴马回应称：“我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

        “瀛台夜话”开启高层交流新篇，中西民间、学术层面的交流也在发生“更好地互动”。

        1月8日，环球时报《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首发，该书辑录西方政要和智囊对中国问题的最新观点，其中不乏基辛格、福山、约瑟夫·奈、奈斯比特、布热津斯基等名人，他们中很多人不仅曾经客观地分析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具有面对中国崛起而承认现实、自我纠错的勇气。

        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金灿荣为该书作序，他指出，中国人的伦理文化使得国人特别在意外人对自己如何看待，习惯于在他者的视角中发现自己，该书提供了这一视角，让我们知道部分主流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水平，这有助于我们未来与西方世界更好地互动。中国的纠错意志和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有助于西方人士更好地看待中国。这篇序文如下：

        一般来说，任何时候准确地认识任何一个国家都很不容易，而正确认识当下迅速变化的中国尤其不容易。夸张一点说，正确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的挑战。谁解释好中国，谁就有资格拿诺贝尔奖级别的奖项。

        了解中国很难，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国太大了。根据中国内地的粮食消耗，它大概有14亿人口，而将整个俄罗斯都归入欧洲，欧洲总人口也只有7亿，一个中国大陆等于两个欧洲。人口多，一般来说问题就多。

        第二，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新老问题并存。国际学界通常认为“转型国家”总方向是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矛盾比保守型国家复杂一些。        

        第三，中国的发展层次多，问题的性质复杂。按照学界说法，中国是“共时性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并存。

        第四，社会科学对中国的解释比我们历史上老话语系统的解释要好，但是面对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存在，其解释能力还不够。现代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而中国相对西方是异质文明，如果简单套用西方学理来分析中国就容易出现偏差。

        第五，过去由于中国地位弱，西方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人士在西方影响也不大。近年来，中国崛起，这个群体在西方的话语权增大，但其中一些人并未真正把握中国的脉搏。

        第六，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中，激进主义比例太大，在思想史中，偏激思想比例太大，结果是误导自己，误导国人，误导国际社会。

        第七，中国的知识精英是研究中国、解释中国的关键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经常受到“权、钱、洋、俗”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了其研究的质量和解释的效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了解中国是把握当前国际格局动向的关键。在一代人之内，也就是30年左右，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了解中国也就成了透视未来世界的最佳角度。

        有两个理由可以使人们对中国的未来看好。

        一是中国的纠错能力。国家与个人一样会经常犯错，不犯错误的国家是没有的，关键在于纠错能力。而如果进行国际比较，中国的纠错意志和能力是非常强的，位于世界各国前列。

        二是中国的工业能力。工业化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关键，当今世界90%的制造业集中在北美、西欧和东亚。过去一百多年的东亚历史证明，儒家文明是适应工业化的，中国是可以实现工业化的，而一旦中国工业化了，由于超大的规模，其力量将是工业时代的巅峰。

        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成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在增加，认识也在深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商人、青年学生和旅游者来到中国，这有助于他们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自信心和对自身的认识也在加强。就“了解中国”而言，总的态势是向好的发展。▲(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本文是作者为环球时报《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一书写的序)

延伸阅读

《我们误判了中国》

        这些文章反映了被访者对西方种种“误解”的最新认识，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现实与发展趋势的重新认知和判断。全书共分“深厚的文化价值观、新型的大国关系、独特的政党制度、成功的经济模式、中国式的和平崛起”等五章。

金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