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生”两孩被罚13万，浙“单独”夫妇告计生部门二审开庭

        1月21日下午，浙江“抢生两孩被罚13万”案在台州市中院二审开庭审理，原告章榮真、李善霞夫妇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玉计征字（2014）第1-04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

        “单独两孩”落地之后，此前已经生育两孩但未被处罚的“单独”夫妇，意外收到社会抚养费罚单。由于他们符合新政“单独两孩”的生育条件，许多家庭不服罚款，将计生单位告上法庭。

        原告代理律师吴有水告诉澎湃新闻，二审的庭审焦点仍集中在审理和裁判的对象上，他认为一审法院混淆了审查和裁判对象，即法院需要审查的应为台州玉环计生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而非原告的生育行为。

        吴有水说，这类案件涉及人数众多，仅他就代理了4起，但案件要么没有判决，要么不予立案，原因是法院对案件所涉法理尚未理清。故此次庭审，原告增加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等3名律师共同代理，希望在法理上进行论证。

        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来自浙江各地的五、六十“单独”家庭参加了旁听，法院择日宣判。

“单独两孩”新政后仍被罚13万

        浙江台州章榮真、李善霞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第二个孩子于2012年7月出生。

        2013年11月12日，“单独两孩”政策出台。2014年1月17日，《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其中将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2014年1月18日，浙江省政府召开全省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在1月17日前单独夫妇违法生育两孩，同时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已经送达的，决定继续有效；对于此前违法生育的单独夫妻，而征收决定书没有送达的，符合条件的需要在6月30日之前补办手续，相关部门将“特事特办”。

        不过，2014年2月25日，浙江省卫计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函》，规定在2014年1月17日前单独夫妇不符合条件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属于违法生育，应当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2014年7月11日，浙江省金华市台州市玉环县人口计生局仍然对章榮真、李善霞夫妇发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玉计生征字（2014）第1-042号），征收其社会抚养费13万元。

        为何政策执行与相关单位此前上级单位的表态冲突？玉环计生局法规科一位负责人称此事由执法大队负责，执法大队一位叶姓队长则告诉澎湃新闻，“人太多记不清了”。不过，在1月21日的庭审中，被告玉环计生局一位负责人称，是由于此前一直在调查取证，因此延误了送达时间。

        对于玉环县人口计生局征收的行为，章、李夫妇一纸诉状将其告向了法院。2014年11月21日，玉环县法院就此案进行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的理由主要是，2014年1月17日生效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无溯及力，故原告于2012年生育第二胎的行为应适用2007年修订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属于违法生育。

律师称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不服，决定上诉，二审于2015年1月21日在台州中院开庭。

        代理律师吴有水告诉澎湃新闻，时值单独两孩政策落地，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期，案件关注度较高。该案的最终判决，可能关乎无数“抢生”家庭的命运。在吴有水代理的4起案件中，仅这一起作出了判决，其余的要么判决迟迟未下，要么不予立案。

        吴有水分析，法院之所以采取拖延判决和不予立案的做法，是受到了浙江省卫计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函》的影响，但这封函是否可以成为法院裁决的依据仍旧存在争议。

        更重要的是，此案的四位代理律师均认为，法院混淆了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即需要审查的是玉环计生局做出的行政决定是否合法，而非原告的生育行为。因此，原告邀请法学教授徐昕出庭，希望从法理角度加以论证。

        徐昕告诉澎湃新闻，行政行为必须要依据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被废止的法律、法规不得再援引适用，玉环县人口计生局征收行为适用法律错误。他说，本案中原告的生育行为发生在2014年1月17日之前，即新法实施之前；被告的行政行为发生在2014年1月17日之后，即原来据以认定原告行为违法的法律依据，因为被修改而不存在了。

        另一位代理律师杨卫华则举例说，1979年的刑法规定有“流氓罪”，但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这一罪名，如果一个人在1996年有“流氓行为”，但直到1998年才发现，显然不可以再由这条罪名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