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读书人的自我定位出了问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主讲人：薛仁明（独立学者、作家）

        主题：中国人的生命气象

        时间：2014年11月19日

        主办：北京大学宗教哲学研究会

        【编者按】

        “眼下的国学热，让人忧喜参半。”独立学者薛仁明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对国学热的担忧。他说:“忧，是因为站在台面上大声疾呼的人，常常是一群最偏执的人；一偏执，就可能把国学热带入歧途。这批人使命感深，战斗力强，能量也特别大。”

        除此之外，薛仁明认为，现在的读书人还有一个尴尬，就是把自己拉到那么高的时候，开始有一种自大。一方面跟政府有一种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对一般百姓也有一种不屑，开始跟百姓对不上话。结果中国的读书人，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变成一个非常怪异的族群。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薛仁明的演讲摘录：

        今天谈“中国人的生命气象”，“气象”这种词，我们谈了几千年，一直到现在，平时也还在用，比如再过阵子，要过年了，大家写贺卡，自然会写“新年新气象”。这种词大家用得再寻常不过，可是在我们的学院里面，谈中国学问的人基本上都不碰这种字眼。这很奇怪。

中国学问的困惑

        这问题在哪里？就是现在学院里不管是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其实都是用西方的概念来谈中国学问，结果很多中国原有的名词，只要在西方概念里摆不下去的，很自然就会被剔掉。一开始，我们先是慢慢用西方的名词来谈中国学问，结果谈一谈，我们在学院里谈的中国学问就会越来越奇怪，越谈离中国人的生命状态越远，最后就出现我当年在台大历史系所遇到的困境一样，读得越久，离我当初想要的就越远。为什么？因为整个（学院）体系根本上就是一个异化的体系。如果说，我是要以学术工作作为一个职业，这就算了，反正，每个人总是要有个职业。但如果说，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是抱持着更大的情怀，这时，就难免会越是深入、越要失望了。正因如此，今年四月，我才会在北大谈了一场“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的讲座。后来澎湃新闻把讲座整理了出来，改个题目叫“我们被科学主义洗脑得多彻底，连拿三柱香都觉得愚昧”，结果被热烈转载，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断有人转载。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天我所谈的事情，碰到了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换言之，有许多中国人对于中国学问是有憧憬、有期待的，但只要我们进入这个大学体系去做所谓研究时，基本上我们是失望的，至少离我们的期待是有一段距离的。

        当初我念了四年台大历史系，虽然一直认真地在读儒释道，但读了半天，却没有办法获得该有的能量。为什么？是因为那样的路数、那样的方法根本是有问题的，包括一开始学院所用的名词就有问题。现在回头去想，我读台大四年，压根没听过我们系上的老师认真谈过“气象”二字。为什么？说白了，就是“气象”这两个字根本没有办法写论文。

        为什么没办法写论文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这两个字没有办法翻译成英文。只要是属于中国独特性的东西，就没有办法翻译成英文。譬如萧瑟、苍茫，这是典型的中国字眼，在中国诗歌与文章里头，可说俯拾皆是，却根本没有办法翻译成英文。其实中国有非常多的关键字，仔细一想，都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像老子讲的“无”、佛教讲的“空”，怎么翻？中国人常讲“精气神”，“精气神”三个字也没有办法翻译，难道神要翻成God吗？气要翻成air吗？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翻，但是中国人很清楚那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是中国独特的东西。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今天整个学院谈中国学问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正名，老是用西方名词来谈我们自己的学问。前一阵子中西医又在大战，西医下战帖，中医被质疑。中医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正是这几十年来建立在西方体制下的中医药大学给毁掉的，因为这样的体制，我们因此才很难培养出真正像样的中医。其中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在于整个思考的架构是西医的，包括非常多的西医名词，结果，中医就毁了。

眼下的国学热让人忧喜参半

        所以，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就是正名，就是必须要用中国的名词、中国的字眼来谈中国的学问。我们开始要用中国式的思考来谈我们自己的学问，我们学问的能量才会真正出现。只要继续西体中用，继续用西方的名词、西方的思考，就会觉得中国的学问要不可疑，要不就一无是处。西方语言拿来好好地谈西方学问，这完全没问题。可是，千万别整天再用西方语言来谈中国学问，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将来也不要动不动就提孔子的哲学思想之类的说法，不要纠结这些东西。孔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气象。讲孔子，你还可以勉强分析有什么哲学思想，如果换成颜回，你能说出有什么哲学思想？大家知道，整本《论语》除了孔子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是颜回，孔门第一大弟子。唐代以前，不像今人说“孔孟”，说的要不“周孔”，要不就是“孔颜”。如此分量的颜回，你仔细读完《论语》，如果用文史哲的方法，却发现这个人没啥好说的，简直就是一无是处。从文学的角度，他有什么？从历史的角度，他有何作为？都没有。至于哲学思想，当然也是啥都没有。用文史哲的角度，你根本没有办法谈他。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么显赫，大家进了孔庙，头一个拜的是至圣孔子牌位，第二个拜的就是复圣颜回。结果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我们的大学却几乎无法谈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所有名词都没办法对应他。所以说，我们用的名词，本身是有问题的。用这些名词来面对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响亮的人，竟然完全束手无策，那你不觉得这个学问体系非常奇怪吗？

        那么，谈颜回谈些什么呢？谈他的生命气象。传统读书，首先是观其气象。这么一个“观”，重点不在于大脑的分析，而在于整个生命状态的直接感受。感受颜回那种天清地宁般的生命气象，感受颜回那种湛然似水的一身静气。我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叫《孔子随喜》，很多人觉得我写孔子很特殊，角度跟别人都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简单说，我在谈气象。别人是分析说服，我只希望读者能有所触动。我不谈孔子的哲学，整本书完全不分析他的思想。我只想引领大家看看孔子如何面对自己与学生，又如何面对时代与历史，我常常读着读着，心头就震了一下；也常常读着读着，忍不住就笑了起来。因为。我直接感觉到那个气象。

        说起孔子的气象，我其实挺担心大陆现在的国学热。说实话，眼下的国学热让人忧喜参半。喜，是因为这的确是件好事；忧，是因为站在台面上大声疾呼的人，常常是一群最偏执的人，一偏执，就可能把国学热带入歧途。这批人使命感深，战斗力强，能量也特别大。可听他那样子讲国学、谈孔子，心里总会觉得怪怪的，会让人感觉有种比较极端、比较桎梏人的东西又要复辟似的。换句话说，这群人的生命气象是有问题的。正因如此，很多知识分子对于国学热有所抗拒或者有所迟疑，其实是不无道理的。这当然也有知识分子个人的偏执，他们受五四的束缚过深，但凭良心讲，他们的某些反感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在这场国学热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一开始冲在前面的，他们身上仍不时可嗅得到当年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哪种酸腐味，更严重的，甚至还有种礼教杀人的姿态。现在很多人对于国学虽抱有好感，却隐隐然又觉得有啥不对劲，的的确确是觉得中国文化，尤其孔子，都不该是那群人所描述的那种桎梏人的、硬梆梆的、不苟言笑的样貌。

孔子和刘邦的大气象

        实际上，孔子本来就不是那回事。孔子是个有大气象的人。什么是大气象？简单地说，就是能入能出、能吞吐，能开阖。大家知道，孔子很重视做人的所谓基本底线，但你读《论语》，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似乎挺怪的，他常常会做出一些让人费解、被他学生质疑的事情，在这些地方就会看到孔子的心胸与视野是不一样的。

        孔子是一个有强烈现实感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世界里，一个东西只要没有办法操作、没有办法落地，那就是假的东西。大家如果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固然标举理想，但他所谈的抱负，基本上都是切身、都可落实的。但是从孟子以后，读书人都越谈越崇高，到了宋儒，变本加厉，满嘴都是伟大之事，一直延续到现在。你看现在很多人一开口就高大上，听起来都很动人；如果你幼稚的话，还可能因此热血沸腾，巴不得抛头颅、洒热血，可到最后，就是一堆空头的理想。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大气，但却是假的大气，说实话，不过就是口气很大罢了！真正的大气，必需要有强烈的现实感，要知道深浅，要知道别人的难处，要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得已的，这时候对别人会产生一种根柢的同情，这才叫大气。而不是永远高高在上，俯视群黎，指点江山，这也骂，那也骂，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叫做猖狂。我们常把猖狂跟大气混为一谈，它们压根是两回事。大气的人跟猖狂的人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你实际跟他私下相处。大气的人，一定好相处；大家读《论语》，看看孔子和学生闲谈时候的和悦之气；大气的人，容得下人，海纳百川，看得出别人的好处。至于猖狂的人，私底下多半无趣，通常心浮气躁，没半点安详。

        论气象，我第一个讲孔子，第二个讲刘邦。我估计在座很多人对刘邦印象很差，因为这人实在太无赖了。一个人无赖到连老爸快被烹，都可以轻松自在地跟项羽说“幸分我一杯羹”，如此嬉皮笑脸，完全不当回事，确实也太少见了。还有逃命时看到追兵，二话不说，大脚一踹，就把儿子女儿给踹下去。夏侯婴赶紧下车把孩子拣起，刘邦眼看来兵又快追上，就再踹第二次，后来又踹了第三次。踹到第三次时，夏侯婴干脆让两个小孩像树干一样紧抱着自己，免得刘邦再踹，潜台词就是，你刘老三有种再踹，干脆把我也踹下去，马车你就自己开吧！结果那两个小孩因此才没再被踹下去。《史记》里面还写，后来刘老三还不放过，又把剑拔出来，对着夏侯婴连挥了十几次。你们说，天底下有这种老爸吗？单单烹太公加踹小孩这事，后来刘邦就整整被骂了两千多年，凭良心讲，这似乎挺公道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个从一般世俗角度来看实属十恶不赦的人，他建立的朝代前后历经四百年，影响所及，一直到现在，我们自称是汉人，写的是汉字，说的是汉语。还有那朝代所留下的一砖一瓦，连鲁迅看了都忍不住赞叹：真是大气。

        论大气、论质朴，后来很少有一个朝代能超过汉朝。我们现在讲汉唐，但唐也就三百年；要论大气，唐或许可相提并论；但若论质朴，唐就比不上了。汉朝这么质朴又大气的原因在哪呢？关键之一，当然是开国者刘邦树立了出入吞吐、大开大阖的生命气象。平常我们跨越不了的，他轻易就可跨越过去；我们不谅解他的，他也压根无所谓。这个啥都无所谓的人，最后所成就的事业，却是我们无法望其项背的。说白了，刘邦没包袱，凡事都可出入自在。像他老爸被烹，他耍无赖，老爸的命就保住了。又像那两个小孩，该踹就踹，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王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自己要活命。一个王者若是被抓，就不只是他一人被抓，而是后头有多少人等着被项羽坑杀？如果为了保住小孩，让几十万人被坑，请问，这算哪门子王者？如果刘邦要当一个好爸爸，那就别来当王者；说白了，就是这样。再说，大家不妨认真想想，如果刘邦不踹，只要楚兵追上，小孩必死。可真踹了，一旦被楚兵抓到，小孩其实只会成为人质，基本上不会死。可是我们一般人在那当下，会舍不得，会觉得这么一踹很残忍，我们会被自己的情绪给缠住。

        正因为刘邦可以这么出入自在，所以他才有一些近乎特异功能的举动。有一次他被项羽射中了胸口，说时迟、那时快，他把箭给奋力拔出，按住脚，大叫一声，项贼竟射中我的脚指头！大家稍微体会一下，换成我们被射中了胸口，痛得要死，且会直接要命，能瞬间做出这样的举动吗？刘邦这回，是为了安定军心，可以把自己的剧痛、甚至连性命都不当回事，这样的自由出入，你想想，这种人多可怕？！

        刘邦最大的一个特异功能，其实是他的百战百败。一个人能输那么多次，不简单；在历史上要找到比他输更多的，也真不好找。在百战百败之后，能够完全不当回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输得再惨、输得再狼狈，也不过一败。啥时都“不过一败”的他，不仅最终打下了天下，还打下了两千年来最质朴、最大气的大汉天下，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这不可思议的根源是什么？是刘老三对于胜负成败，也可以自由出入。这一点，对于在座各位，可能是最有启发的。各位多半是别人眼中的佼佼者，向来习惯被肯定。当我们习惯于此，觉得成功是理所当然之时，一旦有个大挫折，很可能就会像项羽一样，瞬间跌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的同时，还会给自己找个说辞，说我们有个做人的底线，然后，把自己逼到毫无退路。项羽的自杀，当然可以说他有气节、有底线，可说白了，不就是他没了面子、丢不起人吗？换成刘邦，哪有面子问题？他可以自由出入于道德、出入于生死，当然也可以出入于面子问题。你想想，这样子的人，是立于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他的气象又有多大？

        气象大的人，在吞吐开阖之间，难免会惹来争议。刘邦的备受争议，其实是正常现象，也是好现象。你看孔子交往的人，说实话，也不少是可疑的，可是孔子还是跟他们往来，否则，他也不会去见南子。孔子见了南子，子路马上跳脚，还把孔子逼到赶紧发誓，说我绝对没做不该做的事！呵呵，这挺好玩的。孔子是没有洁癖的，他觉得再可疑的人也不妨来往，这是他心头清楚，也是他的一种大气。可到了宋明之后，儒生开始慢慢变得是非分明、善恶对立，然后生出了很多二元对立，所以宋儒才讲出“存天理、去人欲”这样的话。如果你仔细去读《论语》，哪有什么“存天理、去人欲”？天理跟人欲，本来就绑在一起，哪需要鲜明对立？只要用得好，人欲之中，自有天理；用得不好，即使满嘴天理，其实也都是人欲。中国人从来不觉得坏的东西要把它消灭，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其实是违反中国人根柢的思维。中国人根柢的思维是类似中医的那种思维，中医面对癌细胞，不是把癌细胞杀掉，杀掉是西方的想法，也是宋明理学的思维。革命与反革命，这同样是宋明理学的思维，中国人以前没有这种态度。中医面对癌细胞，是要你先跟癌细胞和平相处，同时把你身上的正气给养起来，当你的正气强大到某种程度的时候，癌细胞慢慢就没辙了，干嘛杀它？

宋代以后读书人的自我定位出了问题

        传统中国人的“善”，是可以养人的，不是拿来整天对抗“恶”的。可是到了宋明，善恶不断对立，读书人就开始变成正义的化身，一个个以真理自居，整天谈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于是，他们这也不屑，那也不屑，似乎看啥都不顺眼；在他们眼里，自三代之后，中国历史根本就没一天是像样的。宋代之后那些特别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不断以“道统”自居，觉得可以跟“政统”相抗衡，甚至在心理上根本就要凌驾于“政统”；这样的高姿态，才会有当年程颐在教宋哲宗时，可以用那么严厉的口吻教训皇帝。后来很多儒者觉得这是一个美谈，代表中国读书人作为王者师该有的典范。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某种异化。

        这异化是什么？是读书人开始把自己越放越大，大到不现实的地步。从宋代之后，读书人都标榜以天下为已任，可乾隆皇帝不也说了：你们每个读书人都以天下为已任，那我干吗？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固然是好，可一不小心，就会产生一种傲慢，后来读书人动不动就对朝廷、对皇帝采取这种高姿态，皇帝又怎么会感觉不到？元朝糟蹋臭老九，固然是因为蒙古人不知要尊重士大夫，但会不会与读书人这种姿态有干系呢？这且不说，读书人的高姿态所造成的紧张与顾忌，确实直接造成了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打压与凌辱。到最后，就变成恶性循环。明代之后，君臣关系从此变得非常不健康，相互提防，互不信任。

        读书人把自己拉到这么高时，讲好听，是充满了理想，可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对君主有种不满，另一方面也对百姓有种不屑，开始跟百姓对不上话。结果自明代以后，中国读书人慢慢出现一个困境，就是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变成一个非常怪异的族群；这种现象，到了现代，并没有改善，反而还有某种恶化。可是大家回头想想，读书人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张良，作为一个王者师，刘邦那么尊敬他，可他从头到尾没逾越为臣的本分，也从未以老师的高姿态来指导刘邦，他的定位清楚，所以和刘邦的关系才保持得那么健康。后来诸葛亮跟刘备也一样，刘备对诸葛亮信任到那个地步，可诸葛亮从头到尾谨守本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君臣关系才可能长久。做人能时时知道自己的分寸，说实话，就有一种气象在。一个人有气象，才能感觉到别人的状态。如果老是放大自己，目中无人，那只是个猖狂之徒，毫无气象可言。跟这种没有气象的人相处，很难说话，说不上几句，就开始激动，就开始张口痛骂。这种动辄开骂之人的心量之小，与平日滔滔不绝的口气之大，恰恰形成最强烈的反差。心量小，就容不下人；心量小，就容易自以为是。我最不喜欢儒者宣称两千多年来中国从没一日“行道于天下”，也不喜欢有人自称两千多年来他是头一个解决了某某根本的大问题。每回我听了这种话，都只想说，你饶了我吧！

        整个中国人的生命气象，宋儒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今天中国文化要重建，首先就得把我们自己的气象给重新打开。关于读书之事，读书人喜欢夸大读书的作用，讲什么“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纯粹是读书人的自大狂。你们去民间看看，有些人一辈子没读过书，面目可好看了！相反地，整天读书而面目可憎的，才真是不少。事实上，读书这事本来就有利有弊，误区很多。只要我们清楚误区在哪里，就有办法真正从读书这事获得好处。简单说来，如果一翻开就感觉有股酸腐味，譬如满腔抱负无法伸展，上天对他不公，一身才华尽被蹉跎，诸如此类的，就是完全没有气象。有气象是什么？譬如颜回的样子。颜回不会轻易对人不屑，除了一身静气之外，就是一团和气。他活得安然，旁人与他相处，也会感染到这种安然。他关心外头的世界，也有淑世的理想，虽然时运不济，无法伸展抱负，但完全不妨碍他根柢的自在与从容。今天这场讲座，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自在与从容。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经演讲人审订并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