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就是如何收拾人心：当代学术中坚眼里的39种胡适

        胡适一生的“极高而道中庸”！或曰：少不读三国，老不读水浒。又或曰：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其实这些都只是传言。待到踏雪无痕时，六道轮回，天龙八部，各有其轻重。到那时，读三国是三国，读水浒是水浒，读鲁迅是鲁迅，读胡适是胡适。——高全喜（P24）        

        胡适之先生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唐德刚（P97）        

        青年读胡适，多有感情层面的回忆，而心智上则无异于朝圣；中年读胡适，知识上颇不以为然，甚至于感情上也多龃龉；老年读胡适，始觉“极高明而道中庸”，多少纠结与顿挫，不过化为回首一笑，又有多少情怀尽在不言中！胡适先生真是高人——这个人七十年来游走于学术与政治，奔走于太平洋两岸，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做到极致了！——许章润（P21）        

        我妈说哪需要那么多民主，只要我每天能买菜，你们下班回来能吃上饭就可以了。很多家庭都有一位这样的母亲，这个庞大群体的诉求是应该得到正视的。——陈明（P380）        

        胡适先生终身不见语言暴力，却不减其犀利和锋芒，这一条做得好，为读书人树立了榜样。对于现世政治，均抱持深切怀疑，而以任事无怨，但任道有别，自相打理。——许章润（P45）        

        今天中国情形未尽相同，但此努力似乎仍然需要。同时，避免刻下某些“公知”式的瞎嚷嚷，特别是那种绝无政治情怀的泄愤式语言暴力，在心气、身段和姿态上，大家还是要取法适之先生。——许章润（P48） 

        中国今天六百多座法学院教授的法理，尚未经过中国化的洗礼，粗厉地、不加反思地引用西式法理，尤其是程序上的一套，这在常识派自由主义眼中看来可能是正途，但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囫囵吞枣，甚至走火入魔的味道。如何使这套法意概念与中国的世俗理性主义法律观有机协调，进而形成中国文明和中国人世生活场域下的法制和法意，这是百年事业，更是今天要做的事情。——许章润（P49）        

        如果说丁文江等人的“新独裁”论更多是国难时节无可奈何的选择，因而理论意义不大的话，那么胡适对“现代式独裁”独特解释则包含着若干依然有效的问题，比如复杂社会中政府权力的扩张、技术专家的参政、民主的训练等等。这就是说，在重温古典自由理念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正视民主在当代世界的种种“新形式”。——单世联（P95）        

        按照中国传统的“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标准，胡适似乎没有一条达标。他不像康有为和杨度那样曾经预谋枢机，也不曾像熊十力那样呕心沥血进行理论体系建构，更不曾像陶希圣或郭沫若那样在毁誉参半的人生之外留下后人无法忽视的史学创新。——高全喜（P11）        

        从纵向看，胡适一生少年读经史、中年主西化、晚年对传统越来越同情；从横向看，胡适支持打倒孔家店，却试图从墨家、道家寻找传统的新象征，支持打倒孔家店，主要是反对裹足八股、礼教科举，对孔子、孟子的思想相当肯定。——陈明（P125）        

        把胡适主张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画等号，只能说是对胡适的误解，和对“充分世界化”的误解。胡适用“全盘西化”一词，本意是“一心一意地现代化”，是希望以“全盘西化”作为手段来打掉传统文化的惰性，最后期望仍可达到一种折中调和的结果，也就是他所希望的“再造文明”。——陈明（P126）        

        胡适说再造文明需要的是解决一个个问题而不是如宋儒那样悬一个天理。——陈明（P127）        

        胡适终生处在紧张的“中国”辨认中，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是撕裂胡适的两种力量，也是让胡适在政权交替时期无法从容镇定地决定自己的国家认同，不得不选择软性流亡的导因。——任剑涛（P129）        

        国家转型有两个涵义：一是国家的功能化转型，二是国家的结构性转型。前者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规模、范围与职能的有效建设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立宪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任剑涛（P130） 

        国家认同具有两个指向，一是国家认同的民族文化指向，二是国家认同的政治结构指向。前者指向的是一个国家的故土认知、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和社会结构。后者指向的是国家的政治建构、政体形式和政治情形。就前者言，国家认同与一个人的故土眷恋相连；就后者论，国家认同与一个人的政治决断有关。——任剑涛（P132）        

        欧洲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胡适（P170）        

        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胡适（P174）        

        国家认同。换成胡适的表述，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的问题。收拾人心，解读起来就是促成公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正正就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立宪民主的政治实践，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国家认同的政治正道。——任剑涛（P177）        

        不必向历史里求事例来替宗教辩护，也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反对宗教。因为没有一个大宗教在历史上不曾立过大功，犯过大罪的。——胡适（P211）        

        民族国家之内凝聚国民的最为基本的粘合剂是共享政治认同，而天下体系之下最为基本的粘合剂则是对文明的向心力。——燕继荣（P226）        

        现代国家必须完成三重任务，即国家统一，国家强大，国家合理有限。自由主义学说大体上属于适应国家建构第三阶段的理论，它是完成“国家要合理有限”这一历史任务的有力工具。——燕继荣（P243，244）

        在道理上，我们不难理解：当一个人没有财产时，他为了生存就无法奢望能始终伸张自己的权利，甚至在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也未必有必要的经济基础去保护自己。当整个社会的多数都缺乏私有产权或者即使有也无法得到可靠保护时，个人权利被随意侵犯就会成为常态，进而演进到侵蚀社会文化，使制度逐步转向为集权、专制服务。——陈志武（P253）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胡适（P250）

        每逢政治比较安定的时候，儒家思想便占上风，道家思想就随之衰微。反过来，到了社会衰微的时候，道家思想便一时盛行，而儒家思想就相形见绌。——萧公权（P293）        

        作为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人，胡适的魅力就在于，从日常生活的小处到家国天下的大事，都达到了新旧、古今之间折中通变的极致，真可谓今世之完人。——高全喜（P323）        

        任何一个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如果他的宗教、他的种族能够活下来，他必然有从善、从和之类的仁义礼智信价值体系。各民族、宗教、文化在这些方面必须基本上一致，否则的话，这个民族、种族活下去的概率会很低。——陈志武（P324）        

        我不会无条件接受儒家的价值体系，作为一个科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我绝不会接受儒家基于权利不平等、基于非自由选择的社会秩序。——陈志武（P325）        

        当然说到最后，作为自由主义者，我最喜欢的社会结构是基于货币化和市场化的安排，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货币是没有身份、没有血缘信息、没有社会地位信息的中性符号，不管你是做儒学研究的，是做经济研究的，还是商人，一百块钱人民币就是一百块钱人民币，你拿到社会当中，基于双方自由选择，完成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给人的自由空间是最大的，优于其他体系。——陈志武（P336）        

        反对帝制中国，也反对党化中国。——任剑涛（P346）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一对“死对头”，经过一个多世纪互相妖魔化对方的斗争和较量，最终互相妥协，互相吸收对方的精华，走上了混合主义的道路。——燕继荣（P355）        

        罗斯福新政是“给资本主义戴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氧气面罩”，而邓小平改革则是“给社会主义装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燕继荣（P355）        

        对于1962 年出生的学人来说，我们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在追求自由价值，尊重个人选择，主张开放竞争，反对权力垄断方面，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在追求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主张社会保障，反对无责任政府方面，我们又是社会主义者。——燕继荣（P356）        

        对于中西制度的认识，我们始终停留在冷战时代的思维，把西方认定为资本主义，把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后冷战时代已经被打破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现在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军对垒，在意识形态上就被拉回到冷战状态中去了。——许章润（P362）        

        一般定见是戊戌维新失败了，清末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如何如何。此说之谬，在于只见局部和短程，未见全体和长程。唐先生说，在整个中国长程革命当中，上述诸端都可说胜利了，一种“阶段性的胜利”。它们各以自己的阶段性功德，叠加累积，造成了一个百年绵延的创制“新中国”的历史进程。——许章润（P364）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复兴遵循的是固有文化模式的话，那就得承认中国的复兴是通过非自由的手段获得的。——胡传胜（P366）        

        “富强诚可贵，民主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自由主义的信条；“民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富强故，二者皆可抛”，则是包括不少自由派在内的追求中国富强者的信条。——胡传胜（P367）    

        强调法律的合法性和文化历史的正当性之对应性互动，生动表明了适之先生其实期望调和新旧、折冲中西的用意，也是他个人徜徉于新旧中西之间的性情使然，更是百年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兼具“古今中西”特性的时代之写照。——许章润（P373）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用力的话，不再是启蒙一类的事情了，而是在学理上怎么把自由主义深化，在实践上怎么见诸于体制落实。其间最为重要的，就是将自由主义理念转变为立宪民主的体制肉身。——许章润（P379）        

        如果要站在自由主义和宪政的立场来讲中国的复兴，我认为至少要过三关：第一关是经济关，这一关的成就不少人都能接受，第二关是民主政治关，第三关就是民族统一关。等到这三关都过了，我认为所谓的民族复兴才能算实现。——胡传胜（P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