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赶超的阶梯》推荐序：成功追赶的制度优势

我们刚刚送走改革开放 40 周年，就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大日子。总结梳理过去 7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经验，比较不同国家在经济追赶过程中的正反经验和教训，进而研究探讨中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对于我们走好新时代的中国发展道路、续写经济发展的辉煌，具有重要的意义。周建军博士基于国际比较的系列研究，就是这样的积极尝试和努力。

建军关于美国产业政策的研究论文刊登在我主编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一书中，他也和我一起为《牛津中国创新手册》合著过关于中国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论文，与我的很多观点相同或相近。不少研究受到了经济学界、产业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好评。我很乐意向各界朋友推荐他这本新书《赶超的阶梯》。从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经验等多元视角，这本书为我们认识与践行中国发展道路、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选择适宜的改革方案和追赶路径，做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 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首先，从践行中国发展道路的角度，这本书研究论证了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维持国防安全、独立自主、追赶发达大国、实现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了中国这样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经济体和那些遵循“华盛顿共识”的经济体的发展和转型路径的差异，比较了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和财阀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对于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提醒我们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要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增进了我们对于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改革方法论、平衡政府和市场作用、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重要性的理解。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绝非易事。“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中国在内的极少数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开放，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迷失的 20年”，尤其是苏联、东欧、拉美等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经济体。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对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及不良影响，即使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也提出了不少反思。

比较地看，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和转型道路，是多么重要，也是多么幸运。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主选择的方法论，正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差别，也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基于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及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考察调研，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历史和事实也一再证明，发展中国家尚无依靠“西天取经”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国家的理论也解释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其次，从认识和理解世界经济多样性的角度，这本书研究揭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与众不同的真实场景。流行观点以为，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一定是哈耶克主张的“守夜人”政府。建军的研究显示，美国产业政策不仅不是“被动”的，而且是非常“主动”的；既有所谓通用性的产业政策，也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在过去 60 多年，美国联邦政府累计投入 4 万多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开发，是美国产业政策积极作为的有力写照。然而，政府提供的科研资金也仅能根据对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配置， 政府对科研资金的配置也就决定了美国产业发展的方向。因此，比尔•盖茨等企业家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形容为“政府引领、企业创新”。

这正如斯蒂格利茨等建军熟悉和引用的学者对于产业政策所指出和呼吁的那样。在几年前世界银行的工作论文和我主编的《产业政策的革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孟加和我就以“产业政策的复兴”为题，为产业政策正名。而在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发展规划被美方无理指责，必欲去之而后快，显示出美国政府充分了解产业政策在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软预算约束的研究，一度成为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甚至要求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重要理由。建军的研究显示，软预算约束和所有者掠夺问题，广泛地存在于韩国财阀这样的经济体制中， 即使韩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我的研究也认为，如果企业背负有“战略性或社会性政策负担”，没有自生能力，都会有政策性亏损；不管国有或私有企业，政府都同样需要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负责而给予保护补贴。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大规模私有化过后，政府给原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仅没有减少， 有些补贴反而还有所增加，而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没有提高，同时政府的税收能力下降，导致了这些国家财政的恶化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如上多个角度的研究，佐证了我们坚持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能盲目接受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的教条。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民族复兴的最后冲刺阶段，更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克服市场失灵，完善竞争性市场环境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同时，作为崛起的大国，在国防和经济安全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方面，担负起政府所必须扮演的引领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都需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是追赶中的大国必要的制度选择。

再次，从具体的改革方略和路径的角度，这本书不仅提醒我们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也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国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可借鉴的路线图。比如，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接受宪法和行政的多重监督，坚持国有独资经营，以董事会授权为特色，但“淡马锡模式”在财务投资者导向与中国国有企业的使命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员工持股的研究，提醒我们关注耐心资本和长远激励对于企业和员工积极性的影响，避免短期导向和急功近利。永久基金模式和社会分红为解决资源型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曙光。多年来，我也一直呼吁国有企业要根据政策性负担存在与否，因企而异、分类改革，监督和管理好各类国有资产，造福全体人民，这样才能避免苏东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悲剧。

就全球产业集中趋势、半导体赶超和知识产权制度而言，建军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角度做了讨论。他的研究强调，全球经济日益呈现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领衔的产业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值得后发国家仔细甄别、加以应对；为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半导体产业在赶超过程中应避免资源的过度分散甚至低效；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应该在保护创新积极性的同时避免制度设计的漏洞，避免专利的寻租导向等；这些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就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而言，关系到经济安全，我们在多年发展的基础之上，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进入产业链的相应环节，进而把自己能做好的产业部分做大做强。即使短期内不具备比较优势，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曾经走过的道路、使用过的“阶梯”。

过去几十年来，在实现经济追赶的道路上，中国没有盲目追随别人走过的道路，没有简单模仿别国的制度。走向未来的道路上， 我们仍然需要坚持自己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在理论上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做到理论创新和文化自信，以跟得上实践的需要， 真正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

这个意义上，我寄望建军和新一代青年学人能以初生婴儿的视角，既要了解现有的理论和别国的经验，但也不戴现有理论和别国经验的有色眼镜，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之上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上做出更大的成绩。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青年学人的社会科学研究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鼓励，一起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添砖加瓦，一起为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不懈努力， 一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为《赶超的阶梯》的推荐序，2019 年 9 月于朗润园。部分观点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版“新书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