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低迷，中国油价却为何向欧洲靠拢？

        国际油价下行半年有余之际，不仅全球经济为之一“震”，无疑还波及国内诸多经济领域，其中最大的，也是颇受争议的一个影响在于，在国际油价下行之际，国内燃油消费税却持续扩增。

        在此，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在国际油价下行背景下，国内征收高额消费税的背后是否还有着其他隐情？

油价定价的“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

        在全球汽油价格版图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定价模式，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模式”，另一种则是以德国和北欧为代表的“欧洲模式”。前者倾向于低消费税基础上的低油价策略（譬如美国的燃油税大概在10-20%之间）；而后者则相反，仅燃油税可以高达油价的30-40%左右（譬如德国和北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这也可以称之为高油价的一种定价策略。不同策略的结果是，从国内外的价差来看，北美地区的国内油价水平最接近国际市场的油价，而欧洲地区的油价则相对远离国际市场油价。

        为什么同样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上述两者会在汽油定价策略和结果上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呢？这里面不仅有能源资源环境利用理念上的某种历史成因，而且还与各自在能源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汽车产业的发展史，城市形态的演进等因素都有着紧密关联。

        也就是说，尽管国际能源市场经过多年发展之后已经逐渐高度一体化（扣除油品差异后，全球数十个产油区的价格基本趋同），但各国和地区却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需要通过税率来调整国内的油价，使得汽油价格出现所谓的内外背离。

中国油价是怎么定价的

        再回到中国，我们是采取何种定价策略的呢？

        总体上，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也就是出台燃油税改革措施的2009年之前，我们是采取油价管制的办法来进行计划性定价。换句话说，不论国际油价高低，国内实行统一的定价，而在这个定价中，涵盖了各种名目的“费”和较低的消费税。

        事实上，在2009年之前，我国的燃油实际价格并不低，但由于税费关系没有理顺，因此，存在很多隐性的“价格”，而在2009年明确以“税”取代部分的“费”之后，燃油税便开始以显性的价格形式进入油价。

        按当时的油价水平来计算的话，直接燃油税在油价中的比例并不高（大概在20-30%之间），再加上其他各种口子征收的“费”，总体上在油价下滑之前，“税费”合计可以占到总油价的30-40%。应该说，这个水平是高于“北美模式”，但又低于“欧洲模式”，走了中庸之道。

        不过，时至今日，随着油价的下滑，我们的油价结构显然已经无法再维持“中间道路”了。一方面，这与税费刚性有关，其实，即便财政部门在近期不连续提高燃油税水平，由于汽油价格基数自身的缩减，燃油税的比例自然而然就会逐渐攀升，从而向“欧洲模式”靠拢，当然，在财政部门连续几次提高燃油税水平之后，客观上这个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另一方面，在燃油税上浮的背后，更加重要的因素是，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实际上都在为“高油价”准备各种政策和应对之道，从没有想到过油价竟然会在短期内出现如此大的下滑，这样一来，一旦出现低油价的反常现象，相关部门就会有点“措手不及”，譬如临时出台加税政策，从而使得我们的汽油定价策略加速走向“欧洲模式”。

油价下跌打破高油价时代的“预算惯性”

        进一步而言，在整个世界都为高油价而“存在”的背景下，实则意味着油价的向下波动不仅会打乱俄罗斯和中东等产油国的预算根基，同时也极有可能会冲击到中国等大国的预算节奏，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

        一则，我们有自己的大型石油、石化公司，而且都是国有的，是重要的税源。在此之前，这些石油、石化公司的主要发展战略和决策都是以高油价（或至少是以高企的油价）为前提，油价下来了，很明显，它们的利润空间必将大大缩小，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上市公司公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业绩为例，中石油实现净利润同比下降6.2%，中石化实现净利润下降12%。中海油季度油气销售收入535.7亿元，同比下降4.6%。接下来，与此相关的财税受到冲击已经是毋庸置疑。

        二则，我们在海外有巨大的石油利益，在高油价阶段收购了大量的油田，以中石油公布的数据为例，该公司在海外的油气作业当量高达1.23亿吨（2013年），在高油价条件下，这些本都可以给国家财政带来收益的，但现在看起来不仅其盈利前景极为渺茫，而且还可能为此继续投入大量的维护成本。

        三则，我们对石油输出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贷款性投资，这同样也是出于高油价趋势的考虑。但事与愿违的是，这些国家在低油价的打击下已经无法按时偿债，至于未来能否偿还这些巨额的债务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四则，在低油价的影响下，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通缩的迹象（PPI指数下滑），也就是说，低油价开始波及上下游的各个部门，这个迹象对国民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同时也意味着财税规模会受到更大范围内的影响。

        数度冲击下，到目前为止，国家财政究竟如何在国际低油价的背景下维持原先的平衡，仍然有待观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出于良好的“初衷”，财政部门并不想看到油价的下滑对众多产业带来不利的连锁反应，因而选择在国内的层面上首先进行干预，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因为油价下滑而造成的某种财政紧张（或失衡）。

        因此，能够在一片“骂声”中上调燃油税，这本身固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或许恰恰表明财政部门在低油价冲击下已经有点无可奈何。或许，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上，我们的油价构成已经正式步入了“欧洲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