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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用“微权力”捧红的那本讲微权力的书

莫伊塞斯•纳伊姆

2015-01-26 18:14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2015年的新年愿望，是每两周读一本书。他选的第一本书，是《权力的终结》，一本讲旧权力结构终结、新权力结构兴起的书。因为扎克伯格的推荐，这本去年9月在亚马逊畅销榜排名第45140位的书，今年的排名迅速上升到前10。在美国人的记忆里，上一回有书因为名人推荐如此爆红，还是在1996年，奥普拉推荐的《失踪时刻》一举成为畅销书。从销售排名看，扎克伯克推荐的书销量不如奥普拉。原因？似乎可以用《权力的终结》解释：和世界的权力结构一样，媒体的权力结构，已经从奥普拉时代已经进入了微权力主导的“微奥普拉”时代，超级名人的推荐，只能影响到分众团体。

我们不妨借此看看，“微权力”在如何重塑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权力的终结》。

微权力时代：权力大国再也无法为所欲为

哈维尔•索拉纳是西班牙外交部前部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北约秘书长，后又任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他曾对我说：“过去25年间爆发了很多危机，其中包括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谈判和巴以冲突等。我亲眼见证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权力大国，也会受到多种新力量与新因素的制约。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很难再为所欲为了。”

索拉纳是对的。叛乱分子、边缘政党、新兴创新企业、黑客、组织松散的活动家、骤然兴起的公民媒体、城市广场上群龙无首的年轻人和那些好像“从天而降”的具有领袖气质的个人都在撼动着旧秩序。他们并不都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却都促成了海军和警察部队、电视网络、传统政党和大银行权力的衰退。

这些微权力行为体规模小，不知名或是曾经微不足道，他们已经找到了削弱、约束或挫败曾经在各领域居于控制地位的大型官僚组织的途径。他们缺乏规模、协调、资源或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并不符合过去判断权力行为体的标准。他们本不应该参与权力角逐，或者至少不应该在被优势竞争者压制或合并之前加入权力竞争。但事实恰好相反，传统权力行为体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选择现在都遭到了微权力行为体的否定。在某些情况下，微权力行为体甚至正在赢得与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较量。

新兴的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是通过赢得竞争而将大型权力行为体驱逐出局吗？不是。他们还不具备全面取代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能力。他们的优势在于，不用像大的权力玩家那样为规模、资产、资源、集权和等级制度所累，也不用在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当微权力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大型权力行为体的上述特征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其他新兴的微权力行为体同样可以有效地对他们发起进攻。因此，成功的微权力行为体利用的是新的优势和技巧。他们阻碍、削弱、破坏并挫败大的权力玩家，后者虽然拥有大量资源，却准备不足，无法抵抗。他们凭借这些技巧就能动摇并取代权力根深蒂固的大玩家，这表明权力正在变得更易摧毁、更难巩固。

而其中的深意更是惊人，表明了曾经在20世纪给这个世界带来喜也带来忧的韦伯口中的官僚组织的衰落。权力与规模的脱钩以及有效运用权力的能力与对大型官僚组织的控制的脱钩正在改变世界，这种脱钩引发了令人不安的思考：如果权力的未来在于破坏和干扰，而不是管理和巩固，我们还能够再对稳定有所期待吗？

权力是何时起开始衰退：冷战结束和互联网兴起不是仅有因素

权力的分散和衰退究竟始于何时？韦伯口中官僚组织的典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我们很难给出答案，更不用说像诗人菲利普•拉金准确指出“性革命”发生时间那样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了。

不过，柏林墙倒塌的日子—1989年11月9日，倒是一个不错的讨论起始点。冷战的结束及其所引发的现实及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使半个欧洲大陆摆脱了专制统治，打开了曾经被封锁的边界，开辟了新的市场，也削弱了要利用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维系一个大型国家安全体制的理论基础。那些曾经被迫循规蹈矩的人得到了解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旧秩序的颠覆，如1989年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90年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遭到攻击。作为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机关，国家安全部代表了“二战”后官僚组织发展中黑暗的巅峰之一。过去几乎封闭的经济开始对国外投资和贸易开放，这正是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跨国公司所拥护和支持的。

1990年12月，就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推倒柏林墙一年之后不久，英国计算机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在位于法国与瑞士交界地区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成功通过国际互联网实现了超文本传输协议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创造了万维网。万维网的发明引发了全球通信革命，触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冷战的结束和互联网的诞生无疑是促进当今微权力行为体兴起的重要因素，但它们绝不是仅有的重要因素。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巨大的历史变迁归因于某个单一的缘由。比如，文本信息和像脸谱网、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在世界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引发了新的政治运动，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交媒体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但最终毫无结果的辩论。作为权力角逐中的作用因素，社交媒体在示威行动的协调中起到了帮助作用，也将侵犯人权的行为曝光于天下。但是，有经验的专制政权也会利用社交媒体实施监督和镇压。一旦有所怀疑，政府就可以关闭国家的互联网（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埃及和叙利亚的独裁者在受到挑战时就是这么做的）或利用精心设计的过滤和控制体系减少未经审核的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

有人和克莱•舍基一样对互联网持乐观态度，相信技术的未来，但也有人与耶夫根尼•莫洛佐夫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一样持怀疑态度。他们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所以，要理解权力壁垒为何会出现漏洞，我们需要观察更深层次的变革，观察那些在冷战结束或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积累和加速的转变。当今时代，权力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生活的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来自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地点以及生命的长度和质量所发生的变化。权力运行的环境变了。

人口统计数据、生活水平、医疗和教育水平、迁移模式、家庭和社区都变了，我们的态度（即我们的抱负、信念、渴望及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基点）也变了。为了深入分析这些变化并理解它们对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把它们归为三类：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数量革命正在使权力壁垒失效，迁移革命正在规避权力壁垒，而心态革命正在削弱权力壁垒。

数量革命：粉碎控制手段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时代，所有事物的数量都比以前多了。人口、国家、城市、政党和军队的数量增多了，产品和服务以及出售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数量增多了，武器和药品的数量增多了，学生和计算机的数量增多了，牧师和罪犯的数量也增多了。自1950年以来，世界经济产出增长了500%，人均收入增长了350%，最重要的是世界人口数量比20年前多了20亿。到2050年时，世界人口规模将达到1950年的5倍。理解人口的规模及其年龄结构、地理分布、寿命、健康状况和抱负对理解权力的变化至关重要。

数量革命并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或部分人群。当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地震、压迫、内战、自然灾害和环境威胁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占据了每天的新闻头条时，数量革命不断推进。尽管这些危机的紧迫程度以及人类和地球因此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减小，但我们仍旧可以断言，21世纪前10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10年。正如分析人士查尔斯•肯尼所言，是我们“曾经最好的10年”。

这一说法是有数据支撑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5~2008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从亚洲到东欧，极端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人口）的比例都骤然下降，这是自有全球贫困数据统计以来的第一次。考虑到这10年当中爆发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进展就更令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在危机中，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曾经表达了他对于金融崩溃会给贫困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担忧。佐利克说，专家已经告诉他，贫困人口的数量将大幅增长。幸运的是，他们错了。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到2015年时消除世界上一半的极端贫困人口。事实上，这一目标提前5年就实现了。

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的是，尽管爆发了危机，但较贫穷国家的经济仍在继续增长，继续创造着新的就业机会。早在30年前，这一趋势就已经显现。例如，自1981年以来，有6.6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20世纪80年代，亚洲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为77%，1998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14%。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成功的新兴市场，还发生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学家马克西姆•潘科夫斯基和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指出，1970~2006年，非洲消除贫困的速度比人们普遍认知的速度要快得多。

他们根据严格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在非洲贫困的消除具有显著的普遍性，不是某个或某几个拥有地理和历史优势的国家的经验能够解释的。包括地理和历史都不占优势的国家在内，各类国家的贫困都有所消除。既包括内陆国家，也包括沿海国家；既包括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包括矿产资源匮乏的国家；既包括农业发展良好的国家，也包括农业发展欠佳的国家；贫困的消除与各个国家的殖民地历史无关，也与各国在非洲奴隶贸易时期奴隶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无关。1998年，自有统计数据以来，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非洲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数量。”

当然，数十亿人的生活状况仍然极为恶劣。世界银行公布的极端贫困线是日均收入1.25美元，但即便日均收入是3美元或5美元，人们也还是生活在挣扎和贫困之中。但无论如何，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即使是对最脆弱的“底层的10亿人口”来说，生活质量还是提高了。自2000年以来，儿童死亡率下降了17%以上。1999~2005年，因麻疹引发的儿童死亡数量下降了60%。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4%下降到了2008年的17%。

众多贫穷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贫困消除也促进了“全球中产阶级”的壮大。据世界银行测算，自2006年以来，28个“低收入国家”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可能没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富裕，但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群体也是世界上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我估计，到2017年，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以现在的趋势，到2021年，亚洲的中产阶级将达到20亿人。仅在中国，就会有超过6.7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哈拉斯很快指出：“这不仅发生在亚洲，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迅速的贫穷国家中，中产阶级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我没有发现任何表明这种趋势在未来不会继续的迹象。尽管偶尔出现的障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减缓某些国家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但就全球范围而言，这一趋势是确凿无疑的。”

世界的社会经济图景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成就，数量巨大且幅度惊人。1990年，世界文盲率为25%，而现在，世界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16%。高等教育普及率有所提高，就连全球平均智商测试分数都提高了。同时，2000年以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也下降了超过40个百分点。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再度开始延长。农业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自2000年，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随着市场上新的供应源与制造商的出现，就连稀土（手机制造和石油精炼中使用的17种稀有元素）都不那么稀缺了。职业科学家队伍的迅速壮大或许是推动这些进步的原因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国家中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数量从1999年的430万人增长到了2009年的630万人。而很多科学家队伍庞大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国家都不在被调查国家之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

人类的寿命更长了，身体也更健康了。综合健康、教育和收入指标以衡量全球幸福程度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1970年以来，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2010年，该指数比1970年还要低的国家用一只手就能数清。2000~2010年，全球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下降的。2012年年底，贫困人口数量、儿童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和热量摄取指标与2000年相比都有所好转。简言之，数以亿计的曾经一无所有的人近年来拥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机遇和更长的寿命。

我的目的不是要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宣称“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事实上，上述所有进步都面临着挑战，也都有往往会转化为悲剧的例外。贫穷国家的进步与欧洲和美国的近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享受了几十年增长和繁荣的欧美中产阶级正在因为金融崩溃而失去他们的经济地位，其群体规模也在缩小。

诚然，“阿拉伯之春”及近期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引人注目，但它们的发生与1980年以来中东和北非人口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关系更密切，与“青年膨胀”关系更密切（数百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未来的生命之路还很长，却没有工作或好的前程），当然，也与政治活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关系密切。“阿拉伯之春”兴起于突尼斯并非偶然，它是北非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也是贫困人口向中产阶级转变最成功的国家。

事实上，受教育水平更高却又缺乏耐心的中产阶级才是近10年来许多政治变革的发动机，他们渴望的进步速度远非政府的能力所及，他们因无法忍受腐败而变成了强有力的反对派。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改变权力的行使，权力仍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数量革命不仅是数字的革命，还代表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当人们的营养水平、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见多识广，与他人的联系更多的时候，很多曾经把权力严密保护起来的要素就不再那么有效了。

关键在于：人口数量越多、寿命越长，就越难对他们严加管理和控制。

从根本上讲，任何政权的权力行使都需要控制国家、市场、选民、追随者和贸易线路等。一国的人口（有可能成为士兵、选民、消费者、工人、竞争者或追随者的人）数量越多，能力越强，越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财产，政府就越难对他们进行协调与控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忆及自己从政以来世界秩序的剧变时直截了当地说：“当今世界，杀掉100万人要比控制他们容易得多。”

数量革命让当权者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当使用武力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时，如何有效强制执行？当人们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独立、越来越不易受到伤害时，如何维护权威？当这个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时，如何对人们施加影响并回报他们的忠诚？要管理、组织、动员、影响、劝告、惩戒或镇压众多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再用应对少数生活水平较差的人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

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

今天，不仅人口数量更多，人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人口的迁移也更加频繁。这不仅使人变得更难控制，也通过种族、宗教及专业群体的兴起或思想、资本及信仰的动摇或强化改变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14亿移民。过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数增长了37%，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数分别增长了41%和80%。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迁移革命，移民的数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同样，移民也在改变着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商业、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从2 200万增至5 100万，以至于现在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西班牙裔；过去10年，美国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尔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的穆斯林在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这些小团体注定会改变当地的联盟、投票模式和商业策略，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政党、政客、企业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竞争者的挑战，这些竞争者在新的人口群体中根基更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样的一幕也在欧洲上演着，各国政府已经无力阻止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男子当选爱尔兰波特劳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个通勤城市）市长，成为该国的第一位黑人市长。

即使是试图限制新的人口迁移的做法也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谈到美国一些州的移民对越发严厉的对待和不友好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时，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长乔治•贾斯达涅达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指出：“许多墨西哥裔永久居民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而离开美国，而是通过‘自卫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986~1996年，平均每年有2.9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自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有12.5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增添了200万新公民，这些新公民又会把近亲带到美国。现在，近2/3的墨西哥裔永久居民是以美国公民亲属的身份入境的。”这些新公民自然也是选民，影响着美国的选举形势。

移民的大量汇款也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2010年，全球各地的移民通过电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给母国带回了4 490亿美元（1980年的汇款总额仅为370亿美元）。如今，移民的汇款额是全球对外援助总额的6倍多，比每年流向贫穷国家的外资的总和还要多。简而言之，生活在国外的工人（他们自己往往很穷）寄回母国的钱比外商投资还要多，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更多。事实上，汇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硬通货的最主要来源和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商业图景。

城市化或许是迁移革命对权力的最大改变。历史上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依旧在加快步伐，在亚洲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并将继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2007年，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理查德•多布斯是这样描述的：“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和印度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随之形成的将是分别比日本和西班牙更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每年全球城市人口都要增加6 500万，相当于增加了7个芝加哥或5个伦敦。”国内人口迁移对权力分配的影响与国际人口迁移一样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消费及投资。国内移民，尤其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与国际移民一样影响着权力。

人才回流是人口迁移的一种新形式，它虽然不如城市化普遍，却也重塑着权力图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贫穷国家的许多熟练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移民到了经济较富裕的国家。众所周知的“人才流失”使许多国家失去了花费大量成本培养的护士、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才，明显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回到他们的祖国，改变着各自国家的企业、大学、媒体和政治。事实再一次证明，迁移革命正以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迅速变化的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获取和行使。

心态革命：一切都不再理所应当

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他更愿意称之为“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期望膨胀的速度比政府满足民众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的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清楚，有人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财富、自由或个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这场“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们影响的既有富裕国家又有贫穷国家。事实上，全球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所谓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呈萎缩之势，但他们都在加剧政治动荡。身处困境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扩张中的中产阶级提出抗议，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例如，为了获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学教育，2009年以来，智利的学生几乎定期发起暴乱。几十年前，高等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而现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但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满足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现在就要。中国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楼、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问题常引发人们的抗议。虽然几年前那些公寓楼、医院和学校根本都不存在，它们的新建已经是进步，但这并不能缓和人们的愤怒，他们希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心态的变化，它对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场深刻的期望和标准革命已经爆发，它不仅出现在自由社会，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保守的社会。大多数人以不同于他们父辈的目光审视着世界、邻居、老板、牧师、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当今时代，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迁移、学习、联系和交流的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些改变对于人们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影响因为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而大幅增强。人类的心态和世界观代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

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

大量事件似乎表明，变化并没有那么夸张。微权力行为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强大的权力行为体最终还是能够并将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专制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已经下台，但他们背后的权力机构仍旧发挥着影响力。毕竟，伊朗和俄罗斯政府的镇压，大银行的合并，政府的扩张和紧急援助，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公司的国有化都表明，权力仍然遵循着旧有的规则，不是吗？高盛、美军和天主教会都没有消失，它们仍旧通过多种途径施加着影响。

虽然一些巨头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的权力行为体似乎还在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样迫切地扩张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再是美国钢铁公司或欧洲某家钢铁巨头，而是一家曾经处于行业边缘的印度公司。但如果这家印度公司从一些老对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产、员工和客户，这种权力地位的交替还重要吗？新兴巨头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巨头相近，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新兴巨头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常规运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合理吗？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趋势可以解读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表现。熊彼特认为：“国内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从手工业商铺和工厂向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的发展同样展现了产业突变的历程……它不断从内部改革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事实。”

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转移（包括但不局限于商业企业的上升和失败）无疑与熊彼特的预期一致，它们也符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的特征。所谓破坏性创新，是指依靠全新的方式开辟新市场的技术、服务或产品的变革。破坏性创新的效应最终会蔓延到其他相关或相似的市场并削弱它们。iPad（苹果的平板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手机支付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汇款给你远在另一个大陆的女儿也是很好的例子。

熊彼特从整体上关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变革的力量，克里斯坦森详细分析了具体市场，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相似的力量正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发挥作用。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体现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这三场革命都对传统权力模式提出了具体挑战。在传统权力模式中，协调统一的大型集权式组织运用绝对优势资源、特殊资产或压倒性力量获取并维护权力。几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对人实行强制性措施，还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这种模式都是最适用的。

权力有四种不同的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威力（或生硬地强制执行）是强迫人们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准则是运用道德义务的力量，游说是运用说服的力量，报偿是运用诱惑的力量。其中，威力和报偿的运用是要改变诱因、重塑情境，让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动，而准则和游说的运用是在不改变诱因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情势的评估。权力壁垒的存在是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恰好削弱了权力壁垒。对此，表4–1给出了总结性说明。

见表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对权力的四种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构成了挑战。毫无疑问，不管是通过法律或军队，还是通过政府或垄断来实施，强制执行都是最生硬的权力行使方式。随着三大革命的不断发展，依靠强制手段的组织为维持对所在领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盟对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的无能为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预防和抑制非法移民与非法贸易，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边界地区修建隔离墙和围栏、加强边界控制、应用生物识别技术、设置临时拘留所、发动警方突袭、召开避难申请听证会以及将非法人员驱逐出境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为了阻止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国，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毒品战争”，却没能取得成功。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价值观的普及让人们拥有了挑战强制性权威的空间、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权和经济透明等价值观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来越多的倡导者、专家、支持者和平台的推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强制执行已无可能，而是实行强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随着三大革命的发展，通过准则或道德义务行使的权力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靠习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释世界。的确，因为疾病和贫穷而寿命短暂的人们在应对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残酷现实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紧密联系的团体的传统。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从前那般依赖传统的信仰体系，更愿意尝试接受新的信仰。

在物质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今天，习俗或道德义务几乎失去了吸引力，除非它们能反映变化着的形势。天主教会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天主教会越来越难招募到愿意誓守独身的神父，也越来越无力应对来自小型福音派教会的竞争，后者能够将教义同特定地方社区的文化及具体需求结合在一起。天主教会的危机发出的警示引人注目。

说服和吸引也是权力的作用渠道。例如，广告公司或房地产经纪人会游说消费者，选民或雇员也会被各种利益所吸引。三大革命同样改变着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图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场选举即将到来，候选人或政党为了争取选票，会发信息、打广告，并承诺在赢得选举后为选民提供服务和工作机会，作为对选民支持的回报。数量革命造就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见多识广的选民，他们不大可能再被动接受政府的决策，反而更倾向于详察官方的行为，更积极地寻求改变并主张自己的权利。迁移革命使选民的人口构成更加多元和分散，也更加不稳定。有时，迁移革命还会造就一些利益相关的个体，他们虽然身处远方甚至国外，却能够影响辩论和选民。心态革命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怀疑日益加深。

雇主、广告客户和其他想要吸引社区民众支持或消费的人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因为社区人口的利益和偏好趋于分散、更加多元。要吸引一小部分人容易，要吸引一大群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规模的优势越是缩小，小众市场和单一议题政治越是受益。因此，在市场力量和小对手的迫使下，大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像利基企业，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了依靠规模带来压倒性权力的大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