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的“共同体外交”

        2014年的中国外交气势足、亮点多，赢得了众多“点赞”。无论是“大国特色外交”新常态还是“主场外交”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都显示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府在外交战线的奋发有为和开拓进取。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总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特色是“合作共赢”，这一外交的新思路可概括为“共同体外交”，从该角度能够较为深刻地把握当前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当代地缘政治竞争需矫正

        欧亚大陆历来是地缘政治角逐的大局所在，其两翼面向海上强国。在此地缘政治架构下，20世纪上演了波澜壮阔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波及全球的冷战。但冷战结束后历史并未终结，诸大国的地缘战略依旧未脱20世纪窠臼，在东欧的乌克兰和东亚的第一岛链展开新一轮的较量，鹿死谁手犹未定局。

        在此背景下，各种地缘政治思潮潜流暗涌，不仅继续影响甚至主导当今世界某些大国的战略思维，而且处于边缘地带的一些中小国家亦不甘人后，纷纷制定各自的地缘政治战略，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追求大国的保护。

        然而，21世纪的世界毕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地缘政治战略起作用的时空条件均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今日世界上，继续追求传统的地缘政治目标无疑与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因而必然受到当代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严重制约。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经营“势力范围”迎头相撞是当今世界最为引人瞩目的地缘冲突，也是导致欧美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的症结。延续至今的乌克兰冲突使东西方均付出巨大代价。作为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走廊”，乌克兰原本可以从中大获其利，却使自己成为东西方拉锯战的牺牲品，可谓“大不智”。欧美不肯节制其东进野心，迫使普京反击，丢掉克里米亚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俄罗斯固执地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是“代价不菲”。在原油 “熊爪”和西方重重制裁之下，卢布持续大幅贬值，俄罗斯经济接连受创。而如果危机持续，三方之中将没有赢家，这一结局值得反思。

        有了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崛起中的中国必须谨慎采取所谓的扩张“势力范围”战略。事实上，俄罗斯这条道路中国走不了也走不通。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路径应当还有其他选择。追求“势力范围”只是其中的一种路径而已，而且易于遭到周边或域外国家的“反制”，不仅不能克服“安全困境”取得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反而可能置国家的和平与繁荣于险境。因此，寻求一种不同于营建势力范围又切实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新思路就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了。笔者认为，这个新思路就是通过营建“安全共同体”来达到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繁荣。

超越“均势”和“集体安全”

        “安全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概念，是新时期新条件下不同国家的相处之道。通过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持续交往沟通，培育对彼此身份、利益的认知和相互信任，使不同国家和人民对该地区持有可靠的和平预期，以及对共同利益形成新的理解和认知，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治理与经济繁荣的多重目标。安全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在今天则尤其具有积极的和平意义。

        19世纪赢得百年和平的欧洲“均势”外交尽管维持了大国之间的和平，但它是以牺牲弱小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因此称不上是“共同体外交”，充其量是“大国共同体”外交。但这一“大国共同体”是极为不稳定的动态平衡关系，不仅没有消弭局部冲突或战争如克里米亚战争，而且使得不断各大国不得不保持神经紧绷的状态。因此，尽管均势外交成功地维持了1815-1914年之间的大国和平，但难以改变其脆弱和平的本质。

        20世纪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维护普遍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在控制地区冲突和裁军与军控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然而，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倚重大国的作用而具有一定的活力，却对大国之间尤其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无能为力，因而根本不能克服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更曾使联合国安理会处于瘫痪状态，无力阻止两大超级大国在全球的霸权争夺和发动代理人战争。

        因此，今日世界要建立起属于21世纪的国际安全机制，就必须超越“均势”和“集体安全”机制，而安全共同体正是当前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最高级别。

“互联互通”是“共同体外交”的重要标志

        具体来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对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进一步深化，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暨“共同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互通”既是中国“共同体外交”主要内容，又是体现“共同体外交”的重要标志。

        顾名思义，“共同体外交”有别于传统的国家外交。其根本性区别在于：传统外交的目标是单一的，而“共同体外交”的目标则是“二合一”的，即“共同体外交”追求国家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扩大共赢的成果，进而实现共同体整体安全与繁荣的多重目标。“互联互通”是开展“共同体外交”的重要标志。

        首先，互联互通旨与相关国家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够巩固彼此间合作、强化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和合作习惯，改进相互间的政治、安全及战略关系，并防止战略误判。因此，互联互通能够有效增加相关地区国家和人民对和平变化的预期，有利于构建“安全共同体”。

        其次，互联互通是各国实现优势互补、营建“利益共同体”的起点。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全球善政”, 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升地区竞争力,使更多的国家塔上经济全球化发展快车道进而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正是这样的“全球善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欧共体通过《单一欧洲法令》实现资本、劳务、人员、服务四大要素全面自由流通，大大提速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的互联互通，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培育新竞争优势的政策沟通，都有益于打破发展瓶颈，促成荣辱相生、休戚与共的利益联接。

“共同体外交”有别于“价值观外交”

        实践中的“共同体外交”同时追求“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多元文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其中，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超越单纯的和平共存关系，在此基础上追求多元文明间的交融与多元文明的共同兴盛，因而具有崭新的内涵。

        中国的“共同体外交”是在多元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日本推进的所谓“价值观共同体”和美国的所谓“价值同盟”截然不同。此类“价值同盟”或“价值观共同体”对抵触其价值观的国家动辄批评、施压、制裁，或采取战略上的“先发制人”，对缺乏上述价值的国家则推广促进这些价值的生根发展，因而是强排他性的共同体。中国的多元文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则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复合性，因而是强包容性的共同体。

        注重政治价值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同盟”和“价值观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上也许更容易形成，但其总体特征却是意识形态至上和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压制，某种程度上与“种族主义”并无二致，性质上仍是一种图谋改造、对抗他国的冷战思维。明乎此，我们也就不用奇怪为何此类共同体往往极力追求地缘政治目标了。

        然而，文明进化与发展的逻辑是相互交融而不是固步自封。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和单独发展，不同文化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西方国家的文明或文化也不例外。“价值同盟”和“价值观共同体”刻意突出与其他文明体的差异，减少甚至阻绝与其他文明平等交流与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自然不利于其文明进化与发展，因而不免有文明衰落之虞。与之相反，中国“共同体外交”致力于多元文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相互交融借鉴更有利于各自文明的繁荣兴盛。可见，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是“共同体外交”的生命力所在。

结论

        中国“共同体外交”同时追求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多元文明共同体。其中，利益共同体是基础，安全共同体是核心，多元文明和谐共生共则是实现前二者的前提。以“共同体外交”赢取周边国家、区域国家和大国间的合作、安全与和平，取代大国间的地缘政治角逐和“势力范围”争夺，取代“价值观外交”式的彼此“伐交”，这是中国着眼长远的明智抉择，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高者在腹”，如果说中国外交在下一盘围棋，那么，“共同体外交”就是中国的“宇宙流”。

        中国“共同体外交”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国际和平和地区稳定，同时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但是，“共同体外交”重在互惠互利，更意味着大家的事情大家办。中国虽然致力于推动共同体建设，仍然需要秉持“不包办”、“不越位”、“不操之过急”的原则。“共同体外交”具有规范国际行为的示人矩矱作用，但对那些不合作甚至专事破坏的国家和组织亦需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提防，必要的时候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