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949年以后是怎样过春节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环境的变化反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度，春节也成为管窥一个时代的有趣截面。名人是怎么过春节的？以“古史辨”著称的顾颉刚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春节期间的活动，其中不乏有趣而值得关注的细节。

        1954年8月20日，顾颉刚离开了上海，于22日抵达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从上海到北京，顾颉刚和新政权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就让我们通过顾颉刚的日记一起分享其中的故事。

学者本色，手不释卷

        春节时期的顾颉刚仍然不离学者本性，欢乐的节日里也坚持每天都要在书桌前待上一段时间，不是写作就是读书。1955年1月28日（正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与静秋、义安挈四孩游中山公园。在公园中勘《论语辨》讫。”可谓是争分夺秒地读书，不过想到公园中一群快乐的孩子们旁边坐着一个一丝不苟读书的父亲，也是一幅有趣的图景。

        顾颉刚在春节时期读的书也一如他的兴趣所反映的那样，诸如《水经注》（1950年2月17日，正月初一）、《曲海总目》（1951年2月6日，正月初一）、《梦溪笔谈校证》（1956年2月18日，正月初七）、《尚书谊略》（1958年2月22日，正月初五）、《尚书核诂》（1959年2月8日，正月初一）等，读书的同时还有记笔记、看笔记的习惯。此外，他也阅读报纸和《文史哲》（1957年2月5日，正月初六）等期刊。

        看到顾颉刚一以贯之的勤奋用功，就不难理解他在学术界的声望了。

1954年以后中断的祭祖习俗

        春节期间祭祀祖先是一个传统的习俗，不过1954年以后逐渐有了变化，这在顾颉刚的日记中有所体现。

        1949年—1953年，他们全家基本保持着每年除夕祭祀先祖的惯例，也有一次是在正月初一。

        1954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文称：“由于封建迷信习惯的影响，每逢过年过节有些农民多要请菩萨，买香烛、纸箔，备酒菜敬神佛、祭祖先等。”因此呼吁“春节期间，由党、团员带头动员家庭亲友，不烧纸烧香”。顾颉刚在1954年2月2日（十二月二十九）的日记中写道：“以前除夕必祀先，今年停止，以此知社会风尚日在变迁之中。”算是接受了新社会环境下的变化，此后在他春节期间的日记中也确实再无“祀先”的记录。

《钓金龟》和《上甘岭》，戏迷更爱哪一出？

        顾颉刚是个爱看戏的人，在自传中他说自己有“戏瘾”，北大读书期间热衷于看戏，是个名副其实的戏迷。

        而春节期间，正是各类活动极为丰富的时候，尤其是1949年以后，文娱活动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看戏听戏也成了件方便的事情。1959年2月8日（正月初一），顾颉刚和张静秋在政协礼堂一连欣赏了四部剧，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演员的姓名完整地在日记里记下来，还点评道：“杜近芳演剧予尚是第一次见，唱作俱佳，其手势表现尤好，所谓兰花手也。”

        不过他也发觉自己看戏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化。或许是由于建国以来逐渐接触了更多的革命题材的戏剧影视，顾颉刚觉得“惟观《钓金龟》、《小放牛》等传统剧目，不似以前之有趣，以其无政治性也”。

        1957年2月5日（正月初六），顾颉刚在看了电影《上甘岭》之后就有如下感叹：“观《上甘岭》影片，可见抗美援朝之艰苦。当时在坑道中之志愿军，坑门为美军所塞，出取水者辄为击死，军中干渴已甚，健者病，病者死，而能坚守以得胜利，真可师法！”

        在当时大环境的感染下，顾颉刚对这类题材的戏剧、电影都十分关注，他经常和家人在春节期间一同前往电影院等地方观剧，也有来自上海、湖北等地的话剧团的演出，总少不了出现在他的日记中。在欣赏了一部名为《同志，你走错了路！》的话剧后，他“恨不能令赫鲁晓夫一观”。（1962年2月7日，正月初三）

 鸿儒谈笑，友朋往来

        既是春节，自然要拜年。仅从顾颉刚日记中的记录，即可获知与其交往的社会名流和学界人士，像梁思成、康同壁、尹达、白寿彝、侯外庐等。来给顾颉刚拜年和他外出拜访的友人都为数不少，时而“留饭”，时而“长谈”。

        有的时候是政协的同僚们举行的春节活动，1957年2月3日（正月初四）“与静秋同到和平宾馆，参加民进一春节联欢茶会”，1960年1月30日（正月初三）“到政协，与民进同人聚餐。予家人均参预”，其中不乏与顾颉刚交往频繁的朋友们。而他的亲戚张雁秋，王姨丈、姨母和卜蕙蓂、陆启铿等人和他一家的关系都很好，直至晚年也不乏他们之间交往的记录。

        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关系密切的友人的交往以及往来的信笺。章元善、叶圣陶和他是同学，1966年的春节，顾颉刚收到了老友章元善的来信。“昨元善来简，有‘负笈相携丙午春，京门话旧得三人’语，以光绪丙午，元善与予及圣陶皆肄业于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歌首句为‘光绪丙午春’，今已甲子一周矣，为和两绝句：少岁同歌‘甲午春’，已拼战斗竟斯身（校歌有‘尚武重征兵’语）、到今相顾仍相助，历经艰难好做人。花甲匆匆倏一周，少时国弱老时遒。三人喜得长安住，又好高呼反帝修”。他与章元善的诗词唱和，亦可感受到六十年里时代变幻的沧桑之感。

看电视——1963年后的新现象

        1958年，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在天津诞生，同年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不过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视机都还是比较稀奇的东西，只有不多的人才能接触得到。1963年以后，顾颉刚的日记中频繁地出现看电视的记录，或许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奇有趣的产品，到了春节期间，更是有机会通过电视体验以前的春节没有办法感受的乐趣。

        当时，一部分电影就可以通过电视来欣赏，如《锦上添花》（1963年1月24日，十二月二十九）、《红色背篓》（1966年1月21日，正月初一）等。此外，相声大师侯宝林也出现在了顾颉刚的日记中（1963年1月24日，十二月二十九）。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已经有了一些庆祝春节的电视节目，如1965年的“迎春晚会”电视、1966年电视“音乐晚会”、1976年的电视节目“儿童歌舞”等，还有通过电视播放前一年国庆游行的录像。至少从顾颉刚的日记看来，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不少，成为他在建国后的春节活动中极具特色的一个部分。

耽误不得的政治学习

        1949年以后社会生活中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政治几乎进入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在春节期间，不间断的政治学习和频繁的政治运动也是节日里不可避免的一个内容，1958年2月22日（正月初五）他参加“民进续开鸣放会”，说：“民进中央整风要至五月方讫，予之业务只得延迟下去矣。”

        1952年1月12日下午，在中央的号召下，上海市工商联召开第五次执监委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上海工商界关于开展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简称四反）的初步方案》，要肃清行业内的坏思想、坏习惯和坏作风，史称“四反运动”，这应该是顾颉刚接触到的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1952年1月26日（十二月三十）的坦白会上，他一面和朋友商讨、抄写坦白书，把会上四反运动的重要内容认真记录下来，一面心里似乎还是有点不以为然，一些所谓有害的行为在他看来“实无大病，只是请吃饭，送人情耳”。

        然而此后运动中的顾颉刚也不得不紧跟政治思潮不断地自我学习和改造了，其中他的夫人张静秋显然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1967年的除夕夜顾颉刚“重写自我批评千余字，又受静秋改”，1969年的除夕“全家七人合向毛主席做汇报”，他的自传也多次提到张静秋在思想改造方面对他的督促。此外，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逐渐阅读当时主流的政治作品，1966年的正月初一还在“点读”《毛泽东选集》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尤其在他60年代后的日记中，越来越多地阅读这类作品，与整个时代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政治活动中的顾颉刚和此前的他判若两人，尤其是在1949、1950年的时候，他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认识还很有限。1949年1月28日（十二月三十），当时的环境是“日来合议难成，战谣又作，虹口闸北两区军队日多……物价今日突高……煎熬更甚”，顾颉刚对时局的走向感到不安。

        1950年2月17日（正月初一），顾颉刚从妻子张静秋那里听说农村的情况颇为困难，联系自己所见的乞丐、叫花子，不由感叹：“如此上下俱穷，而谓能建国乎？”而对于新政权在农村、城市的经济政策，顾颉刚也十分怀疑：“共党对于农村实在毫无办法。农村既如此，都市则解放台湾为号，勒逼人民多买折实公债，往往为之荡尽产业。闻各业公会开会时，解放军把守大门，非超额完成不许出。铁业公会至为之开会三天三夜。许多铺子认购之后，准备届期将铺子交给国家，怨气直冲霄汉。在如此情形下，政府如何站得住？况尚有外力之打击耶！”即便是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了，他对未来的局势还是没有信心的。

        不过新政权终于成功渡过了难关，这或许是足以令顾颉刚与很多知识分子心服口服的一点，这种心态的转变和此后顾颉刚面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应不无关联。

        从顾颉刚的春节中，我们窥得的不仅是节日习俗的变迁，更是社会和时代的一个缩影。一代史家在他日记中的最后一个春节写道：“苏州传说，春节早上打一个喷嚏的，其人将于本年内死。而我今晨六时忽打一嚏，姑记于此，待三百六十日后证之。”也不禁令人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