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记忆中的林彪与“九一三”前夜的人民大会堂

【编者按】

        最近出版的《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是8341部队两位元老刘辉山和古远兴的子女们根据他们父亲的著述整理而成的一部回忆录，回忆他们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革”期间的警卫生涯。

        刘辉山和古远兴曾护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挺进北京。“文革”期间，他们继续警卫受冲击的军委首长，并奉命执行特殊任务。他们虽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却是站在重要历史时刻门口的人。翻书党获得授权，摘录其中有关林彪的片段，以及1972年国庆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千人抢花事件。这次抢花事件让周总理十分生气，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彻查。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北京市公安局也没有追查出背后的政治背景和阴谋，没有找出所谓的“阶级敌人”。

差点跟上林彪去东北

        1945年10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警备团吴烈团长、肖前政委奉命率第五、第六两个连和部分干部先行去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做准备，后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这支部队被调往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其余的部队组成一个团留守延安，由刘辉山任团长，张廷桢任政委，古远兴任参谋长，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

        转战陕北前夕，曾经发生了一个插曲，林彪想调刘辉山等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对此，刘辉山回忆道：

        吴烈团长和肖前政委带领警备团部分部队到前方，我当团长没有多久，东野林彪司令员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临走前他找到我，他对我讲，东北的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多了没有干部带，想要我带几个人过去组织一个师。我和林彪以前就认识，我在红一军团的时候给林彪、聂荣臻当过警卫连连长，他知道我能打，也敢打，不怕伤亡。四野的人我也熟悉，大多是一军团的人，所以他想调我带些人过去。那个时候人员调动不像现在那么复杂，只要前方需要，头一天人还在延安，第二天就上前线了，这样的事情很多。

        林彪同我谈完后，我找到张廷桢和古远兴，将林彪的话告诉他们，还问他们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古远兴首先表了态：“你决定，你说去我们同你一起走。”张廷桢说：“咱们过去可以，我没有意见，但下面的干部就不要带了，不要影响这里的工作。”我看他们两个人同意去东北后，就将商量的结果告诉了林彪。林彪对我讲：“好嘛，你们到东北后，组织一个师，你任师长、张任政委、古任参谋长。”他要我们准备准备就走，还要把家属和孩子一起带走，他又从他的警卫连里抽调人员，给我们每家配了三个警卫员，还有两匹马和一匹骡子。

        那时搬个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只要准备一个马褡子和两个筐，将被褥装进马褡子里，再将马褡子搭在骡子背上，一边再搭一个筐，小孩子坐在里面，这个家就算搬走了。

        走的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社会部，向李克农部长辞行。我把林彪想调我们到东北的事情向李部长作了汇报，他听后就急了，问：“定了吗？”我说：“定了，他们将警卫人员和骡马都已经配齐了，随时可以出发。”李部长听后，生气地说：“前方需要你们，这里更需要你们嘛！你们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谁负责？你们不能走。”我一看情况不对，就不讲话了。李部长平时对我们警备团很好，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拘束，什么话都敢讲。古远兴看到僵在那里，就对李部长说：“吴烈同志和肖前同志走后，我们接替了他们，我们走了也会有人接替的。现在延安是大后方，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如到前方去打打仗。”这下可把李克农惹火了，他瞪着老古大声说：“你怎么就知道延安没有事情，你了解现在的形势吗？你们都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交给谁？”我看古远兴还想再和李克农争下去，忙把他拉住，说：“我们不走啦，继续留下来。”在回来的路上，古远兴还是想去东北，就说：“咱们走咱们的，不要管他。”我对他讲：“你不要乱来，我们还是听李部长的安排吧。”随后我们把警卫员和骡马退还给林彪，东北也没有去成，还是留在警备团。

        谁知道没有多久延安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也证实了李克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三个人又跟着主席在陕北转战一年多。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在长征路上，在一军团，大小战斗我也经历了，但这次面临那么多敌人追赶，我们这点儿人既不能和敌人拼光了，还要保证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不发生问题。在这期间，主席的一些决定和常人不一样，他为了不过黄河有时和敌人相向而行，真是把人惊出一身冷汗。我们几经艰险，才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央和主席对全国战场的指挥。

“九一三”前夜的人民大会堂

        1971年9月12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一会儿从福建厅出来到东大厅，过了一会儿又回去；后来他又出了大会堂，不长时间又从外面回到大会堂。到了夜里，总理又在东大厅召集会议。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由于总理召集中央政治局的首长开会，我在北大厅安排警卫工作。这时纪登奎同志从我身边走过，突然他回过头来问我：“情况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就“嗯”了一句。

        他问：“到哪里了？”

        我说：“不清楚。”

        他问：“去哪个方向？”

        我又说：“不清楚。”

        就这样，纪登奎不停地问，我是又嗯、又啊、又不清楚地答着。我们来到了东大厅，总理在里面的房间里。纪登奎站在那里，好像是在对自己讲话，又好像是在对我讲话，我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说：“不清楚。”

        他可能以为我知道林彪出逃的事情，我说的“不清楚”，他误会是不清楚飞机飞到哪里，去什么方向。而我说的“不清楚”，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我们两个人答非所问的时候，杨德中从里面走了过来，他看见我，就问：“老古，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是他带我来的。”

        这时纪登奎才反应过来，非常警觉地问：“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杨德中说：“没有问题，是位老同志。”

        我和杨德中出了东大厅，在门口我问他：“今天晚上怎么啦，人都那么紧紧张张的？”

        杨德中小声说：“林彪坐飞机跑了。”

        我问：“跑哪里了？”

        杨德中说：“往北。”

        我说：“林彪要坐飞机出去，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搞那么紧张干什么？”

        杨德中说：“他的飞机往北飞，已经飞出了国境。”

        他刚说完，我就愣在那里，感觉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最后杨德中又说了一句：“不要乱讲，注意纪律。”说完他急匆匆地走了。

        后来，毛主席也来到了大会堂，我们也和首长一样，一晚上没有休息。

        周总理在后来的几天里，一直在大会堂处理“九一三”事件。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发生在1972年10月30日早上。一群老太太在广场上散步，看见一些工人在拉走国庆节期间花坛里的花。她们看见装车的工人像装垃圾一样往车上装花，就上前去问：“这些花你们是不是不要了？”答复：“是。”这些老太太就说：“你们不要了我们能不能挖走？”工人讲：“可以，你们挖吧。”就这样她们就开始挖花。

        这些老太太都住在附近，回家后，其他居民就问她们花是从哪里来的，她们说：“是天安门广场上的花，人家不要了。”这下可就传开了，老百姓拿着工具、推着小车，都到天安门广场上来挖花，而且人越来越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天上午，周总理刚参加完一个活动后，在回西大厅的路上，听到几个服务员在议论。当周总理听到“不像话，也没有人管”等言语时他停了下来，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服务员说：“很多群众在广场抢花呢！”

        周总理问：“也没人管一管吗？”

        服务员说：“是啊，也没有人来管管。”

        周总理说：“怎么搞的没有人管呢？去，把古远兴找来。”

        我来到周总理办公室后，周总理问：“广场上群众在抢花，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知道。”

        在这之前，早上在东门外执勤的战士向值班室汇报了这件事，我派了一名干部穿便衣到广场上去了解情况。派去的人回来讲：从一些捡花的老太太那里了解到，那些是主办单位不要的花，她们才挖走的。

        当我告诉周总理我知道后，他先是看着我，而后又问我：“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派人去管一管啊？”

        我说：“广场不是我们的防区呀。”

        总理问：“那是谁的防区？”

        我说：“是卫戍区他们管。”

        这里要讲一下，北京的社会治安巡逻任务，刚一进城就是公安部队负责，公安部队撤消后，连部队带任务一起交给了卫戍区，所以天安门广场上维护社会治安任务就是卫戍区负责。

        总理听后，指示我：“你通知吴忠到我这里来。”

        我正要转身准备去值班室给吴忠司令员打电话，总理把我叫住说：“你不要去你那里打了，就在我这里给他打电话吧。”我拿起总理桌上的“红机子”，这是总参一号台的直拨电话。

        话务员问道：“首长，您要哪里？”

        我说：“要卫戍区吴忠司令员。”

        等了一会儿，没有接通吴忠办公室，却接通了卫戍区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首长，我是卫戍区值班参谋，吴忠司令员下部队了，不在机关。”

        我告诉总理：“吴司令不在他办公室，下部队去了。”

        总理说：“问他们哪位首长在？”

        我又问值班参谋：“你们哪位首长值班？”

        对方回答说是黄政委。周总理知道黄作珍在卫戍区后，说：“叫黄作珍来。”

        当我通知完卫戍区值班参谋后，离开了总理办公室，来到大会堂北门一道门和二道门之间的大厅内，接黄作珍政委。

        我和黄政委是老相识了，由于我的爱人李纶和黄政委的爱人杨芳是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所以黄政委在北京军区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我们就相互往来，有时也互相开个玩笑。

        我看见黄作珍来到大会堂北门时，不知是因为见总理紧张，还是因为赶时间从车道到大门这段台阶跑上来的原因，总之他脸红红的，都是汗。他手里拿着帽子，军装上衣的扣子也没有系。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迎了上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黄政委你怎么才到呀？总理催问了好几次。”

        他一边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一边问：“老古呀，总理有什么事情，这么急找我？”

        我忍着笑，故作认真的样子说：“哎呀，总理找你有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啊。”

        黄作珍听我这么一讲更紧张了，手里拿着军帽快步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说：“黄政委，你手里的帽子。”他把帽子刚戴好，我又告诉他：“还有你的衣服扣子没系上。”

        一般接触过总理的首长都知道，总理对着装要求很严，如果不按要求着装会受到总理的批评。黄作珍听到我说的话后，他在总理办公室门口系好了上衣的扣子，又整理了一下服装后才进去。

        不大会儿工夫，黄作珍就从总理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他出来时轻松的样子和进去时判若两人。我迎了上去，还没有等我问，他就说：“你这个老古，像这样的事情，你在电话里同我讲一下就行了嘛，还非要总理找我。”

        我笑着说：“你这个黄政委，总理要见你，我哪能管得了嘛！”

        他说：“我进来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嘛！”我听后大笑了起来，黄作珍也笑了起来。

        他又说：“你这个老古，就是故意整我。”

        我又讲：“你不是也整了我一次吗？”

        他问：“哪一次？”

        我讲：“有一次，李纶带着小孩去你们家找杨芳。你看见她们就告诉我的小孩子：你爸爸丢了吧。李纶问你，你还不告诉她。她回到家里就打电话找我，找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我，最后把电话打到了警卫值班室，值班参谋又告诉我，说你们家里出事情了，你回去看一看吧。那段时间大会堂事情多，我很少回家，听他这么一讲，我赶快回家。我一进门李纶就问：‘你不是丢了吗？’我问她，听谁讲的。她说是你告诉她的。我就告诉她，是黄政委在整我。我就把在清华大学被围的事情告诉她。我同她讲完后，又急急忙忙赶回大会堂。你说，你是不是在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