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谈高教：农村儿童和青年中有大量潜在的天才没得到机会

        “中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所以农村儿童和青年中有大量潜在的天才。可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被发现，或者虽然被发现了却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发挥其天才的机会。”此文为葛剑雄为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所作的序。在文中谈及的中国教育制度问题包括培养博士生的目的，值得学界思考。

        六年前，经央视记者柴静介绍，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作者）以邮件与我联系，希望能来我们研究所学习。不久，他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来见我，经过交谈，我发现他对历史的一些见解相当深刻，求学的目的也很明确。他原来学的是财经专业，毕业后在银行工作，因为个人兴趣，不惜从银行辞职，近年来已出版多部普及性历史著作，很受读者欢迎，当地一所大学为他成立一个研究所，聘他为所长。

        在看过他的部分作品后，我认为他写的虽然不是正规的学术论著，但显示的学术能力并不在专业研究者之下，甚至揭示了一些专家未曾注意到的现象。我又征求了几位对他有所了解的教授的意见，都认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并有很大发展潜力，我决定招收他为博士研究生。

        但在如何录取时却遇到了障碍，宏杰只有本科学历，所学专业又与历史地理无关，他从未发表过专业论文，已出版的书都属通俗读物，与教育部规定的招生标准相差太大。所幸复旦大学已着手改革招生制度，允许部分导师对特殊人才可以要求“特招”。于是我运用“特招”权——先将他的材料和几位教授的推荐意见上报，获得同意后由我按正常招生科目给他单独命题和考试，报研究生院批准录取。

        宏杰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尽管历史地理专门的课程大多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通过刻苦努力，他顺利地修满学分，成绩基本都是优秀，并且又有新作问世，发表专业论文也达到研究生院规定的标准。但在确定他学位论文题目时，又颇费踌躇。本来我希望他能写一篇历史地理专题的论文，我相信他能够写好。但对刚进入这一领域的他，得从研究学术史，熟悉学术动态，搜集基本史料，扩大查阅范围一一做起，不仅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很难显示他已有的水准，而且他今后的研究兴趣和发展方向也不是历史地理。

        当然我相信他通过努力是能够写出合格论文的，但既然撰写学位论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为什么不能用其所长，在历史学一级学科更宽泛的范围内选择课题呢？于是我们商定，不受二级学科专业的限制，可以根据他的学术旨趣和已有条件选择，最终确定研究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这个题目实际很有意义，因为尽管研究曾国藩的论著已经很多，近年来更已成显学，但涉及到他的经济生活的却不多，并且还没有深入具体可作为定说定论的著作面世。而这方面不仅是全面了解和评价曾氏所不可或缺的，也是解开晚清政界经济生态和行政制度实际运作之谜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本来我还想让他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湘军的经济状况，但这个题目显然需要长期研究，非博士阶段所能完成，只能留待今后。

        宏杰再次不负众望，他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评审和答辩，并被评为优秀。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意见与我一致，只要论文选题的学术意义与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达到标准，应该允许并鼓励博士生在更大范围内选题，甚至可以跨学科选择。宏杰的成绩令我庆幸自己没有滥用宝贵的“特招”权，更为宏杰具备了更扎实的基础，能够更自如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欣慰。果然，我得知他的新著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频频在主流媒体讲述历史，发表评论。

        但宏杰并不以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为满足，他选择了继续深造，向清华大学历史系申请博士后研究，并获得秦晖教授的指导，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新著。

        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如何，读本书的《绪言》和《结论》就能明白。本书的质量如何，有兴趣的读者也可自己判断，不必也不应由我给读者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说几点感想。

        第一，相比我们这一代来说，宏杰是幸运的，他成长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否则，他只能一辈子在银行工作，不可能跨界从一个金融企业进入大学。想业余学历史写历史也未必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以他作品的“叛逆”气质，很可能成为大批判的靶子，甚至因此而成为阶级敌人。即使作品没有问题，也必须出身“红五类”、本人政治合格并经单位领导批准才会被出版社接受。所以在层层束缚之下，宏杰这样的人极有可能被埋没终生。

        还得感谢改革开放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和学校的特殊规定，才使他能被破格录取。我曾听已故的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说过一个观点：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天才与人口是有比例关系的，中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所以农村儿童和青年中有大量潜在的天才。可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被发现，或者虽然被发现了却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发挥其天才的机会。由此我想到，社会上像宏杰这样的人才并非他一人，如何让他们今后更好地人尽其才，这应该是大学和我们这些导师的责任，也是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应尽的责任。

        第二，培养博士生的目的是什么？不应局限于本专业、本单位、本系统，而应该为全社会、全人类着想。实际上，我指导过的博士生、我们研究所的毕业生，留在本单位或从事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的人反而是少数，多数是在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出版部门、媒体、党政机关、企业等从事科研、教学、行政及其他各种业务。但他们都认为，博士生期间的训练和积累使他们获益匪浅，他们已有的业绩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对生源的关注还应更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门还应开得更大，给与宏杰类似的人才予更多机会。

        第三，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专业学位或高级职称的人员固然应该以撰写学术专著为主，但同样应该重视学术普及。这两项工作能同时承担固然最好，但也可以有合理的分工，即有少数人可以专门从事学术普及，使本学科、本专业的成果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和引导社会。

        学术著作本身也应考虑必要的、可能的普及性，一篇论文、一部专著，如果能让本专业以外的科研人员、专业人士有兴趣看并能看懂，何乐而不为？当年《万历十五年》曾经使中国史学界耳目一新，并在史学界以外赢得了更多读者，近年来史景迁的著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完全具备学术基础的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在普及性上作更大努力，多写一些更易普及但绝非戏说的历史著作？

        愿与史学界同仁共勉，也寄更大希望于宏杰。

        葛剑雄，2014年8月10日        

        注：此文为《给曾国藩算算账·序二》，题目为编者所加。由中华书局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