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回忆为何提拔李长春：光明磊落，直白提出敏感问题

        2014年12月，李长春的新书《辽沈大地改革潮》由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该书附录部分收录的曾任沈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刘尊田所撰写的《青出于蓝胜于蓝》一文，记录了李长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的历程。

        1985年4月，中共沈阳市委筹备召开第七届党代会，会前要做好两件大事。一要准备起草一个报告；二要做好换届人选的准备。

        这次党代会是新老交替的换届会议，年过70的李涛将从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的位置退下来，谁来接班，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后，便提到了日程。这次选拔接班人的工作与往常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文革”耽误了10年，因此，要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年龄“上下一般粗”的问题，绝不是选拔几个人的问题，而是要由下而上、一批批、一层层地选拔。

        为了防止“四人帮”那种“火箭式”的突击提干，还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只有当年轻干部进入到区、局级这一层次时，方能较易进入比较高层次领导的视线之内。

        李长春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正赶上“文革”，一直等到1968年春才被分配到沈阳开关厂。他最初到车间工段当工人、技术员，其后被选调到电器工业公司、电器控制工业公司，历任副经理、经理，然后才被选调到市机电工业局任副局长、常委副书记。

        在这个时期，李长春经过了14年，先后上了8个台阶。而每上一个台阶，均离不开其曾所在党组织的“伯乐”们的培养和推举。

        1981年9月前后，沈阳市委第一批就选了李长春、任殿喜、周勇顺等3位年轻干部，并将他们3位放在市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以利于近距离地考察和培养。

        1983年，沈阳市委又选拔了一批进了市级领导班子，其中有赵金城、李中鲁、刘金增、艾延隽等。

        刘尊田于1982年4月到沈阳市委当秘书长时，时任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向刘尊田交待的一项任务，就是搞好传、帮、带。刘尊田回忆：“长春、殿喜、勇顺3位同志，确实都很优秀，也各有所长，值得我学习之处甚多。特别是长春同志，由于是中央和省委考核的重点对象，而每次考核，我又是一个重点介绍者，自然对长春同志的情况了解多些，印象深一些，也确有不少感人之处，使人难以忘怀。另一方面，我把他作为当时一批优秀接班人的代表，也是作为当时领导班子集体的代表，实事求是地加以叙述，绝不是为什么人评功摆好，这是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集体活动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个人经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初次见面，改革思路让领导刮目相看

        刘尊田刚到沈阳市委机关工作时，李长春曾约刘尊田听他的专题调查汇报。当时李长春作为市委副秘书长，协助管工业的书记刘曾浩抓企业整顿。

        李长春第一次向刘尊田汇报的题目，是反浪费问题。李长春开门见山地说：“关于反浪费，我们过去只强调解决跑、冒、滴、漏，注意拣浮财，而浮财拣得差不多了，运动又如何深入呢？我认为应向深挖底财的方向发展。”

        不等刘尊田问何谓“底财”，李长春接着又说：“所谓底财，既包括产品设计、工业改进，也包括物化劳动的节约，这方面的浪费，也是很惊人的，其潜力是很大的。”刘尊田边听边想：这若没有专业知识，又不善于思考，是不会想到这一层的。

        第二次是谈企业整顿问题，李长春把沈阳国营企业的现状，概括为“三老两差”，即产品老化、技术老化、设备老化，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差。

        由此，李长春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改革思路：“现在就我们企业的现状，就整顿抓整顿不行，必须将沈阳工业企业的调整、改组、联合全面地抓起来，否则将影响这个经济与社会的综合效益。”

        刘尊田认为，当时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还处于强调厂长负责制，建立完善责任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阶段，李长春却针对国营工业企业经济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提出了“调整、改组、联合”的创意，令人刮目相看。

光明磊落，直白提出敏感问题

        经辽宁省委考核批准，李长春于1982年8月进入了沈阳市委常委，担任副市长兼市经委主任，又于1983年4月被选为沈阳市长。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位39岁的年轻市长。

        李长春出任市长后，就赶上了沈阳市委根据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开展的整党活动。在活动中，李长春主动找刘尊田谈心。李长春说：“尊田啊，有一个问题，还没弄明白，现在总觉得我们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干不过资本主义。可是，列宁却说过，归根到底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决定因素，你怎么看？”

        当时，刘尊田愣了一下。事后，刘尊田回忆：“说实话，当时，我对长春同志在整党中能提出那样的大问题，确是又喜又惊。喜的是，他具有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政治观点的高尚品格。惊的是，在‘左’倾思想远没有肃清，而当时整党主题之一又是在思想战线上反精神污染。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位年轻干部竟能直白白地提出那样敏感的问题，着实替他捏一把汗，生怕某些戴有色眼镜的人误解他的本意。”

        于是，刘尊田便向李长春提出建议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最好到此为止。”李长春心领神会地笑了，并说：“我这不是向老师请教嘛！”于是，刘尊田心中的担忧也随之消除了。

39岁的市长大刀阔斧治理污染

        李长春出任沈阳市长后，大刀阔斧地带领沈阳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和建设。

        在这方面，首推综合治理南运河。这是沈阳人民在李长春市长领导下，向沈阳最大污染源宣战，开创了民生工程之最。

        1984年初，李长春在沈阳市长岗位上刚满一年，有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就治理南运河提出了一个议案，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李长春对此议案极为重视，与市城建部门一起精心研究，提出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

        沈阳过去的一些老市长也不是不想治理南运河，而是人力、财力和棚户区居民的动迁和安置这三大难题无法解决，就不得不搁置了。

        当时沈阳地方财政收入的状况，仍处于“吃饭财政”的状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财政拮据的状况下，李长春市长实行“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方针，采取军民大会战的形式，按照清理、清淤、绿化、建路、管理五大步一一展开治理工程。

        1987年7月南运河疏浚工程竣工后，一个从东到西，总长14.5公里，总面积314万平方米的带状公园，呈现在沈阳人民面前。更使沈阳人民高兴的是，他们有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市长。中央一些领导来辽宁视察工作时，也无不光顾带状公园，而且是人见人夸。

推行“破产法”，敢为天下先

        1984年初，刘尊田等沈阳市委领导在研究沈阳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时，就曾考虑过如何处置那些常年严重亏损的企业，但因受“关、停、并、转”老框子束缚，就放下了。当时，沈阳市委一些领导认为治理长期严重亏损企业，通过实行“破产”是一个新思路，但又担心此举在全国尚无先例，无人敢开这个先河。

        于是，刘尊田想到了勇于改革创新的年轻市长李长春，便提笔给他写了个便条，并向李推荐了一篇讲“破产法”的文章。几天之后，李长春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郑重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年年抓扭亏为盈，但是有些企业还是年年亏损，吃财政补贴。所谓‘关、停、并、转’，对相当一部分企业来说，往往是关不了、停不起、转不活。最后，只有靠行政命令，让盈利企业吞并它，把一个好企业也拖下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了，对那些经营不善、长期亏损、整顿无望的企业，就应当宣告破产倒闭。企业有兴有衰、有生有死，方能良性循环。至于破产处理办法，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目前还没有文件根据，大家可以研究。”

        会后，李长春立即召集有关委、办、局开会，先成立了“破产”领导小组，自任组长，亲自挂帅，实行全过程的具体领导，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总之，《沈阳市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是边实验边修改，并于1985年2月作为沈阳市政府法规性的文件正式公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地方性的“破产法规”。刘尊田回忆说：尽管它还很不规范，但已经显示出其应有的生命力，并为国家出台一部《破产法》奠定了基础。

        沈阳自从试行了“破产法”后，一时名声自外，一些新闻记者见到李长春市长，有时不免恭维说：“您是我们国家主张实行破产法的第一人。”当听到这样的话时，李长春都要当众郑重声明：“在沈阳主张实行破产法的第一人，不是我，是市委老秘书长刘尊田同志。”

        这话是刘尊田离休多年后，从原市集体经济班主任高志勋那里听到的。

        刘尊田很感意外，后来郑重表示：“对长春同志的话，我实在不敢当，在实行《破产法》的问题上，我只是向他介绍了一篇有关文章，只此而已。在沈阳试行‘破产法’的全过程，都是由长春同志亲自挂帅，从决策到组织实施，从选点试验到解决路障，他事必躬亲，一手完成的。”

        刘尊田认为：由此可见，长春同志不仅是一位勇于创新、勇于实践、勇于与时俱进的领导者，还是一位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的好带头人，着实令人钦佩。

        （本文摘编自《辽沈大地改革潮——20世纪80年代振兴辽宁的探索与实践》附录收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