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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我不能赖账：希腊到底欠了世界什么？或许世界欠希腊呢

大卫·格雷伯

2015-01-30 16:21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近日，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公布了新内阁名单，其中，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瓦鲁法克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上任后，瓦鲁法克斯马上发表强硬讲话，他表示除非就减计债务进行谈判——谈别的都是浪费时间。当世界都在嘲笑希腊“赖帐”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为什么就不能“赖帐”呢？

翻书党今天为大家翻的，就是来自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大卫·伯格雷的观点：免除所有国际和消费者债务。“这会奏效，因为它不仅能打打消除人们切实的苦难，而且提醒人们，金钱并非妙不可言，还债不是道德的核心，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安排。

伯格雷在《债》中，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货币并不是以物物交换的替代者的形式出现，它原本是以一种度量尺度、一种抽象物的形式，同时也作为人类之间的关系（债务与义务）出现的。在5000年前，人类已经在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而不仅是物物交换来进行商品交易。信用体系的存在远远早于硬币和货币的出现。

他在《债》中指出，在没有货币的年代，人们并不“易货”，他们互相馈赠，有时以进贡的形式，有时会在晚些时候得到回赠，有时则是纯粹的礼物。货币的出现不是为了方便交易，而是埃及等古国或苏美尔的神职人员为更有效地收税或计算财富而创造出来的。价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场应运而生，它们吞噬了人类社会原本拥有的一切温情脉脉。是金钱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欠债还钱的常识腐蚀了人类彼此关爱的本性。

格雷伯认为，一旦我们理解了债务的社会起源，就会乐于在条件发生改变时重新协商债务问题，无论他是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还是整个国家的债务。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债》中《性与死亡的游戏》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经济生活源于以物易物，这其实只是一场动人的乌托邦或空想

如果我们回头审视传统的经济学历史，不难看出，很多事情由于人为原因消失不见了。把人类的整个生活简化成交换的过程，不但意味着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体验（阶层、共产主义）转至一边，而且也确保绝大多数非成年男性人群逐渐融入到背景之中——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相对来说很难简化成为了寻求互惠而进行的物品交换过程。

因此，对于交易实际进行的过程，人们最后形成过滤后的观点。由商店和购物中心组成的整齐有序的世界，是中产阶级环境的精髓；但是在这一体系中，对于由金融家构成的顶层人群，或者由强盗构成的底层人群，通常交易的进行过程和冈温古人或者南比克瓦拉人进行的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至少在性、毒品、音乐、穷奢极欲和潜在的暴力通常起到的作用上，没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来看一下内尔•布什（乔治•W•布什的兄弟）的例子。他在和妻子离婚的过程中，承认自己和多名女子有染。他声称，自己在泰国和香港开完重要的商业会议以后，这些女子会神秘地出现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

“你得承认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他妻子的一位律师说道，“一个男人走到自己的酒店门前，打开门，发现有一个女人就站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做爱。”

“确实很不正常。”布什回答道，但他还是承认他在数不清的场合都遇到过这种事。

“她们是妓女吗？”

“我不知道。”

事实上，当交易涉及巨额资金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几乎一定会出现。

从这方面说，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经济生活源于以物易物。双方用箭换取账篷支架，没有哪方的利益受损，也没有谁蓄意要逼迫、羞辱或折磨任何人，而且以物易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下去——这其实只是一场动人的乌托邦或空想。

游离于经济学史边界之外的债：十诫劝告人们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其实是指不要企图把她作为债奴带走

我们讲述的历史到处都是空白，女人似乎凭空出现，没有合理的解释，很像出现在布什屋里的泰国女人。回忆一下在第三章中，我们引用的货币学家菲利普•格里尔森《野蛮人法典》一书中关于货币的段落：

威尔士法律规定的补偿，主要用牛来支付；在爱尔兰的法律中，则用牛或者女奴隶（称为cumal）来支付。两国的法律里，支付手段都大量地采用贵金属。在日耳曼的法典中，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就是贵金属……

你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肯定会在第一句话的末尾停下。“女奴隶”？这不就是“奴隶”吗？（确实如此。）在古代的爱尔兰，女性奴隶数量如此之多、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她们开始作为货币使用。

这样的事是如何形成的？而且如果我们试着理解货币的起源，难道人们把彼此作为货币使用这一事实，不是很有趣、并且至关重要吗？但是在所有与货币有关的文献资料中，对于这一问题，都没有大量的记录。看起来似乎是在法典起作用的时期里，女奴隶并不会真的被交易，她们只是作为价值尺度使用。

尽管如此，在某些时点上她们肯定会被交易。她们是谁？她们是如何沦为奴隶的？她们是因为在战争中被俘虏、被父母出售，还是因为欠债而成为奴隶的？她们是最主要的交易物品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肯定的；但是答案中很难包含更多的内容，因为几乎不存在相应的历史记录。

或者我们可以回到那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寓言故事。“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所拥有的一切都卖了偿还。”

这是如何发生的？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他沦为仆人还债（因为他本来就是债主的仆人），而是彻底地变为奴隶。一个人的妻子和孩子，怎么能等同于他的羊群与陶器——在违约的情况下，都是能够用来出售偿债的资产？在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一个人可以卖掉自己的妻子，这是正常的吗？（不正常。）如果他并不对自己的妻子具有所有权，那么在他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会允许他出售自己的妻子？

对《尼希米记》中的故事，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很难不去强调当父亲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陌生人带走时所经历的痛苦。另一方面，你或许也会问：为什么他们不带走父亲？女儿并没有借钱。

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社会中，父亲可以售卖自己的子女是普遍的现象；这种行为，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的：它出现在大农业文明中（从苏美尔到罗马，再到中国），人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找到有关货币、市场和收取利息的贷款出现的证据；随后，它开始逐渐出现在环绕在文明周围的内陆地区，那些地区提供奴隶，支持这些文明。

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历史证据，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对父权荣誉的痴迷起到了定义“传统”的作用，而痴迷本身就伴随着父亲出售自己的子女的权力而出现——这是作为对被看作是市场道德危险部分的一种反应。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游离于经济学历史的边界之外。

但把这一切都排除在外是有欺骗性的，不仅在于它排除了过去货币被投入使用的主要目的，而且因为它并没有给我们一幅关于现在的清晰图景。毕竟，没人了解那些神秘地出现在内尔•布什酒店客房里的泰国女人，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即她们的父母背负着债务；并且，她们很有可能也债务缠身。

但是，关注于性产业也会产生误导。那时和现在一样，大多数陷入债务的女人都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缝补衣服、准备食物和擦洗厕所上。即使在《圣经》里，也有十诫劝告人们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很明显这并不是指心中的色欲（因为十诫中的第七诫已经包括了通奸），而是指不要企图把她作为债奴带走——换句话说，不要把她当做打扫院子和晾晒衣物的仆人。在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里，满足性欲最多也只是偶尔发生的（一般来说是违法的，但有时候还是会发生，因为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当我们摘掉障目的眼罩时，就能够看到，在过去5 000年左右的发展中，事情的变化程度要远远小于我们的想象。

具有误导性的“原始货币”

如果你翻看那些论述过去被称为“原始货币”（即在国家和市场尚未诞生之前某些地区出现的货币类型）的人类学著作时，就会发现不论是伊洛奎斯的贝壳念珠、非洲的布料货币，还是所罗门岛的羽毛货币，几乎都只用在经济学家不愿意谈论的交易种类中。这时，那些蒙蔽我们的眼罩显得尤为讽刺。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原始货币”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我们面对的是当前人们所使用货币的原始版本。但是我们发现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一般来说，这样的货币从来不会在买卖过程中使用。它们反而是用在创建、维持和重新组织人们之间的关系：安排婚姻、确定孩子的生父、防止结下世仇、在葬礼上安慰送葬者、犯罪后寻求宽恕、谈判条约、赢得追随者——几乎任何情况都可以使用这些货币，但在交易山药、铲子、猪或珠宝时除外。

这些货币通常极为重要，以至于社会生活本身据说也围绕着对它们的获取和处理而运转。但是，很明显它们和货币——或者说经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我决定把它们叫做“社会货币”，而把使用它们的经济称为“人性经济”。通过这种方式，我并不是想说这样的社会更加人性化（有些确实很人性化，但是有些也极为残忍）；我想表达的是，这些经济体系考虑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积累财富，而是创造、摧毁、重新安排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的舞台上，商业经济（我们现在喜欢称之为“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只是一个新事物。在绝大多数的人类历史中，人性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要开始撰写一部真正的债务历史，我们必须首先提问：在人性经济中，人们积累的是哪种形式的债务，哪种形式的借贷方式？当人们开始放弃人性经济，或者它开始被商业经济取代的时候，将发生什么？还有另外一种提问的形式，“义务，如何转变成债务？”——但是我们并不只是针对抽象的概念发问，而是仔细检查历史上的记录，试图重建实际发生的情况。

货币在人性经济中担任的角色：不完全的替代品

关于货币起源的最有趣的理论，是最近由法国人类学家菲利皮•罗斯帕比（Philippe Rospabé）提出的。罗斯帕比以前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英语世界中几乎没人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成果另辟蹊径，并且和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罗斯帕比的论点是，“原始货币”的诞生并不是为了偿还债务，它是一种手段，用来承认存在某种不可能偿还的债务。他的论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在大多数人性经济中，货币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安排婚姻。实现这一作用最简单、可能也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过去被叫做“娶亲价”的东西：男性追求者的家里将拿出一定数量的犬牙、贝壳、黄铜指环或任何一种在当地充当货币的东西，送到女方家中，然后女方的家长将把女儿交给追求者。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一过程被理解为购买这名女子，而在20世纪早期，非洲和大洋洲的许多殖民地官员都认定这一过程就是购买新娘。

这种行为导致了某些丑闻的产生，到了1926年，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开始争论是否需要把这种行为归为奴隶制度的一种形式而加以废止。人类学家表示反对。他们解释道，实际上这和购买一头公牛的过程完全不同——更不可能和买一双草鞋类似。

毕竟，如果你购买一头公牛，你对公牛不负有任何责任；你购买的其实是随意处置这头公牛的权利。婚姻则完全不同，因为一般来说，丈夫对妻子负有的责任，和妻子对丈夫负有的责任在数量上是对等的。所以支付货币的过程，是重新安排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其次，如果你真的是购买了妻子，那么你就可以卖掉她。最后，支付过程的真正意义，关乎女人孩子们的身份：如果男方的行为是购买，那么他就有权利把女人生下的孩子叫做自己的后代。

最后，人类学家赢得了争论，“娶亲价”以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被重新命名为“聘礼”——但是实际上人类学家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此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斐济的一名追求者的家庭拿出一枚鲸鱼牙齿要求迎娶一个女子时，这枚牙齿究竟是不是为女子在未来丈夫的花园中劳作所提供的服务预先支付的报酬？或者男方用其购买了她的子宫未来的生殖能力？抑或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和美元换手是同样的情况，只是为了达成某种协定？在罗斯帕比看来，以上说法都不对。不论鲸鱼牙齿多么珍贵，它都不是一种支付的形式。实际上它代表一种认可，承认某人索要的东西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支付的形式。想要得到一个女人，最合适的支付手段就是另一个女人；同时，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有承认这份无与伦比的债务。

在有些地方，追求者对于这种用女人换女人的表达是非常直接的。以位于尼日利亚中部的蒂夫族为例。关于蒂夫族，我们所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20世纪中期，当时尼日利亚仍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当时，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得体的婚姻应该采用姐妹交换的形式。一个人把自己的姐妹嫁给另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可以迎娶他的新连襟的姐妹。这是最完美的婚姻，因为在交换女人的过程中，一个人所能给出的最合适的等价物就是另一个女人。

很明显，即使每个家庭都有相同数量的兄弟姐妹，事情也不可能丝毫不差地运转。例如，我娶了你的妹妹，但是你不想娶我的妹妹（可能你不喜欢她，或者她才5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变成了她的“守卫”，这就意味着你拥有把她嫁给任何人的权利——例如，如果你想娶某个人的妹妹，你就可以把我的妹妹嫁给那个人。这个系统很快变得十分复杂，其中最有权势、最重要的男人们变成无数女子的守卫，这些女人常常分散在各个地区；这些男人会交换并交易女人，在此过程中他们给自己积累了数不清的妻子，而没那么幸运的男人则只能在晚年结婚，或者终生不娶。

还有另外一个权宜之计。那时的蒂夫人，把成捆的黄铜棒当做最重要的货币形式。黄铜棒只能由男人掌握，但不能拿到市场上买东西（市场由女人统治着）；只有当男人们互相交换更重要的东西，如牛、马、象牙、仪式头衔、医疗、魔法符咒等时，他们才会使用黄铜棒。

人种学家阿奇亚•塞（Akiga Sai）就是蒂夫人，他解释说黄铜棒可以用来娶妻，但是所需的数量非常大。你需要交给女方父母两到三捆黄铜棒，才能成为女方的追求者。接下来，如果你要带着她逃离（这样的婚姻开始总是被认为属于私奔），她母亲气冲冲地对你严加盘问，这时你还需要拿出另外几捆黄铜棒以平息母亲的怒火。

随后，通常你还需要给她的守卫5捆或者更多的黄铜棒，使他至少暂时能够接受发生的情况。而当她生下孩子的时候，如果你想让她的父母承认你是孩子的父亲，就还需要给他们更多的黄铜棒。如此，你或许能够摆脱她父母的纠缠；但是对于守卫，你就一直都是他的债户，因为你不可能用钱来买一个女人。

每个人都知道，想要合法地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一个女人，你能给出的唯一交换物就是另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借口，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女人到来。同时，正如一个人种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份债务永远不可能还清”。

根据罗斯帕比的说法，蒂夫人的做法只是使得随处可见的聘礼的隐含逻辑直接显现出来。追求者支付聘礼，并不是为女人付钱，甚至不是为了能够宣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而付钱。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黄铜、鲸鱼牙齿、贝壳或者牲畜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等价物；按照人性经济的逻辑，这是十分荒唐的。一个人的等价物只能是另一个人。而在婚姻的情况里，我们所谈论的是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所以情况更是如此：我们谈论的是能够孕育新生命的人类生命。

当然，和蒂夫人类似，许多支付了聘礼的人对于这一切也非常直接。聘礼的钱并不是为了解决一份债务，而是对存在一份不能通过钱来解决的债务这一事实的认可。通常来说，双方至少会保持一种礼貌的假设，即某一天将会有某种补偿：追求者的家族最终会提供一个女人——甚至可能会是那个女人的女儿或者孙女，去嫁给妻子自己家族中的某个男人。或者可能对她子女的安排会达成某种协议，或者可能她的家族会为自己留下一个孩子。可能性是无穷的。

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承认某人欠下了比金钱珍贵得多的东西

用罗斯帕比自己的话说，从此，货币开始变成“生命的替代品”。你可能会把它称为对生命债务的认知。相应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用来安排婚姻关系的货币，也用来支付赎杀金（有时也称“赔偿金”）：即在凶杀案件中，支付给受害人家属的钱，用以避免结下世仇或者解决世仇。货币这种用途的出处，甚至更加直接。

一方面，交出鲸鱼牙齿或者黄铜棒，是因为凶手的亲属认为自己欠受害人的家庭一条性命；另一方面，鲸鱼牙齿或者黄铜棒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对受害人家属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当然，没人会蠢到认为这种形式的赔偿，意味着一定数量的钱能够成为某人父亲、姐妹或孩子对这个人所具有的价值的“等价物”。

所以，在此可以再次看出，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是承认某人欠下了比金钱珍贵得多的东西。

在世仇的例子中，其实双方都知道为复仇而进行的杀戮并不能真正平息受害者一方的悲伤和痛苦，尽管至少这种情况符合一命换一命的原则。双方的这种认识，使得不使用武力解决世仇成为可能。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和婚姻的例子中相似的情形，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案，仅仅是被暂时推迟了。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可能会很有用。在努尔人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类似于祭司的人物。他们负责调停世仇，在文献中被称为“豹皮酋长”。如果一个人杀害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会立刻前往某个豹皮酋长的家宅，因为他们的家宅被认为是不受侵犯的庇护所：即使被害者的家人出于维护荣誉的义务一定要向凶手复仇，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能闯入豹皮酋长的家中，更不要说随后因复仇带来的可怕后果了。根据伊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记录，酋长将立刻开始寻求在凶手和被害者家人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一门复杂精妙的业务，因为被害者家人开始总是会拒绝提出的条件：

酋长首先要了解凶手一方拥有多少牲畜以及他们准备用来赔偿的数量……然后他会拜访被害者的家人，询问他们愿意接受多少牲畜作为赔偿。被害者的家属通常会拒绝，因为坚持拒绝关乎荣誉，但是他们的拒绝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愿意接受赔偿。酋长知道这一点，并坚持希望被害者家属接受赔偿，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妥协，就会受到诅咒……

远房亲戚开始发表意见，提醒每个人他们对更大的社区背负的责任以及结下的世仇将对无辜的亲属造成的麻烦；受害者家属在信誓旦旦，声称决不妥协之后（坚持声称不论用多少头牲畜来为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的性命作为补偿，都是一种侮辱）他们通常会勉强接受赔偿方案。事实上，即使从技术上说，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凶手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积累足够数量的牲畜，并且即使牲畜已经支付完毕，双方也会避免相遇，“尤其是在舞会上，因为受舞会兴奋情绪的刺激，仅仅撞上一个亲戚被杀的男人也可能导致双方斗殴，因为谋杀的伤害永远不会被原谅，它最终必须由另一条性命来偿还”。

所以这和聘礼的情况差不多，钱并不能抵消欠下的债务。一条性命只能用另一条性命来偿还。那些支付聘礼的人，承认这种债务的存在，明知不可能还清它还坚称希望自己能够还清，他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使这件事被永久地推迟。

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会发现刘易斯•亨利•摩根所描述的由伊洛奎斯6个民族所建立的精妙机制，刚好可以用来避免此类争端。如果一个人杀了人——

受凶手的委托，这一事件将立刻由凶手和被害者所属的部落接手，部落将努力促使双方达成和解，以免私下的复仇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个长老会将确定罪犯是否愿意承认罪行并作出赔偿。如果他愿意，那么长老会立刻以罪犯的名义把一条白色的贝壳串珠腰带送到另一个长老会，这一行为就表示他们愿意和解。随后，另一个长老会将努力安抚受害者的家属，平息他们的激动情绪，劝导他们接受那条串珠腰带，表示对凶手的宽恕。

和努尔人的例子类似，对于凶手应该赔偿多长的贝壳串珠腰带，有着复杂的规定，要依据受害者的地位和罪行的性质来确定。同样类似于努尔人的情况，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偿还。贝壳串珠腰带的价值，绝不是代表受害者生命的价值：

从性质上说，白色贝壳串珠腰带并不是要补偿已逝的生命，而是凶手充满悔意的认罪，并请求受害者家属的宽恕。它是一个请求和平的提议，双方的朋友都会敦促受害者家属接受它……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用某种方式操控整个体系，把旨在平息一方怒火和悲伤的支付形式转变成创造新生命的方式。新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已逝生命的替代品。对于努尔人来说，40头牲畜是赔偿金的标准数量；但它同样也是聘礼的标准数量。

其中蕴涵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在他可以结婚并生育后代之前被杀，那么很自然他的灵魂将非常愤怒，这是因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永生的权利。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赔偿得到的牲畜用来获取一名“鬼新娘”：这个女人将正式嫁给死去的男人。

在实际情况中，她通常和受害者的一名兄弟成为夫妇，但这没什么特别重要的；谁使这个女人怀孕也不太重要，因为死去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她孩子的父亲。她的孩子，将被认为是受害者鬼魂的子女——因此，其中的男孩将被认为是背负着特殊的使命降生，那就是，某一天他要为受害者的死复仇。

后一种情况并不常见，但是努尔人似乎对世仇特别固执。罗斯帕比所提供的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例子，更加具有说服力。例如，在北非的贝都因人（Bedouin）中，对于凶手的家族来说，有时解决世仇的唯一方式就是交出一名女儿，嫁给受害者的一名近亲——例如他的兄弟。如果她生下一个男孩，那么这个男孩的名字就将和他已故叔叔的名字一样，并且至少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被认为是被害者的替代者。伊洛奎斯人在母系一方寻找血缘，并不会以这种方式交易女人。

但是，他们有另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即使是死于自然原因——他的妻子的亲戚们将“把他的名字放在垫子上”，派发贝壳串珠腰带招募人们组成军队，然后进攻一个敌对的村镇，抢回一名俘虏。这名俘虏可能被杀，或者如果氏族的女族长突发善心（这种情况很难讲，因为它们完全也可以装作很悲伤），她们也有可能收养他：把一条贝壳串珠腰带围在他的肩膀上，由此确立收养关系。他将被赋予已故人的名字，从此以后被认为是已故人妻子的丈夫、财产的主人，并且实际上在各个方面，他都会认为被认为就是已经死去的那个人。

所有这一切，都更加突出了罗斯帕比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在人性经济中，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认存在有无法偿还的债务。

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想起原始债务理论：人们认识到自己对给予了自己生命的人负有绝对的债务，货币即从这种认知中诞生。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人性经济中，并不会把这样的债务看作存在于个人和社会之间，或个人和宇宙之间，而是把它们看作某种二价关系的网络：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处在对其他人负有绝对债务的关系中，人们并不欠“社会”什么。如果这里有任何关于“社会”的概念（我们尚不清楚这一概念是否存在），那么“社会”就是我们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