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教育部长的舆论遭遇战

        1月29日，教育部长袁贵仁的一番讲话，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成为网络热点。据新华网发布的消息，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精神座谈会上针对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袁贵仁使用了“四个决不”的强硬语气表达立场，要求“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各种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其中“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一语，成为网络众人讨论的焦点。北大法学院沈岿教授的一篇文章随后在微博和微信上广泛流传，沈岿教授其中一条质疑是：如何区分西方价值与中国价值。

        与沈岿教授严肃的学术讨论相比，更多言论则以较为轻松的姿态调侃，比如，经济系的老师要睡不着额，因为教材几乎都是来自西方。

        以上质疑与批评，在《环球时报》评论员眼中，显然是一种“曲解与攻击”，后者撰文重新厘定了西方价值观，认为袁部长“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而“西方的这一价值观无法对应中国政治现实”，因此绝不允许进入课堂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文章以《环球时报》常用的普遍化论调，为袁贵仁部长辩护道，“全世界的学校里可以把不同价值观作为知识来讲授，但都只会忠于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如同过往的许多争论一样，双方尽管各有其坚持的立场。但呈现于言论的交锋之中，看似热闹，终归于各说各话。袁贵仁部长的言论，引爆热点的是“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但这次座谈着力强调的，实则是“加强教材和课堂讲坛管理。要把马工程重点教材作为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袁贵仁步入政坛之前，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目前更是兼任国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项目的首席专家。

       如袁部长的意见所示，马工程教材推行顺利的话，将是一场大学课堂“静悄悄的革命”。而教材推广的前景、可操作性以及连锁反应如何，似乎是比袁部长貌似决然的表态，更当引起关注的事情。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仍有少数农村因地制宜，坚持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集体经济制度至今。三十多年来，社会舆论对这些集体经济村庄的质疑乃至批评声不绝于耳，却鲜见学界对各地不同类型的集体经济村庄加以全面检讨与比较研究。

        就此，《开放时代》杂志2015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组围绕着当今中国集体经济村庄的研讨会纪要，旨在探讨其在市场经济、市场社会环境下的运作机制，其中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村落“能人”，成为了一个讨论重点，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景新的调研报告指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36年来涌现出来的一系列集体主义经济强村，其发展的共性有：有一个集政治家、企业家于一身的领头精英，培养了一个与领头人品格一致的创业农民群体，并一以贯之地坚持集体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带领村民艰苦奋斗；始终把村域经济的后来发展牢牢钉在先前的基础之上，有效利用先前资源、资金、资产以及产业知识积累，选择既符合时代特点又适合本村实际的主导产业，循序渐进地扩张；始终把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与弘扬农民群体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有机结合，将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经营管理的有效手段，从而保证村域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哪一天具备这些条件，村域经济就发展；哪一天失去这些条件，村域经济就衰退。

        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严海蓉认为，将集体经济成功的原因归于“能人”，是颠倒了历史的逻辑。并不是有能人才有今天仍然存在的集体经济，而是人民公社时期催生了一批农村基层带头人，后来人民公社解散的时候，其中有少部分能够保住集体经济，使得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集体村庄的存在，看到能人的存在。而大部分村庄无法保留集体经济，就算一些基层带头人是个能人，但靠个人之力也没有办法解决分散的小农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能人和集体经济的历史逻辑关系——为什么原来的集体体制和集体文化能够产生这样一批来自于集体、带动集体、为集体谋福利的能人。

        而今天的市场经济能产生的能人是大户和先富的农村精英，温铁军称之为“精英俘获”的、截留国家下放资源的精英，但是几乎产生不了集体带头人。今天的集体经济都面临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这样的时代产生不了德才兼备的“能人”。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日前在《文化纵横》杂志2015年第一期发表两万五千字长文：《当代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汪晖在文中总结了一系列对于台湾问题的观察，首先是传统“统派”的式微。汪晖承认传统统派的政治话语已然式微，然而若历史性地看，“统派”的诞生是对“独派”潮流的回应，其衰落只是社会潮流发生转化的标志而已；所以所谓“统派”式微并不代表其彻底消失，毋宁处于消长起伏的消与伏的历史阶段而已。

        然而，统派的消逝也带来了台湾以及两岸的危机。由于地缘、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试图脱离大陆解决台湾的内外危机是不可能的。

        因此汪晖认为，“统派”的式微既是台湾内部政治危机的一部分，也是两岸问题中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甚至是亚洲区域改变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关键所在。“中共用连战、宋楚瑜这些国民党二代作为代表。他们属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但还绵延着内战和冷战时代的一部分印记(也就是“右统”的印记)，加上改革时期他们在两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将他们作为联络对象是自然的，但把他们当做“统”的象征，内容已经是空洞的，因为他们对美日的支配结构习以为常，对年轻一代也毫无影响。这个游戏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关系都处于由于“统派”消失或者说“独台”成为主流而产生的困局之中。”

        因此汪晖呼吁为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认同团体，在两岸互动中产生一个超越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汪晖认为，仅仅有政治谈判本身是不够的，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才是关键。因此汪晖批评大陆对于台湾社会空间形成过程的冷漠：“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

        汪晖甚至认为，中国知识生产领域已经出现了认识论上的对台湾的漠视：“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

        汪晖进而将两岸问题的知识盲点推演到当下对于中国周边问题的认识，认为台湾问题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