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真的结束于1945年吗？现代世界如何从废墟里诞生

        编者按：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作家、学者伊恩·布鲁玛的这本《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区别于以往讲述战争过程的历史著作，伊恩·布鲁玛将眼光聚焦于二战余波：旧世界已经摧毁，新世界尚未成形，一切皆在变动之中，人们面对战争废墟、充满绝望，同时又满怀希望，投降、解放、占领、复仇、审判、黑市、重建……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日本和平主义，这些战后结果都可以追溯到作为“零年”的1945，二战虽然结束了，但二战带来的影响远未终结，一切才刚刚开始。

        本文根据《零年》序和跋编辑而成，小标题由编者所加，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授权使用。（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锋）

太多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根基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当时是个热门词）将何去何从？想要找回一切照旧的感觉，是人类应对灾难的惯有态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实际。因为世界可以按照战前状态重建这种想法，就好像以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临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十年可以当作失忆被抹掉一样，只能是一种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这种幻想，作为个体的人也抱有这种幻想。法国和荷兰政府幻想它们能够收复殖民地，生活一切照旧，一如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的状态。

        但这只能是幻想，因为世界已经大变样了。发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根基。而且，除了许多人以外，多国政府也并不希望世界回到战前的状态。英国工人打仗时愿为国王陛下和祖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战后却再也不愿苟活在旧的阶级体制下，他们在希特勒倒台仅仅两个月后，就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赶下了台。约瑟夫·斯大林也无意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便在西欧，共产主义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识分子都将其视为比旧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选项。

        在亚洲，处于萌芽阶段的变革比欧洲来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马来人、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羞辱得体无完肤，从此就彻彻底底摒弃了西方无所不能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迎来重塑。与此同时，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在见证了领袖狂妄自大的迷梦化为泡影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胜一方的盟国占领军软硬兼施塞给他们的变革了。

        战争时期，英美两国的女性投身劳动大军，她们再也不甘沦为“贤妻良母”，放弃经济独立。当然了，许多女性依旧在家相夫教子。这和殖民地赢得全面独立是一个道理，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两种想法不停地作着较量。希冀源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但这没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义。

        于是，到了1945年，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能维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时钟往回拨一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削弱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们的目标。

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才能读懂当下的时代

        战后1945年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古希腊人清楚地了解人类复仇渴望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他们的悲剧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审判，而不是冤冤相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关于人类东山再起梦想的历史记载均是汗牛充栋。基于崭新理想的社会，将屹立在昔日战争废墟和如今的建筑空地之上。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类似观念往往并不新颖。

        我本人对战后初期的兴趣部分源于时事。近年来，我们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性战争，但我主要还是想走进历史，读懂我父亲和他那代人身处的世界。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对家长经历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随着孩子长大，年纪超过同龄时期的家长，这种好奇心便愈发强烈。而如果父辈经受过苦难的考验，后人对此只能凭空猜想的话，好奇心则尤为炙热。

        但是原因不止于此。父亲差点在战争中送命，他作为一分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世界是我辈长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辈理想所孕育的产物：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除了这一面，1945年缔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产党在俄国和东欧推行专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异军突起，还有冷战。

        我们父辈创造的这个世界大体上已经灰飞烟灭，或正在高速解体，分崩离析。当然了，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几乎所有地区，如今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都要远远优于1945年。人们最害怕的一些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苏联帝国崩溃了，冷战最后的战场虽说是朝鲜半岛，但差一点就落在了狭窄的台湾海峡。然而，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讨论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如果人们在战后初期的一些担忧已经减轻，那么同样消逝的还有梦想。如今很少还会有人相信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阻止武装冲突。原先对于社会民主体制和福利国家的种种愿望——这是导致1945年丘吉尔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还没被扼杀殆尽的话，也已经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约束的夹击下遍体鳞伤。

        我对人类能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话虽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为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无法读懂当下的时代。

关于柏林墙的记忆

        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于1945年？有人提出全世界对抗状态直到1989年才走向终结。1945年，斯大林把欧洲一分为二，这是二战最深的一道伤口。但是背信弃义之后依然是背信弃义。1938年，在英法两国的绥靖纵容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正如内维尔·张伯伦所言，“这一纠纷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发生在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之间”。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一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但到了1989年，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人们满怀希望，贯穿欧洲脊梁的这道巨大伤痕终于有可能愈合了。但在这一充满奇迹的年份中，人们燃起过短暂的希望，全世界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了。如今世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人们谈论着新的世界秩序，甚至是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终于出现了裂痕。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几个姐姐带着父亲，打算在柏林墙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他在1945年目睹柏林被毁之后只故地重游过一次。1972年，在昔日家庭灾难阴影的笼罩下，我们一家人曾在柏林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夜。那次经历让人抑郁。柏林又阴又冷。穿越东西德边境耗时良久，令人厌烦。凶巴巴的边防士兵拿着镜子检查我们的汽车底盘，确保我们没带违禁品，或者在车底下藏了人。

        1972年，东柏林和我父亲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斯大林式的马路虽然宽阔，但空空荡荡，这座城市的色调阴沉，战争的废墟依旧清晰可见。父亲开着全新的雪铁龙轿车，来到了昔日他被迫为纳粹战争机器卖命的原工厂大门前。这段旅途让他充满了沉甸甸的快感。工厂是一栋大型红砖建筑，看起来戒备森严，有点像德皇威廉时期的工业堡垒。工厂附近是我父亲曾经待过的劳工营，木头营房跟纸糊的一样，对冰雪、跳蚤、虱子和盟军炸弹的侵扰均没有招架之力。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瞭望塔、囚犯用作公厕的弹坑，以及公共浴室——似乎过去只是被冻结了起来。

        1989年，这座劳工营消失了，我记忆里是被拿去改造成停车场了，一旁的简陋摊位上，摊主兜售着在油腻的咖喱酱热气里熏制而成的香肠。

        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行散着步，穿过勃兰登堡门。这一举动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难以想象，若有人敢以身试法，必然会挨枪子。我们被裹挟在东德人、西德人、波兰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其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人组成的人流中，漫步穿行于柏林市中心，体尝着这份恬淡的自由，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脸上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儿。一旁依旧站着身着制服的士兵，但他们无力出面制止，只是盯着人群。一些当兵的脸上还带着释然的笑容，他们终于不用再朝同胞开枪了。全世界似乎一团和气，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12月31日的晚上很冷，但还没到天寒地冻的地步。在走向勃兰登堡门的路上，我们隔着老远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父亲的步履却有些迟疑；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德国人扎堆的地方。他也不喜欢乒乒乓乓的响声；这会勾起他太多回忆。数以万计的人——多半是年轻人——聚拢在柏林墙的周围，有些还爬上了墙头，高声歌唱，大喊大叫，手里摇晃着被德国人称为“塞克特”（Sekt）的甜味气泡酒酒瓶，瓶塞蹿了出来，黏稠的泡沫如雨点般浇洒在人们头上。

        有些人高喊口号：“我们是一家人！”（Wir sind das Volk!），有的则唱道：“我们同根同种！”然而，那晚的空气里并没有飘散着民族主义或咄咄逼人的气氛。世界各国的人们齐聚于此，就像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式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只是没有摇滚乐队。人们庆祝自由、重逢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的苦涩经历不会重蹈覆辙；不会有铁丝网，不会有集中营，也不会有杀戮。年轻的感觉真好。如果说贝多芬的《世间众人皆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这一作品有寓意的话，那么其在柏林这个无与伦比的新年夜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午夜过去差不多一刻钟后，我和姐姐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在人群里走散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不能动弹。我们四处找他，身旁焰火划破夜空，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周围四处都是人们的脸庞，在火光的照耀下看着有些歇斯底里。我们挤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父亲。没了他，庆祝活动变得索然无味。在惴惴不安中，我们回到了酒店。

        断断续续睡了几小时后，房门开了。父亲就站在门口，脸上挂了彩，缠着绷带。午夜钟声敲响时，柏林的人群以一声声巨响庆祝新年来临，父亲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他曾经躲避英国人空袭、“斯大林管风琴”和德国狙击手打冷枪的地点，就在这时，一枚炮仗不知怎的找上门来，正中他的眉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