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中国转基因技术转折点

        延续2004年以来的传统，201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仍然是农业。这份有象征意义的文件再次重申，要保证农民收入增长。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文件中关于转基因的21字表述：“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对中国转基因农作物三个主要现状的直接回应。

        2014年，中国转基因农作物市场的可笑现状——不允许种植但允许进口；不允许进口主粮但允许进口原料；在科研上投入重金，但迟迟不放开商业应用——继续饱受诟病。转基因作物进口数量继续增长，特别是转基因大豆进口量将超过7000万吨。这种局面加剧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差，让中国政府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承受巨大压力。此即“一号文件”中所说的“双重挤压”和“重大考验”：“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

        2014年，围绕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舆论场上，崔永元大战方舟子之类戏剧化情节还在延续，其他一些重要事件有，年初，农业部长韩长赋表示自己使用转基因大豆制成的豆油；年中，央视介入争论，宣布在武汉市场上买到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大米，报道矛头直指华中农业大学。这家大学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中心之一，持有两张抗虫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尽管报道核心是转基因种子的管理问题，本身并没有对转基因技术做出评价，但仍被反转基因技术的机构和个人反复援引。

        由于仅有的两张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于2014年8月过期，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种植前景显得更加未卜。9月，转机意外出现。习近平的新书公布了他在2013年农村工作会议上一段此前未经披露的讲话。讲话要求“占领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这种带有军事基因的修辞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耳熟能详。

        年底，德高望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对转基因技术表达了审慎而有区别的认同：在两种主要的水稻转基因技术中，他支持抗除草剂转基因技术，而对抗虫害转基因技术心存疑虑。袁隆平的表态使得围绕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争论发生了微妙的转向。多年以来，袁隆平主持的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被反转人士用来证明，转基因技术不是获得水稻高产的唯一选择。

        12月1日，农业部重新发放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生物应用安全证书，对那些担心中国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因争议被扼杀的科学家来说，这是局势逐渐明朗的信号。

        如今，争论的转折点已经出现。“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的下一步将是“商业应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要求农业部尽快出台细则，明确转基因作物品种审定、安全许可和经营许可的审批细则。压力正转往农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