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有看过这11本关于二战的小说，假期里补课吧

        1940年9月26日，“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本雅明在逃离纳粹统治途中，于法西边界自杀。本雅明的命运可看作当时欧洲乃至西方思想界命运的缩影。个体命运颠簸流离，政治阴影挥之不去，再加之纸张配给受限，人们越来越青睐体裁短小的诗歌与短篇小说……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一场肉眼看不见的文学地震。

        作家在时间、空间、情感、思想的维度上与战场距离太近，干脆顺从于这种让人心碎的真实，于是我们看到受难者在黑暗的废墟里寻找爱的碎片，也看到制造灾难的民族在战后进行沉思与反省。关于二战的文学作品，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君特·格拉斯（德），《铁皮鼓》（The Tin Drum，1959）

        《铁皮鼓》是作家格拉斯的处女作，小说一经出版大获好评，经改编上映的电影最终获得了198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小说主人公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与表舅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猖獗，于是决定拒绝长大，跳楼之后变成了侏儒。他整日敲打一只铁皮鼓，吟唱歌谣，针砭时弊。

        二战期间，奥斯卡随侏儒杂戏团赶往前线慰问德军；战后返乡，他凭借铁皮鼓的技艺名声大振，最后自愿被误认为杀人罪犯，在狱中写下了这部回忆录形式的小说。格拉斯借用流浪汉文学的传统，复兴了欧洲这种具有强大“野性基因”的文学传统，以接近癫狂的黑色幽默方式重述了德国那段最黑暗的历史。

2、伦茨（德），《德语课》（The German Lesson，1968）

        二战战后德国文学研究中有一个不能避开的词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意为“努力直面过去/历史”。伦茨的《德语课》正是德国反思文学的典型。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位警官的儿子讲述他目睹自己的父亲——纳粹期间德国北弗里西亚地区的一名警员，如何大义灭亲，禁止自己儿时友人西森的绘画。叙述者被西森的画作打动，设法将画作转移到安全地点，却被父亲发现，最后被转交至少管所。

        故事是少年在监狱期间对往日的回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本人也曾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在这部小说中，他以儿子对父亲所作所为的反思为框架，表达了战后作家本人以及德国民族对二战的反思。这本小说仅在德国便销售了140万册，引进中国后更成为中国作家的启蒙。当时还是个学生的余华借到《德语课》后爱不释手，甚至宁愿付三倍罚款，也要将书留在身边。

3、伊夫林·沃（英），荣誉之剑三部曲：《军人》（Men at Arms，1952）《军官与绅士》（Officers and Gentlemen，1955）《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1961）

        以讽刺见长的伊夫林·沃毫无悬念地选择了自己二战期间的从军经历作为靶子，以讽刺之基调完成了对怀旧的伤感与对荣誉的悼念。虽然担任军队长官，伊夫林·沃的高傲性格让他对军旅生活水土不服，他所在的部队也从未登上战场。

        这或许解释了小说的主题，虽然名为“荣誉之剑”，却讲的是对荣誉的幻灭。小说跟随一位来自没落贵族家庭的信奉天主教的年轻人，讲述了他的军队生活与婚姻，对关于家庭与传统的忠诚进行了颂扬，同时沉痛地哀悼了旧日英雄主义在空虚的现代世界的衰亡。所有这些主题，都在伊夫林的代表作《旧地重游》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锤炼与追问。

4、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暗店街》（Missing Person，1978）

        诺贝尔奖得主法国小说家莫迪亚诺执迷于对记忆的探索，执着于“寻根”的主题。小说《暗店街》以47个片段组成，串起了因意外失忆的主人公试图寻找自己的过去的故事。通过这名前侦探执着的探索，他发现自己失忆前是一个南美外交官，在一次逃离中经历了巨大刺激。与此同时，小说一步步重塑了德占时期的巴黎，“以回忆的艺术再现了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更展现了人类记忆的黑洞。

5、雨果·克劳斯（比利时），《比利时的哀愁》（The Sorrow of Belgium，1983）

        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弥漫着一种自传体小说特有的哀愁。雨果·克劳斯借少年路易·席内的视角，记述了1939—1947年期间，德国占领比利时后，这个小国麻木的悲凉与少年五味杂陈的成长。小说已经初具后现代小说的气质，全书分为两章，第一章“哀愁”，讲述了11岁的少年路易与家人、朋友在战时的生活，期间偷读禁书，获得了知识的启蒙。直到第二章“比利时”中，我们才发现路易以阅读为契机，发现了家人及市民的狭隘，最后成为了一名作家，而他正是第一章“哀愁”的作者。

6、瓦拉迪斯罗·斯兹皮尔曼（波兰），《钢琴家》（The Pianist，1988）

        同样被改编为电影并且奖项加身的经典著作，还有波兰钢琴家的纪实回忆录《钢琴家》。它讲述了斯兹皮尔曼二战期间在波兰贫民窟的生活、与家人的分离、他独自一人求生的经历。回忆录的高潮来自他某日搜寻食物时与一位德国军官相遇，在军官的命令下，他弹奏了肖邦的钢琴曲，军官被琴声打动，帮助他寻找藏身之处，并为他提供饮食与衣物。二战结束后，斯兹皮尔曼努力寻找军官下落，最后得知那名德国军官被怀疑作间谍，最后在被关押的苏联监狱里死去。

7、石黑一雄（英），《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2003）

        这本书是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成名代表作，也为他赢得了布克文学奖的殊荣。二战在这本书中不再是渗透到生活柴米油盐的纤毫细节，而仅仅以一种“黑云压城”的氛围萦绕期间。

        故事以二战后一位英国管家的视角，回顾了二战期间他耳闻目睹自己的老雇主达林顿伯爵的“绥靖”选择，而自己作为管家的价值乃至尊严也在回顾与反思中摇摇欲坠。我们惊异地发现，二战在作家手中化为一个深刻而不失轻盈的比喻，用以阐释当渺小的个体撞上时代的激流做出“错误”的选择后，该如何在余生的反思中重获尊严，聊以慰藉。

8、马克思·苏萨克（澳），《偷书贼》（The Book Thief，2005）

        这本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230周的小说，将背景设在纳粹德国，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莉赛尔与养父母和邻居的关系。二战期间，她家还收容了一位年轻的犹太男子避难。尽管生活艰苦，她仍然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吸引人的东西，那就是书。在战火之中，小女孩为地下室的犹太人、防空洞里的邻居们读书，帮助他们努力生存。

        小说的一大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叙述者。这位开篇便提到自己在二战期间非常忙碌的叙述人竟然就是死神。全书最后，移居到澳大利亚的莉赛尔子孙满堂，在生命的尽头与死神相遇。

        二战中后期加入的美国，在社会上所受影响较欧洲国家较小，在战后又以大国之姿迅速崛起，一些亲眼目睹过战争的美国作家回国之后，所反思的角度与内容，都较欧洲有所不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战火之后，他们学会了“笑”。这里的“笑”与作家的理性接轨，扮演的正是除魅之功能。借台湾作家唐诺的说法，美国战后黑色幽默流派的养分“不出于愚昧、虚伪和过度的神圣”。二战满足了这三项条件。

9、诺曼·梅勒（美），《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1948）

        “笑”的第一个除魅对象便是英雄。对英雄的叙述崇拜来自对“崇高感”的渴望，而当二战粉碎了人的尊严、善良、信任等等美德后，“崇高感”的丧失进一步导致英雄的退位。接下来登场的，正是所谓“反英雄”。

        《裸者与死者》是25岁的梅勒根据自己在二战中的体验写成的长篇小说，以类似戏剧的人物对话和实验性的文体风格讲述了美国一个步兵排参与和日本争夺太平洋某小岛的故事，最后日军不战而败，匆匆赶来的美国援军仍对小岛进行轰炸。小说看似悲壮的战争场面中，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也无所谓荣誉，从主题上反衬出战争的可笑。

10、冯内古特（美），《茫茫黑夜》（Mother Night，1961），《五号屠场》（Slaughter-Five，1969）

        冯内古特的小说《茫茫黑夜》的主角，一位担任纳粹喉舌的美国籍剧作家霍华德·W·坎贝尔，后来也曾短暂出现在冯内古特的名作《五号屠场》中。从这层意义上看，这两本书粗略而松散地构成了冯内古特对二战的梳理与审视。

        《茫茫黑夜》以战后身陷以色列监狱等待审判的坎贝尔的叙述为框架，回忆了他在二战期间表面上与德国纳粹亲近，实际利用公开演讲为美国政府传递秘密情报的经历。冯内古特塑造的坎贝尔突破了读者的设想：他的政治热情相对单薄，求生欲的一大支柱是爱情。敏感而情感丰富（不妨说这是剧作家的共同特征）的坎贝尔，对战争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毁深恶痛绝，也对自己不断伪装的一生毫无留恋。在故事的最后，尽管美国政府获得证据证明他在二战期间的情报工作，他仍然决定自杀，不是因为自己对人类犯下的罪，而是因为“对自己犯下的罪”。

        而《五号屠场》，用流行的话来讲，是一部脑洞很大的小说。故事由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以非线性的时间顺序讲述了一个头脑混乱、缺乏训练的美国士兵比利的故事。他拒绝上战场，最后在德军突围战中被德军捕获，被关押在五号屠场。作为主人公，比利还拥有时空穿梭的能力，能重新体验生命中各个不同的节点；甚至在大婚之夜被外星人带走，在星球上与另一名女子结婚。作家之笔在过去与现代中自由地游曳，通过打乱历史流动的顺序，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抨击了战争的野蛮，同时嘲笑了人类发动战争的愚蠢。

11、约瑟夫·海勒（美），《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1961）

        《第二十二条军规》可以被贴上许多标签：它是一部反战小说，讲述了约翰·约瑟连上尉与他的同事在意大利以西的皮亚诺萨岛空军部服役时遇到的种种荒谬事件；它是一部风格小书，全书由多个人物的叙述交织构成，重复叙述同一事件，打破了传统的顺叙手法，让时间与情节保持共同发展；最后的最后，它还是一部黑色幽默小说，其重心聚焦于这些空军军官在让人发狂的官僚体系里，为保持理智作出的种种努力。

        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便是整个不合逻辑的官僚主义的化身，指代一种困境，且解决困境的方法本身已被此种困境所剥夺。事实上，由于第二十二条军规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人们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修改、修正，甚至废除。

        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消化规律无不如是：重述与反思并行，最后，当目击者被时间带走后，历史如同一扇芝麻大门，不再向丢失了口诀的我们开启。“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克罗齐如是说。当真实的历史遁形之后，或许正是虚构的历史开始之际，作家们获取了文学的特许券，得以用更低的视角、更冷静克制的目光打量人生中比战争更永恒的事件，从而让二战这粒苦涩的盐，彻底融到人性更普遍的汪洋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