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新墨家登场了：当代新墨家如何看待大陆新儒家

【编者按】

        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弟子的李明辉先生，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谈到自己“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称谓源自蒋庆和陈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

        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曾亦、方旭东、唐文明等也集体撰文回应，提出了诸如“港台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陆现实”、“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观点。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这其中可能各有学术路径不同、方法论范式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等问题。

        近日，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特邀请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三位新墨家学人，就双方论战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访谈，以期为学术界提供来自墨家的另一个全新视角，拓展同样问题的“墨学之维”，并指出，“所谓的和平崛起，即是非攻精神；所谓的‘交相利’，即是国际关系中的互惠共赢。”“相比儒家，我以为墨家能够为当代中国提供一种不一样的精神资源”。

        以下内容系经受访者审阅并编辑。

受访人：

        黄蕉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生

        顾如，民间墨者、墨学复兴运动鼓吹者

        南方在野，“新墨家思想学派网”主编、“墨家兼爱论坛”创办人

访谈人：

        曹璇，“当代新儒家谱系”创作人，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生

        李杨洋，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主席

整理：姚梦莹，香港理工大学文化学系

地点：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

当代新墨家和大陆新儒家有什么不同

        曹璇：大陆新儒家也是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思想派系，诸如蒋庆的“儒家议会三院制”、“儒式虚君共和”，姚仲秋的“儒家宪制”、“一个文教，多种宗教”，陈明的“儒教公民宗教说”以及康晓光的“儒化上行下行路线”、“阵地战”、“四书五经进公务员教材”、慕朵生的“文化勤王”、刘海波的“马克思诸子化”、余樟法的“化马归儒”等说法，相信几位都很了解。我看过网路上、民间一些标榜“新墨家”、“新法家”的作者的文章，似乎路径和言说方法，都和大陆新儒家接近，兴趣不在心性哲学的“内圣”，而在建制成型的“外王”。这个观察成立吗？

        黄蕉风：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很多文章都有回应到这个问题。到现在我的理路也没有改变，基本上都是过往文章中的观点。当代新墨家和大陆新儒家，到底有什么不同？几年前中国思想界热衷“排排座，分果果”，说大陆新儒家和自由主义、新左派在中国大陆是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想光谱中的“三足鼎立”，那么当代新墨家的定位在哪里？有何可能以及有无必要？去年基督教学者王文峰在牛津组织了基督教、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的四方会谈，签了一个共识文本，探讨各派底线共义的问题，叫做《牛津共识》，基本上也是新儒家的人反响最为热烈。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现在大陆新儒家是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唯一正牌的代表。

        但大陆新儒家受到的批评比港台新儒家大的多，为什么呢？陈明先生自己也说过，儒家历史上从来不对权力扭扭捏捏，儒生的努力是要道统压过政统，驯化权力，从而行仁政行德政。这个表述又和秦晖还有余英时的说法不一样。秦晖说儒分两种，有“反法之儒”，有“反西之儒”；余英时也说儒分两种，有“压迫人的儒家”，也有“被压迫的儒家”。那么，到底大陆儒家是哪种“儒”。现在国内自称儒者、儒生、儒教徒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反西方的情绪越来越大。若说是反思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盘性反传统路线，到了这个“逢西方必反”（比如号召人不要过圣诞节什么的），也是过了。这些都暴露了不少问题。

        曹璇：暴露了什么问题？

        黄蕉风：比如说蒋庆先生1995年出版《公羊学引论》，首次引入“政治儒学”概念，大陆新儒家便成为了1989年之后文化保守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他一直在思考“如果离开西方话语体系，中国人如何言说自己的传统”的问题，那么重建中国固有学术范式而不假于西人之手，自设话题，就是这一切的题中之义。大陆新儒家很多人跟随蒋庆构建的“三重合法性”来考量西方的议会制度以及港台的民主政治，自然会得出西人“民意独大”不适合中国大陆国情以及港台之发达乃拜“儒家文化圈”精神遗产之所赐的结论。

        康晓光的路径就和蒋庆是一样的。他说过一个话我印象很深刻，说什么，他说过要建立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再中国化”（儒化）来抵抗“再西方化”(西化)。这是一种充满辨识度、排异性、独尊性、与多元文明共存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关系主张。在他的观念里，没有儒家的中国就不成中国，取消了儒家独特性的中国就是“西化之国”，等同于亡国。你看这个说法和蒋庆的没有什么区别。

        蒋庆、康晓光是大陆新儒家中被批评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看起来他们最保守。其实蒋、康并不保守，反而最激进。刘军宁都说过，文化保守主义可以是非常激进的一种路径。我们以为他们提倡少儿读经、提倡公务员考四书，是行为艺术？批评他们的人很多都没有搞清楚他们的诉求在哪里，怎么可能歪打正着。这个问题方便多说，具体原因你懂的。我就说一个，蒋、康的遗传，影响到后面一些年轻而又尊儒的学者，提出了各种奇怪花样的“儒化理论”。比如有青年学者齐义虎推崇的政教合一的“伊朗宪制”（但明显儒教不是伊斯兰教），还有一位北大学者讲“内圣从夫子，外王从主席。孔孟朱毛道统一以贯之。反美帝苏三个世界执中之道”等新理论。很明显路走弯了。这是中国书生最容易犯的毛病，叫做政治幼稚病，理论和实践的断裂，无论想的如何精巧，也是“茶杯里的风暴”、“书斋里的革命”。

        陈明是认为儒教国教化在实践上不适宜的，因为在形态学上的发育并不充分。他文章很多，你们都可以去看，依他的设想，未来儒家（儒教）的归宿应该是逐步过渡到“公民宗教”，即“儒教的公民宗教论”。秋风为人所知的大概是两个观点，一个是“儒家宪制”，一个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自从去年国内主流媒体对社宪派、泛宪派和民宪派进行批驳之后，儒宪这个说法好像他也开始比较少讲了。

        大陆新儒家这些年在网路、传媒、民间、知识界都有不少介入。不过作为一个思想学派倒也有余，作为一个建制成型之类宗教或者宗派则不足。毕竟大陆新儒家并没有做好黄玉顺所言的“创教”的心理准备，又缺乏“干政”现实基础，加之本身没有统一而稳固的儒式价值观，必然容易受到局势变化的影响。

只有墨家的理路才近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共同体自治

        曹璇：那就是说你们很多观点都是在和大陆新儒家的论战和比较中发展出来的。能不能阐述一下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顾如：很显然我们的路径和他们是不一样的，2500年前墨子站出来反击儒家革命，路径就不一样了。过去我对大陆新儒家主要抱批判态度，认为他们所复活秦汉儒家传统，恰是逆普世价值、也逆华夏传统而动的。当时我的判断和余英时先生、秦晖先生一致，所谓的儒家新道统搞政教合一，恰是儒家的“死亡之吻”。你看到我很多文章，主要批评秋风先生，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想到他居然想到要从声称推己及人就能为天下人立法，声称与天地准、与天地相参的儒家学派中去找保守主义，后来连范亚峰、刘军宁、许纪霖这样的学者也附和，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在明显带有理性建构色彩的学派里面，能找到保守主义？只能找到哈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要找保守主义那些主张和论述，遍观中华文明传统，除了在墨家，你找不到其他的。比如无知论传统、比如案例法、比如法律自治、比如知识的自由流通、比如自由市场、比如经验主义、比如责任伦理、比如类似托克维尔的对变革的谨慎和面临变革应该采取的态度、比如否定性正义、比如制衡原理、非强制、透明政权、封建共同体、社群自治等等。单是《墨子》书就能提供这些内容的直接原文去支持，连“新诠释”都不用，更不用说曲折意会。我常感到大陆新儒家现在的“新诠释”，例如从易经的爻辞中解读出自发秩序或者社群自治，不是断章取义，就是曲折一会。本身也并不尊重儒家原典的义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确实是“新”的儒家，而不是“原儒”，也难称“原教旨”。这套说法，连孔孟都会反对的。

        我感觉现在大陆新儒家在思考方式上走进了一个固定的范式，无法自拔，他们自己又缺乏内部批判的传统，所以往往陷入到“循环论证”的境地。你是港台新儒家这个谱系的，我对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一系的批评倒是不多。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说大陆新儒家标榜自己是“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m），那么你们就和程朱理学一系批判陆王心学一系是“歧出”一样，本质上是“反儒”的。墨家有《非儒》十篇，这个层面上，港台新儒家是我们的盟友，不是敌人。

        很多人看过这本书。哈耶克《致命的自负》。这里面谈到：“有些习俗的益处并不为遵守习俗的人所知，这些习俗只有在得到其他一些强烈信念的支持时，才有可能被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增加它们的选择优势；有些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很容易地起到了这一作用”；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宗教观念是社会秩序和制度构成的动力因素”；李零先生在论文《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中也谈到“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宗教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也就不能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古老的文化，这个问题越突出”。那么，你对照一下现在大陆新儒家的种种说法，就会发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传统，重视传统资源。

        大陆新儒家很注重抢夺这个资源。这里我提一个略带搞笑性质的问题：秦汉的儒家传统，与唐宋明朝的心性儒学传统，谁更能代表传统？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如果以“存在”为标准，那么显然心性儒学是现存的儒学，更能代表儒学传统。如果以“尊古”为标准，则是秦汉儒家。不过秦汉儒家又不如庄子《天下篇》中讲的“道术为天下裂”之前的道术诸子代表的道统更古了。墨家在《庄子》里被明确记载为“古之道术”诸子之一。按照大陆儒家的标准，那么墨家比他们更有资格。大陆应该回归道统，而不是秦汉儒统。

        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无论论证自己的内圣还是外王，都要依据于原典文本；而若自称原教旨，则必须诉诸于先秦理路。那么根据大陆新儒家的方法论，我们疏证整部《墨子》，所言及的天志仅仅10点：唯天、法天、生生、人异义、皆天臣、兼爱交利、非攻、贵义、尚贤、立天子。前三点是道统共识。后七点是墨家提出的，用于实现“生生”。其中人异义和皆天臣是墨家的基本判断。墨家言天志，只是在反反复复运用十天志，非随口言之。墨家的天志是点状的，是指路的北极星，是天宪、超法律原则，而不是儒家那种唯一正确的道路。儒家天道是人们精神上的枷锁；更由于天道代言人——儒家的的刻意使用，天道又成为人们人身上的枷锁。天道使人们成为奴隶，即使是生活优越的奴隶，也还是奴隶。而墨家天志使人们在天宪之下保有充分的自由。信仰是一个民族传统的保有者，儒家背叛了上天信仰，也就背叛了华夏的传统社会构成之道和治道。重新沟通天人，造成了儒家人格的“致命的自负”和奴役的社会。老子、墨子是华夏无知论传统的保守者，而儒家开创了能“与天地参”的“致命的自负”。墨家一向将儒家称为“有命”论。我们也是如是定义现在的大陆新儒家诸君。继承了华夏传统的上天信仰的墨家将“绝天地通”称为“非命”，认为人和上天不能交通。在墨家看来，上天的意志是不可知的。墨子说：“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注意“而已矣”三个字，只有老天爷全知全能而且尊贵。《尚书·高宗彤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其中也用到了“唯”字。人不可能认识天道，而只能通过归纳等方法寻找比较可能接近上天意志的“天志”。这涉及到一个“神圣性”的问题，借用基督教神学的名词，叫做世俗秩序的“圣化”。

        顾如：所以说现在的大陆新儒家与历史上的儒家何其相似，都将自己神化为天道的代言人，接续一王大法，然后化成天下。秋风先生等儒家自由派特别有趣，偏偏要拿极左革命党——先秦孔孟儒家（或思孟学派）去比附西方政治学光谱中公认的右派——哈耶克、韦伯、休谟、斯密等代表的苏格兰传统自由主义，让人觉得非常奇怪。现在大陆新儒家中很多人喜欢谈奥地利学派，谈哈耶克，谈自发秩序。那么按照原典儒学和原典墨学的说法，恰恰儒家传统是反对自发秩序的，而墨家的理路才近自发秩序。我看港台儒家经过努力能开出积极自由，而开出消极自由的只可能是当代墨家。甚至不需要使用“开出”这个词，只要回归《道藏》版墨子原文，都能证明/“正名”墨家本来就是保守主义的。

当代新墨家如何看大陆新儒家的“贤人政治”、“君子人格”

        曹璇：大陆新儒家的政治伦理表述中，多谈及养成“君子人格”和“贤人政治”，对此新墨家怎么看？

        顾如：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大陆新儒家现在喜谈“贤人政治”。要注意，孔子和孟子之间的墨子，并没有采用像儒家原教旨派和法制派共同采用的办法。墨家理解的“贤人政治”不是贤人为天下划规矩的贤人政治。这是一种用规矩去制民的人治政治。而墨家的贤者“蓬为务则士，为牛庐者夏寒”，为人们遮风挡雨；“举公义，辟私怨”。这才是墨家的贤人政治主张。墨家也尚贤，也是精英倾向，但精英的类型很是不同呀。《经上》举，拟实也。也就是说贤者官员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将民间的义，举而为公义。这一段话正是《尚书·康诰》周公所说的最佳注解：“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也就是惯例法形成过程的最佳注解。墨家也像孔孟一样，认识到刑与礼的分离已经不行了。但墨家不像儒家那样主张把“疆以周索”的礼乐往下压到百姓头上，而是主张将“政以其旧”的民间产生的惯例法适用到王公大人士君子身上。这才是真正的“贤人政治”。

        回答了贤人政治问题之后，也就回答了“君子人格”的养成问题。先秦修身与治道相通。修身就是对自己的治理。墨家要求王侯、贤者“举公义，辟私怨”、“信身从事”，就决定了墨家义本于外的修身特点。墨家教人们懂得敬畏、諰廉，教人们知义的方法，教人们明辩，教人们“杂于庸民”去获取人们的通义。以此进行修身。而不是秦汉儒家的，给人们规定一大堆礼制，一大堆单向顺从之“义”，移孝为忠之类。可以这么说，墨家的贤者是社会的参与者，儒家的君子是社会的规定者。那么是权力者容易腐败，还是参与者容易腐败呢？历史记载中，350年的墨家，竟无一例劣行。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孟子也说嘛，“告子先于我不动心”。先秦墨家已经认识到“虽上世至圣必蓄私”，早已脱离了政治幼稚病。可惜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大陆新儒家诸君，还在既往的牢笼里打转，争论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这种低级问题。

        现在连中央反腐都说要“制度化”而不是“运动化”，你还在讲养成君子人格就能保证官员不贪腐，就能行仁政行德政，是不是很可笑。对比一下，西方可不是什么“新夷狄”，人家可有“孔孟之道”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斗争。儒家历史上讲正统，两岸三地过去几年搞文化复兴运动，都是要争道统、争正统。饶宗颐先生的“正统论”讲的很好，你可以看下。

        南方在野：其实大陆新儒家要论证自己是普世的，既有文化本位立场，又要保守民间的道义资源，就要说明儒家是“自由派”，所以找到了奥地利学派、找到了哈耶克、找到了自发秩序，然后把墨家、法家打入“通往奴役之路”。到底中国传统中的哪个传统，才是能和自由主义对接的？你看，就从大陆新儒家喜欢谈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自发秩序这些，都可以从墨学资源中开出来，哪里见得当代中国与普世文化的对接，非得假手于儒家呢。从这个角度观照，墨家实在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其自由观可引致的所谓良政、仁政的建制成型亦最符合当下中国的需要。

墨者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曹璇：其实甚至在很多非儒家立场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看来，先秦墨家也是一个有着潜在“独裁倾向”的准军事团体，比如很多人谈到的《尚同》篇的“一同天下之义”和“上之所是必是，上之所非必非”。亦有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墨家是先秦的共产主义，墨家若是在中国历史上建政，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提前2000年。

        南方在野：这肯定是他们的误解，或者栽赃。

        顾如：因为他们托壳墨家装载儒家理想，得出来的自然是这种结论。

        南方在野：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墨学，在彼时思潮的影响下，很容易把墨学原意歪曲。儒生喜欢讲墨家“尚同”是“独裁倾向”，事实上“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墨子·尚同中》）的价值在哪里，就是强调“有效管制”，结束这个无政府状态，“一同天下之义”。怎么办？民主选举。

        梁启超先生当年读到墨子的这段文字，对墨子的学说非常赞赏。梁启超指出：“什么人‘明’？自然是人民‘明’；什么人‘选择’？自然是人民‘选择’；什么人‘立’？什么人‘使’？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这种见解，和那说‘天生民而立之君’的一派神权起源说，和那说‘国之本在家’的一派家族起源说，都不相同。他说：国家是由人民同意所造成，是‘民约论’同一立脚点。《经上篇》说：‘君臣萌通约也。’正是这个原理。”（梁启超：《墨子学案》。）

        黄蕉风：梁公此言乃铁判。

        南方在野：接着刚才说的，墨家有择君论，就是民大于君。公权力是由民众同意所造成，但民众设立政府机关，选立各级官僚，乃是让他们分授职责，按公平之天道治理国家。所以墨子认为，选立天子诸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丝毫不能马虎。一定要保证选出来的天子诸侯，是“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那么，如何搞这个选举呢？墨子关于“兼君”“别君”的论述，就是模拟选举的学说，比如说要有：

        （1）选举的标准——选择“兼君”。什么才是“兼君”？也即兼爱天下的人，不能光想着自己的私利。墨子认为，选出来的人，必须要“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也就是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选者执政之后，要谋天下人的福利，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病者得养，丧者得葬；

        （2）候选的人数——差额选举。“兼”与“别”，总是比较而言的，没有比较就无法选择。墨子大概也以为等额选举是形式主义。为了让民众有个选择的余地，有个比较鉴别。他竟然提出要“两而进之”，“设以为二君”，让民众选择其中之一；

        （3）选举的程序——要搞竞选。墨子提出，候选人必须发表竞选演说，作出一定承诺，而且要老老实实说真话，不能欺骗民众。竞选承诺一经做出，就必须“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4）选举的主体——广大民众。墨子的主张，由民众来选择执政者，在这里是非常明确的。墨子是动了真格的，要搞民主选举。在这里，“民”是主人，“君”是客人，民大于君，一切由民说了算。墨子大概充分相信“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根本没有“民众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选举”之类的担忧。所以墨子是主张放开手脚，由民作主的。甚至墨子明确地说，在选择执政者的时候，天下没有什么愚昧的男子与愚昧的女子，虽然民众自己不一定是“兼者”，但必定会选择“兼君”。

        顾如：你看，即便是所谓“儒家宪制”，也能直接从墨学传统中开出来，不假外求。

大陆新儒家“文化勤王”首先要搞清楚勤的是哪个“王”

        曹璇：就如同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而但设若法本身是恶法而非善法，就应该赋予法之外种种更新的空间？对此，新墨家怎么看？

        南方在野：是的。现在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们的惯性用词，公检法机关包括学界、媒体、民间都在讲。但“法”真正是什么，其实不多人清楚。墨家的“法”是什么？首先法不是维护暴政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为法。”那么，法仪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墨子主张“莫若法天”，“以天之志为法”。

        曹璇：一个要保留“释法”、“修宪”的空间，同时给予在正常政治渠道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赋予民众革命的合法性？和中国的汤武革命、吊民伐罪、公羊家的文化勤王，似乎都有相似的革命意味。

        南方在野：你说汤武革命，文化勤王，那也要看革的是谁的命，勤的是哪个王。就文化勤王来看，这个“王”，究竟是独夫、是民贼、是道统还是宪法？我觉得还是看一下墨家的说法。在墨子那里，“法仪”应该就像“天志”那样兼爱百姓；“法仪”应该就像“天志”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仪”应该就像“天志”那样包含了人间的道与义。墨子的学说，不仅剥夺了执政者的立法权，还要用这个“法仪”来管制执政者，要在执政者的头上再外加一个“法仪”作为套子。墨子的法治论，其基本特色是：政法分立，法高于权，以法治官，依法仪行义政。

        今天我们说，权力之上还有宪法精神，还有普世价值在。墨子“以天志为法仪”，要点不在天志，而在将法仪高置于执政者之上。他首创“诛”暴王的观点，号召人们推翻强暴的国家政权，来维护“法仪”的威严。墨子以桀纣幽厉为例，明确指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天志法仪，“是以天下之庶民属而毁之”（《墨子·天志下》）。

        社会契约，民主择君，宪制法治，实乃普世；人先于国，民大于君，法高于权，这些思想亦非西方的专利。墨子早在先秦就肯定了这些基本理念。先贤说“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现在自由主义滥觞的论调，基本都是先秦原典墨学所有的。而若真要以中国特色而对接世界文明，则到底从本土文化中开出的资源是从哪里来，就要思考。

大陆新儒家的“中体西用”是伪命题和无效资源

        曹璇：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秋风先生2014年10月12日在接受儒家网采访时，提出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即“必须在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认为我们必须重建“中体”，也就是说，今天负责任的中国学者要做思想学术上的孙文，要进行一场概念的革命，思考方式的革命，学术范式的革命，总而言之，学之革命，以恢复中国之学的主体地位。对此，当代新墨家的立场是什么？

        黄蕉风：秋风先生这篇文章我是认真拜读过的。我觉得核心还是大陆新儒家一直在说的接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说。也就是说回到“通经致用”而又“即用见体”的经世学上去，从内圣开出外王。大陆新儒家相关的阐述很多，书和论文都是出了不少。

        顾如：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对学术界的关注不如蕉风多。我认为如果不先搞清楚这个“体”“用”的所指和能指是什么，“体”“用”的具体处境和适用范围在哪里，讲什么都是枉然——李泽厚先生还说过“西体中用”说，“情本体”说，难道他的“体”“用”和上述学者的“体”“用”是一个意思？

        我当然不会赞成“中体西用”说。相信任何具有墨家精神的人都不会赞成。各个人群的经验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墨家的精神是兼取，是“鉴景当俱就，去尔当俱”，是“景一天而必正”。“中体西用”说，正所谓“内胶外闭而心毋空乎”。清末以来中国的变革，一直在儒家原初理想和秦汉儒家的轨道上。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自我造血，基因就是儒家的。所以一直造的是儒家的血，嫁接西方的各种苗子，能活下来的也是与儒家精神一致的那些东西。当今所谓“中体西用”，是不是要再搞一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秋风先生等人所提的“更化”口号，正是汉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的口号。让人非常不安。

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不是守灵人，而是传灯者

        曹璇：谢谢。这期访谈就到这边。谈了很多。定位当代新墨家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可以说说吗。

        黄蕉风：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分为上下部。分别谈了大陆新儒家和新子学的发展。文章的标题非常符合大陆新儒家和当代新墨家在目前思想界的定位。关于新儒家的，并非我原创，是儒教网的题记，叫做“代有儒生传道统，世存经典辩华夷”。关于新子学的，也就是新墨家的，是我的原创，叫“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心态。

        我说过我和顾如、南方两位不同。我本身在国学院，在学术体制内，虽然研究的是墨学和基督教，但是有很多亲近儒学、推崇儒学的前辈和朋友，一直以来给我很多帮助和指导。我对儒学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所以原来我是不想加入这个访谈，因为不想被贴标签，说黄蕉风你是“亲儒派”还是“反儒派”。

        在我看来，墨学是当今中国，在传统文化内部，唯一不需要更新转进的学问。墨家2000年前因为超前而实现不了的社会理想，2000年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智识的进步，反而应该是大有可为，可以开出兼具中国本位和世界文明的先进价值。而今国学回潮，从官方的公开祭孔、尊儒，到民间各种读经班、国学班、儒学研究院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也正表示了中国文化强韧的生命力。但是“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春”。作为先秦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学/墨家，绝对不应该归为小传统而给予边缘化、小众化。墨家的兼爱，不就是全球伦理（Global Ethic)黄金律（Golden Rule）吗？所谓的和平崛起，不就是非攻精神吗？所谓的“交相利”，不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互惠共赢吗？相比儒家，我以为墨家能够为当代中国提供一种不一样的精神资源。

        你们的新亚先贤，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当初寄望儒家“灵根再植”，又感叹“花果飘零”，最后自承自己是儒家的“守灵人”。肯定不会想到而今在两岸三地，言必称孔孟的一阳来复的盛况。这就是所谓的“道待人而后传”。我想墨家价值的传承也是如此，甚至更迫切，因为这门千年绝学，已经被尘封了太久。我倒不愿意说我们是墨家的“守灵人”，我们更愿意当墨家的“传灯者”。

        套用李泽厚先生2011年大作《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我就说，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墨者的身影，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隐身太久。在当今世代，应该有贡献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