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线”建设50周年|一个上海工人家庭的回忆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5-02-09 14:5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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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黄色老屋,当时的“312”电厂职工宿舍。位于安徽省泾县乌溪镇乌山。 澎湃新闻 罗昕 图
       从安徽省泾县出发大概30分钟,便到了乌溪镇一座被当地人唤作“乌山”的大山深处。山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当几排二层黄色老屋渐渐出现于一片绿色的视野中,就意味着离45年前上海“小三线”建设中的“312”电厂不远了。
       “我记得这里前面要有一个绕弯。”“那时一到寒暑假,就有好多家长在这路口等着自家孩子。”“下了这个U形坡,嘿,就到了。”陈建荣的话不自觉得多了起来,“很多场景,就一次次出现在我梦里。”
陈建荣指着父亲当年所在的运行车间,一时非常激动。
       1965年到1988年,数万上海干部职工投入上海“小三线”的建设。1970年,陈建荣的父母也被卷入这股“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洪流。根据当时“靠山、隐蔽、分散”的战备要求,大山深处没有名字、仅有代号“312”的电厂便成为陈建荣父母以为“一辈子”的去向。
       为了陈建荣及其哥哥的教育,父母俩几番纠结,还是决定让兄弟二人留在上海。直到15年后,一家四口才因小三线职工回迁得以结束分居的日子。“我们对你们兄弟俩有亏欠。”晚年时,陈建荣的父母一直在病榻上念叨着这句话。
陈和丰(陈建荣之子)把家族史的档案照片都整理在一个小盒子里。
       这或许是一段普通家庭的历史故事,却在陈建荣的儿子、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陈和丰眼里异常珍贵。去年9月,陈和丰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家·春秋口述史计划”,希望能从此整理出这段家族史:“一个国家的建设、一个社会的变革看似轰轰烈烈,可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堆砌而成的。”
       陈和丰的爷爷于前年去世,奶奶因心脏不好不便出行。在乌山上的一条溪水边,陈建荣特意嘱咐陈和丰说:“捡几块石头,回去放在你爷爷的坟头吧。”
       不仅是上海,1965年同时也是很多省份“小三线”建设的起点。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迄今还充满着争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无法用失败或成功简单评论,而对那些实实在在的个体,也不能简单地用青春无悔或蹉跎人生来概述。
       2015年,是“小三线”建设50周年。2015年2月7日,陈建荣、陈和丰这一家人从上海出发,踏上了故地重游、寻找家族史的旅程,澎湃新闻也一路随行。
像哀悼会的娱乐活动
       陈建荣的父亲陈诚志和母亲嵇德珍是由朋友撮合相识相爱的。1958年,两人结婚一年后,大儿子陈建国就出生了。之后,这个平凡的工人家庭又因为陈建荣的到来更加温馨。不过,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很快就岌岌可危了。
       1968年,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陈诚志所在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响应国家号召,呼吁工人投身“大三线”工程建设开赴四川。本来,这一批人中就会有陈诚志。但由于嵇德珍的舅舅曾读过私塾,被判定为“家庭成分不合格”,陈诚志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开展,“小三线”建设也随之兴起。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后方工业基地,便是上海的“小三线”。
       杨树浦发电厂于1970年开始遴选投身“小三线”建设的工人。由于“大三线”建设的前车之鉴,很多工人意识到一旦参加三线建设便会背井离乡、难以团聚。“其实政策给上海小三线职工的福利还是说得过去的,当时虽然说户口集体迁过去,但是工资收入和在上海时是一样的,而且当时职工吃的大米、鸡蛋、水果甚至比在上海的时候还要好很多。另外,小集体、大集体职工也可以转正为国营单位正式职工。”曾经的312电厂工会主席李尊耀后来向陈和丰回忆道,就算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当时谁愿意离开上海,去乡下呀?”
陈诚志(身份证写法)的简历,放牛、讨饭等都写了上去
       于是,杨树浦发电厂的领导只能挨个做思想工作,一向随遇而安、又是党员的陈诚志,再没能逃过“建设工人”的命运。那时嵇德珍也一同被选上。1970年2月7日,杨树浦发电厂的“小三线”团队正式开赴安徽省的大山深处。那一天,嵇德珍告诉陈建国和陈建荣,半年后就会把他们从上海带去安徽,到时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陈建国远远地跑到角落不肯面对父母,陈建荣则嚎啕大哭。分别后,嵇德珍一路哭成了泪人。而随后的整整一个月,她也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
       更令嵇德珍揪心的是,等到他们人到了“312”电厂,大伙才发现厂房宿舍都没有建好,更别提之前领导所谓的“小孩子接来后可以去的小学”。眼见着幻想中的团聚难以实现,不少像嵇德珍那样的母亲都很难过。
       厂里领导见了,觉得这样的氛围不利于工人们安心建设,于是在晚间办起了职工聚会,比如唱歌、演奏器乐。可是当时,只要一个人唱了几句抒情感伤的歌,就会唱哭一片人。有一天,不知是谁唱了一首较为凄凉的曲子,几个远离孩子的母亲听后又纷纷大哭。这在嵇德珍的回忆里,当时就像是追悼会一样,耳边都是哀乐。
中秋夜孩子抱头痛哭
       而对于陈建国、陈建荣兄弟而言,母亲离开时那句“等到小三线那边学校建立起来了,就把你们接过去”的承诺,一等就是十六年。
       当时,留在上海那14.4平方米小屋里的,只有12岁的陈建国和年仅6岁的陈建荣,一个在读小学四年级,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第一年,嵇德珍托两孩子的舅舅“帮忙照顾”。这一年里舅舅也确实每天为孩子们买饭、打点。但一年下来,本就为自家生计来回奔波的舅舅愈发力不从心,早熟的陈建国便主动要求舅舅不用再来了,“我可以照顾弟弟。”就这样,陈建国学会持家的日子就从13岁开始了。
       后来,陈建荣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陈建国自己也要上初中。每当接近下课时,陈建国便急急忙忙地飞奔出校园,一口气跑到弟弟的小学去接他。“因为那时他说,哥哥你可不可以每天都做来接人的第一名啊。”就因为弟弟这一句话,陈建国无论刮风下雨都是小学门口等接人的第一个。
       放学回家,兄弟俩的生活差别很多。陈建荣可以跑出去玩,但陈建国必须在家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总之做全所谓父母要做的事情。日复一日,倒也习以为常。只是一到节假日便是兄弟俩最难熬的日子。
       一年中秋的晚上,当隔壁邻居家不断传来聚会时喧闹、玩笑、喝酒的声音,兄弟俩不到八点便关灯躺下睡了。陈建国清楚地记得自己半夜时被一阵哭声惊醒,原来是身旁的弟弟在哭。陈建国问为什么,陈建荣一边哭一边说:我想妈妈了。“这时我心头一酸,兄弟俩抱头痛哭。其实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妈妈要等过年才能回来,我们还要等很久很久。”
寒暑假结束时,“312”电厂的职工孩子聚集到这个大门口等车回上海。那时陈建荣的父亲总要给儿子捎上用山里土鸡蛋做成的茶叶蛋。
       那时,嵇德珍和丈夫每年只可以回来一次,兄弟俩也要等到寒暑假才能去山里看爸爸妈妈。大多时候,嵇德珍只能托回上海办公的同事来探望下孩子。有一次,同事告诉她小儿子的手骨折受伤了,但在家书中一直隐瞒了这个消息,嵇德珍为此伤心难过了好久。因为分离难忍,嵇德珍也曾几次尝试过把孩子接来山里读书,但总是坚持不到一个学期就又让孩子回上海了。
不过,嵇德珍的“忍痛”决定从结果上看或许是明智的,因为后来,大儿子陈建国在国营工厂谋得工作,小儿子陈建荣则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尽管这一切发生时,她和丈夫都没有陪在孩子身边。
“312”电厂的食堂旧址,那几个“讲究卫生遵守秩序”的大字保留到现在。
这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

       “时间长了,许多职工结婚了,有了子女,或者是工作稳定了,就把上海的子女接了过来,那么孩子总要读书吧。”曾经的“312”电厂工会主席李尊耀回忆,当时教育是大多职工的心头问题。“我们建过一个厂区小学,但是老师数量少,而且都不专业,就找上过学的职工来代班,没开多久就关了。”据他观察,职工们返沪的意愿因此逐步萌生。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负责人徐有威也告诉澎湃新闻,陈和丰家的历史故事虽然只是一个因支援三线建设而与孩子分居两地的上海普通工人家庭的故事,却也是当时很多家庭的缩影。从1965年到1988年,上海有81家企事业单位、近8万干部职工投入小三线建设。他表示上海政府有关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在全国算得上数一数二,“应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苦,但子女的教育问题却日益严重,尤其进入1980年代之后。”
       徐有威说,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军工产品订单开始大幅削减,这意味着军工厂性质的小三线厂开工不足,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与此同时,当初来到小三线的青年职工普遍结婚并生儿育女,集中出现了“学龄儿童潮”。
那时恢复高考,让原本觉得“不读书也能有工作”的职工更没底气了。1978年,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党委在给上海市委的报告中指出:“后方小三线现有中小学共48所,教职职工和学生共6000余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质量低劣,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教育机构不健全,业务领导渠道不通。后方教育事业,安徽省教育部门明确不予领导。对小三线职工子女就学、升学等问题不解决好,对稳定三线职工情绪十分不利。” 徐有威向澎湃新闻透露,那时上海小三线师资参差不齐,信息交流蔽塞是公认的事实,短时间内无法改善。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和生活。悲剧也在这些孩子及其家庭中蔓延开来。
尽管陈建国为了弟弟陈建荣的学业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文凭,但这两个孩子的境遇已属厂里十分“争气”的典例。徐有威说,因为无父母照顾,这群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更不幸的是,他们之中有男孩因犯罪进入监狱,亦有女童受邻居蹂躏,还有孩子因为无人看管失踪或病死。当消息传到皖南浙西大山中的工厂,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甚至罹患精神病。也因此,“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在后方广为流传。
       “尽管三线建设总体值得肯定,但不能否认,对于有的家庭,它确实是一种悲剧,或者说起码不是那么愉快的回忆。”徐有威说,任何大时代里都有小人物,也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凑成另外一个真实的时代。对于1965年到1988年上海“小三线”的历史,人们所知甚少,所以找不同当事人做口述历史的方式,是打开这段历史记忆的一把金钥匙。而随着时光逝去,小三线亲历者也日益凋零。也因此,徐有威认为抢救小三线建设史料的任务便非常重要。
       “现在的新中国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传统就是政治史,二十四史里又有几个小老百姓的故事?”从2009年开始研究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的徐有威感慨,只有关注身边那些小人物的故事,才能了解历史绝对不是想象中的非黑即白,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错综复杂的。
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分布图。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提供。
责任编辑:石剑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小三线 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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