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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老北京！你好，大东北：一个美国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游记

魏星

2015-02-13 10:51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再会，老北京》的作者迈克尔·麦尔出新书了。这回，他的聚焦点不再是变化和消失中的北京，而是更为广袤的东北——他把目光投向了大荒地村，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1995年，迈克尔•麦尔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等媒体发表。《东北游记》是他的第二本书，他的上一本书是《再会，老北京》。

或许麦尔自己的话更适合作为这篇采访的导言：我相信外来者确实可以写出最好的有关某个地方的文章。当我在东北做调查研究的时候，我太太经常取笑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不写我自己的家乡反而写她的家乡，但我的家乡和我之间实在太亲密了。你需要那种距离。冯骥才称之为“门槛”，他说当你写一个地方时，你需要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

迈克尔•麦尔在东北的雪地上

“大地冰封，无云的天空下是白雪覆盖的稻田，反射的光线如此强烈，让人不得不捂住眼睛。视野里一片平坦，没有生机。”

这是冬至日的下午3点22分，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走在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上，胡子上结满了冰。不过，目的地不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家乡，而是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这条路叫红旗路。

以这样富有画面感的开头，麦尔带来了他的新作——《东北游记》（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与他的上一本书《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不同，这一次，麦尔把目光投向中国东北的广袤农村。

大荒地村（麦尔把它翻译成Wasteland）是麦尔妻子的家乡，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北部，距离市区只有25公里，面积10平方公里，辖6个自然屯9个村民组，总人口3900人，共约920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和东北以及全国的大部分农村一样，以种植高质量的大米著称，生活平静。

但麦尔会告诉你，如今仅仅看看路边垃圾箱里的东西就能发现这里发生的剧变：昂贵的熊猫烟盒、空的茅台酒瓶子、传授炒股技巧的宣传单、房地产广告、建议何时买房的算命小册子、揭秘落马高官私生活的小报《奇闻轶事》……

事实上，大荒地村在中国非常知名，这里被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典型，这个明星村甚至在互联网上有自己完备的顶级域名http://www.dahuangdicun.com/。

在中国官方媒体连篇累牍的讲述中，故事从2000年开始：大荒地村的两兄弟刘延东和刘延峰成立了东福米业，一开始只是个小作坊，只加工本地大米。两年之后，兄弟俩租下了附近一个国有农场，开始种植绿色大米。2004年，又开始种植有机大米。2007年1月，大荒地村迎来了备受瞩目的时刻——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这里，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随后，大荒地村的变化开始加速：2010年，东福集团党支部和大荒地村党支部合并，成立了村级党委，刘延东当选党委书记。2011年初，东福集团对全村1300公顷耕地的绝大部分实行流转，流转费用定为每公顷13000元，同时把国家的各项种粮补贴2500元给农民。农民每年1月10日可以领到每公顷15500元钱。此外，还建设了31栋农民新居，吸纳了924户农民集中居住。

最近的荣耀是，大荒地村出现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面向全国农村发行的报纸——《农民日报》2014年11月28日的头版头条。这篇文章称：“大荒地通过‘村企合一’，深挖农业，建立了一种乡村与企业间互助互动的共融共生机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农民就地城镇化、农产品加工业及乡村服务业等的发展，在一个村庄的基础上浓缩‘四化同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农区推动‘四化同步’的微观样本。”

一个小小的东北村庄，有意无意之间，发展的方向与国家意志同步，因而卷进了一场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城镇化洪流的最前线。

夕阳下的大荒地村

但在麦尔的描述中，日子并非像以上的编年体一样简单枯燥，而是充满动人的细节和迷人的故事。为了身临其境，他在当地租了房子，还在第22中学志愿教英语，他记录了大荒地村的老兵、农民、干部、教师、银行家、企业家、梦想家、移民的故事——一个完整的社会横断面。

在他的笔下，并非所有人都对目前的城镇化满意，有人就拒绝”上楼“：放弃宅基地就意味着失去菜园和鸡圈，老年人也担心腿脚不便无法爬楼梯。还有，精明的农民们认为，放弃土地意味着打赌大米的价格在协议到期之前不会再上升，而事实上，米价就像房子一样，一直在涨。就像麦尔那位一直在看《农民打官司》这本书的三舅，他一直在说，什么都在涨。

对麦尔来说，大荒地村只是变化中的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他还会从大荒地村走出来，走向辽阔的东北。

在他看来，这块土地的历史依然近在咫尺：“你可以在以沙皇名义修建的铁路上旅行，可以不在古老的佛教寺院而是在洋葱头一样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里溜达，在两边都是日本松树和殖民地时期建筑的大道上散步，在溥仪的伪满洲国皇宫游览，在中国和朝鲜界河鸭绿江上的断桥处体会战争……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不一样，外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且，麦尔知道，对中国人来说，东北意味着拉长的元音，酸菜、土豆和猪肉饺子，坚强、谦逊、有点古怪的人——正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里唱的那样，这让麦尔想起了美国人对他的家乡明尼苏达人的一个形容词——“Minnesota Nice”（指明尼苏达州人民民风淳朴，待人友善。）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东北话和普通话相差不大，都鼓励麦尔走遍了东北的土地，为西方读者讲述了从几百年前开始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从满族的兴起到清军入关，从沙俄、日本的进入到伪满洲国，从苏联、解放到共产党中国……

如今，大荒地村的城镇雏形已经基本形成。村里的礼堂正在施工，规划中的满族风情街马上就要开工，东福集团的神农庄园温泉度假村每年已经能吸引50万人次的游客了。

不过，与此同时，麦尔的房子已经被拆了。

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

有关新书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想到在完成《再会，老北京》之后，再写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的书？

麦尔：我的准则是，当我想读一本书但这本书并不存在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时候写本书了。我想读有关北京发生的变化，哪些东西在北京已经消失了，因此我就写了《再会，老北京》。同样，我想读有关中国农村变化的书，因此我就搬到那里做研究，写了这本《东北游记》。我也想写写中国的一个地区（region），因为大部分有关中国的书和报道让中国看起来就像是很单一的，而事实上，中国和美国或者欧洲一样，无论在地理上、文化上还是历史上，都很多元。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择大荒地村作为这本书的发生地？

麦尔：最初这个地方的吸引力是因为那里是我太太的家乡，不过这种看法被证明是很短视的，因为写陌生人比写一个家族要容易太多！

澎湃新闻：你是怎样让自己迅速融入当地生活并且让当地人敞开心扉？

麦尔：就像在北京一样，我在当地的中学做志愿老师，还在村里租了间房。通常，我只是把自己弄得很显眼，整天四处晃荡，让人们适应我，开始跟我走近，讲述他们的故事。

澎湃新闻：在准备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麦尔：虽然对写书来说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年纪，但我很高兴我在北京做研究的时候只有30出头，这也是我居住在这个城市10年体验的最佳时候。但在38岁时搬到东北，在一个新的社区从头开始，这要困难得多。同样，在北京，我只要聚焦在一个城市一个街坊的一条胡同，而为了这本书，我必须要写整个地区。

澎湃新闻：这本书中，你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或者说你印象最深的人是谁？

麦尔：我的邻居们以及几公里半径内迥然不同的生活体验。外来者往往在观察一个村庄时认为每个人都很相似，因为他们穿得很像，而且做着差不多的工作。但大荒地村有老兵、农民、干部、教师、银行家、企业家、梦想家、移民——一个完整的社会横断面。

从历史上看，我对中国考古学之父梁思永印象最深，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发掘了昂昂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以西6公里五福火车站南端的沙丘上。1930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此发掘，以后多次发掘，从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用于渔猎的压制石器和骨器。——记者注）。他的考察笔记是我书中最好的发现之一。

澎湃新闻：中文版大约会什么时候出版？书名会有改动吗？你知道，“满洲”这个词在中国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占领东北的日子。

麦尔：这本书会在2015年底出版中文版，中文版的名字叫“东北游记”，灵感来自《西游记》（本书的扉页上还专门引用了《西游记》里的一句话：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记者注）。我也在书中解释了，“满洲”这个词与“满洲国”不同，事实上直到1950年代都在被广泛使用，甚至被中国共产党使用。

澎湃新闻：跟《再会，老北京》相比，你预计中国读者对这本新书会有怎样的反应？

麦尔：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们可能看不到的中国的一个角落。

有关中国农村

澎湃新闻：大荒地村过去是一个公社，现在变成了一个“公司”，类似的故事在全中国农村上演。商业或者说市场的力量怎样改变了中国？这是好是坏？

麦尔：有些人会说这是顺理成章的，尽管农民们可能未必这么认为，他们从解放开始就经历了土地改革的全过程，从土地的重新分配到公社再到家庭的田地。有些人担心这个转变是无法回头的，一旦土地被公司签约，农民家庭就再也拿不回了，永远地离开了土地。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解放了年青一代，他们可以上学，可以在村庄之外寻找职业机会。

澎湃新闻：城镇化现在是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你在书中也着重描述了这一点。同样，在中国有关城镇化也存在很多争论。做过那么多研究后，你对城镇化的看法是？

麦尔：在过去20多年里，从我最开始以和平队志愿者身份到达中国（在四川农村）之时开始，我目睹了中国农村自身提高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的大规模转型。但就像读者知道的那样，就收入差距，享受高质量教育、医疗以及不断改进的社会安全网的机会而言，城乡生活之间的鸿沟并未缩小。有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辩论看起来一直围绕在改变土地权利方面，农民可以对自己的土地有更多的控制，有更好的接触资本的机会。这些辩论正在政府的最高层面展开，我认为会是中国社会下一个大的变化，很像199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创立的房地产市场那样。

澎湃新闻：你在北京和东北写作和采访的时候，和农民打交道与市民打交道有什么区别？

麦尔：城里人很忙，一天里有很多联系和差事。农民则有更多时间，因为农业充满了你无法控制的情况。在北京，我不得不要竭力争取人们的时间，让他们坐下来然后聊天；在农村，我们其他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可以坐下来聊天的时间。而且我发现，农民对本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感兴趣，至少大荒地村的农民是这样。当一个北京居民无法回答一个有关北京的问题时，他会告诉你去参观一个博物馆或者买本书或者在网上找答案。但在农村，除了住在这儿的人，没有其他来源了。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中国农民的性格有哪些特点？

麦尔：我在美国的农村长大，发现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的性格很相似。他们很坚定，可以很谦虚地和你聊他们的工作，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还全神贯注于天气（本书的章节别出心裁地以农历的节气来划分，如第一章的名字叫“冬至”，最后一章的名字叫“大雪”——记者注）和害虫这样的话题。费孝通写道，中国的农民很“土”，他的这个描述很准。

澎湃新闻：跟美国相比，中国的农村文化和农民有何不同？

麦尔：我当律师的太太想要我给出的答案是：“正当法律程序”。美国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将其用作资本，可以种植他们想种的任何庄稼。中国和美国的农民都依靠政府的补贴、粮食保险、全球市场的趋势等——这些方面是相似的。但最终的分析是，最大的不同还是法律框架和美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的保护。

澎湃新闻：在当下的中国，很多农村并非田园诗般美好，而是逐渐破败，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包括道德层面。你在大荒地村体会到的有关中国村庄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

麦尔：大荒地村有点儿不太典型，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农业社区，还没有贫富之间的大分裂。然而，在那些已经将土地租给农业公司的人和希望继续保留他们的平房以及独立耕种自己田地的人之间，确实存在紧张关系。

澎湃新闻：你在四川的农村住过，也在东北的农村住过。东北有独特的方言、文化、娱乐、传统以及性格。你更喜欢哪里？为什么？

麦尔：四川，因为那里的食物；东北，因为那里的风貌、人民和历史。我环游世界，从来没有看到像东北自然区域那么美丽的风貌。

澎湃新闻：东北是一个历史很丰富的地区，尤其在过去500年。从满族的兴起，清朝的建立和结束，俄罗斯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和战争，末代皇帝溥仪建立的满洲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铁路与中国最早的工业化等等。在你看来，这些剧烈变动的历史对今天的东北有怎样的影响和塑造？

澎湃新闻：简而言之，东北人口的大多数是移民，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近期才抵达的。你会感觉到，相比另外一个有着5000年单一文化的历史和传统的中国，这是中国的一块更年轻的、更新的、多民族的、经过改头换面的地区。

澎湃新闻：你遇到的当地的农民，他们对待历史和传统的态度是怎样的？

麦尔：在大荒地村，我发现人们对我的研究以及我在搜寻人类遗迹时的发现很感兴趣，比如柳条边（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政权后，为保护其“龙兴之地”，防止满族汉化，在东北修筑了柳条边。在高、宽各三尺的土台基础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各株之间再用绳联结插条柳枝，形成约高五尺的柳条篱笆，即“插柳条结绳”，边墙外挖深、宽各八尺至一丈的沟渠作为护墙河，以禁止行人越过。柳条边墙也叫边墙、柳条边或柳边。至乾隆年间已基本废弃。——记者注），因为他们自己也没看到过。在书中，我提到了这个村庄的石碑上写着：“1956年，大荒地村成为一个村庄。”但在故事最后，一个更大的石头被树了起来，详细记载了乾隆到访的过程以及人们已经住在那儿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了。

澎湃新闻：你也在书中努力将读者带入这段复杂的历史，你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如何向外国读者解释清楚这些复杂的历史呢？要知道，即使是在中国，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柳条边了。

麦尔：我并非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我在书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当我在行进的时候，我一直在探索和学习这段历史，坦承自己短处的同时，我带着读者一起进入这段旅程，我还援引了大量的注解，引用了专家的著作，比如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

澎湃新闻：从1990年代开始，东北开始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特别是城市。中国中央政府也在努力推动一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东北在历史上曾经很辉煌，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铁路系统、最早的工业化和最好的基础设施。你对东北的未来乐观吗？

麦尔：我对东北的未来是乐观的，只要看看这个地方是怎样摆脱过去百年的混乱就明白了——这其中也包括19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关门。如果我在2000年写这本书，我会描写有关下岗的比较黯淡的故事。在书中，我回顾了参观沈阳工人村的经历，也描写了10年后故地重访的情景。变化很惊人，尽管只有时间可以判断这种变化在城市里是否是可持续的。

东北的农村相比之下比较富裕，这里有一些中国最富有的农民，他们的孩子的识字率全国最高。东北人具有非凡的韧性——就像“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那首歌唱的一样，他们的历史展示出他们可以征服一切障碍，从不毛之地拓荒到恶劣的气候，从外国的侵略和占领到经济改革。

澎湃新闻：东北人对待日本的态度是什么？

麦尔：人们的态度是“我们赢了”。日本的存在还是很明显的。9月18日——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东北的纪念日，防空警报都会响起。每个城市也都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醒参观者过去的占领是多么残暴，包括731部队遗址博物馆这样的细菌战实验室。装满化学武器的军需仓库一直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我参观的一个在吉林敦化附近。但那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已经被用作大众用途，游客们挤满了最初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公司修建的后来经过整修的连锁酒店，满洲国时代的“亚洲崛起”风格的各部委大楼如今被用作政府办公室、学校和医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东北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醒我们日本统治亚洲的野心，以及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

但日本人民也为日本的军事法西斯主义付出代价，东北也以独特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当苏联军队1945年8月进入满洲国时，日本军队抛弃了“日本开拓团”，而之前日本政府一直诱惑他们搬到东北。虽然他们只占东北地区150万日本人的17%，但却占了死亡人数的一半，和长崎的死亡人数相当。在东北的270000日本农民中，80000人在战争结束时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在书中，我参观了一个埋有这些人遗骨的一个公墓，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他们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牺牲品。这个公墓所在的小镇有很多这些日本人留下的孤儿，他们被中国家庭养大，那里的很多店招都是日文。

这个公墓是由周恩来批准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得以幸免，不过却在互联网时代和全国性的情绪中遭殃。最近，因为网络而聚集的活动分子从南方来到这里，污损了公墓里的一座新的纪念碑，当这个故事被到处传播后，当地政府推倒了石碑。

有关非虚构写作

澎湃新闻：你的下一本书可能是关于什么主题？还会是中国吗？

麦尔：我们最近搬到了新加坡，但目前对我来说，要写一本书的话还是感觉太新和太陌生。我正在写有关本杰明•富兰克林最后愿望和医嘱的世纪争议的故事，这一故事离奇但却真实。富兰克林偶然间被中国吸引，他曾经常在他的报纸头版印刷孔子的话，他最珍视的财产之一——他提及的两个愿望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巨大的中国锣。我还找到了托马斯•杰斐逊给他的仆人的一封信，要求一个跟富兰克林一样的锣。他嫉妒了。

澎湃新闻：有关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似乎越来越受欢迎。你、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等的作品都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拥有大批的读者。现在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的兴趣发生变化了吗？有什么新的趋势？

麦尔：事实上，我很惊讶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是那么少——我指的是大部头的、经过长时间研究写成的书。今年是我首次到中国20周年，这段时间(20年)只有寥寥数本关于中国的书，可供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细细品读。

澎湃新闻：你会避免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被卷入一种熟悉的生活吗？

麦尔：是的，我相信外来者确实可以写出最好的有关某个地方的文章。当我在东北做调查研究的时候，我太太经常取笑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不写我自己的家乡反而写她的家乡，但我的家乡和我之间实在太亲密了。你需要那种距离。冯骥才称之为“门槛”，他说当你写一个地方时，你需要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冯骥才曾说过：“评说一个地方，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在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用个现代词儿说，便是要有一个距离感。”——记者注）有一天我会写一本有关中国南方的大部头，那里的地理、人民、历史。我必须学广东话。终有一天，如果不是我，或许我儿子会写，因为他出生在香港，已经有一只脚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