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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悼念陈桥驿先生

辛德勇
2015-02-12 13:54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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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刚买一部书,名为《年华录》。从出生,到离世,一一排列各个年龄里的名人逸事。排到八九十岁以后,逸事殊少,多徒存乡里姓名而已。旧说以为人生七十古来稀,惟仁者寿,故已毋须旁及其他。这部书的作者,是陈桥驿先生的浙东乡前辈,有清一朝的博学鸿儒,宁波人全祖望。听到陈先生去世消息时,我正翻看这部书。先生享年九十二岁,随手一查,在这一年龄下,仅记有宋人文彦博以下六人,除了“明洪武间吴县林文友年九十二,太守魏观延为上客”这一条外,其余五人,都仅记在这一年龄过世。这样一对比,先生的离去,似乎不会令我太感惊诧。

        
陈桥驿

        2011年11月,浙江大学为先生举行九十华诞庆贺会议。作为门生,我前去祝寿,并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恭致贺词。庆寿典礼,场面宏大,连同接下来的寿宴,从早晨八九点到午后一点多,时间延续颇长。先生步履健捷,精神矍铄,自始至终。会前、席间,与新朋旧友,侃侃相谈。其间绍兴音调浓重的英语,亦连篇大段,随口而出;特别是登台答谢,思路清晰,章法严整,言辞精准,仅带一枚小卡片作提示,就一口气讲了几十分钟。整个庆寿活动期间,脑子和腿脚都看不出一丝老迈衰弱的迹象,吾辈后生小子无不叹服。前两个月在凤凰卫视上看“我的中国心”栏目对先生的专访,情形尚差相仿佛。转瞬间先生溘然长逝,这实在出乎意料。

        悼念学者的离世,多称述其学术成就。在这一方面,很多人会首先提到先生的《水经注》研究。研究《水经注》,耗费先生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成就斐然,但就先生所从事的学科——历史地理学来说,陈桥驿先生还有比这更大的建树。

        
2011年11月作者在陈桥驿先生九十寿庆会议上与先生交谈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是在承受传统沿革地理学余绪的基础上,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建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在创立这一学科的过程中,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三位先生堪称开山祖师,陈桥驿先生则是紧随其后,贡献最为卓著的学者。

        历史地理学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区别,关键在于引入地理学的观念和方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陈桥驿先生在《地理学报》上相继发表的《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和《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在总体上,把历史学的根底和地理学的手段,紧密融为一体;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把历史自然地理的要素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联结成为有机的统一体。文章眼光独到,论证精湛,至今仍有典范意义;特别是对于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地方性区域研究来说,更是无与伦比。先生这些研究,对创立和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贡献,与三位祖师差可比肩,而且随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弥久而弥光。

        做历史研究,很多人首先着力关注研究的理论、范式、方法、手段以及对问题的选取等等方法论问题,这固然重要,陈桥驿先生若是没有这样的思索,就不会取得上述历史性的成果。但若是束书不观,徒自聒噪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怎样做才够层次,则难免令人齿冷。历史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学术意义,观点是否值得后来人认真看待,其最根本的基底是对历史事实乃至古代社会生活常识的认知,是对史料的充分把握和深入辨析。细心关注先生上述研究成果的学者都会看到,先生为此投入了大量先期准备工作。在请教有关宁绍平原历史地理研究的问题时,先生告我,1983年出版的《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一书,就是当年他从事相关研究时为全面深入地掌握地方文献而做的基础工作。建摩天大厦,先要打下足够深的地基。在这一方面,先生亦堪为楷模。

        陈桥驿先生生长于绍兴,有着江南人共有的聪颖机敏,同时还有更多浙东人的刚毅倔强。对学术,既有超逸灵通的见识,又异乎寻常地自信执着。几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无论是精熟的英语,还是历史学知识、文献学知识、地理学知识,几乎每一门学科都是自学而来。1965年,先生刚刚四十出头,就在学术界奠立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往的经历表明,若无世事阻碍,自可写出更多垂范于学术史上的重头文章。

        在青年时期颇具传奇经历的先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活的这片山河上会出现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改革开放之后,先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年轻时起即开始研治的《水经注》上,硕果累累,并倡导建立起来一门新的学科——“郦学”,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推崇。我也是在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有幸听先生集中讲了近一个月的专题课程,才初开其蒙,对《水经注》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兴趣。但后来读先生有关《水经注》的论著,在敬重的同时,总感觉以先生的天资、眼光和学术素养(特别是对《水经注》研究的深厚积累)而论,在深度上,有那么一些令我略微遗憾和惋惜的地方(先生在世时,我就在一篇书评里委婉地表述过这一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此迷惑不解。后来,与先生闲聊,谈到学术界不端现象时,先生不止一次谈到,“文化大革命”让他意识到人生只是一场戏,没法太过认真。我这才领悟到,所谓时事易人,自有不得已者。

        我的博士论文是由先生主持答辩通过的,所以,与先生通信,我都是按照旧时习惯,以门生自称。其实先生对我的栽培呵护,有常人所未尝蒙受者,恩德之深,绝不止限于这一形式。按社会常理来说,先生升遐天界,我是不该在这个时候谈这些想法的。但我觉得时下长者往生,有些赞颂,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礼节,甚至颇有造神的意味。我不想这样。除了虚心学习,没有任何理由苛求于师长,但我们有责任要求自己更加严肃认真,更加努力。缅怀前辈,在表达衷心敬仰的同时,我还想比照他们的足迹,更好地走过自己有限的学术人生。(2015年2月12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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