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交恶，中国新道义外交向哪边？

        2015年伊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外交困。在西方制裁与油价低迷的双重打击之下，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中。如果困境不减，俄罗斯为外债所迫，很有可能在两年内耗尽目前所剩的37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致经济崩溃。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不断升级（尽管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从未停止）。一旦美国决定向乌政府军提供致命性武器，普京很可能会加大对乌克兰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于是在乌克兰东部，一场代理人战争蓄势待发。结局谁胜谁败，尚是未知之数，北约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则加大了这场冲突的危险系数。

        现在美俄已经进入所谓“新冷战”的说法多少有点夸张，因为双方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摆开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竞争的架势。但现在的美俄对抗虽然不是冷战，却有可能比冷战更危险。冷战时，美苏实力大致对等，且有核武器的制约，双方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妥协，古巴导弹危机即是明证。现在，美国既因冷战胜利而沾沾自喜，又把俄罗斯视为一个衰落中的国家，已经没有了冷战中的那种克制和妥协的意愿。普京既不承认俄罗斯的衰败，也要反击西方的挑衅，重振俄大国雄风，几乎没有妥协的可能。因此，现在的美俄关系虽然不是冷战，却比冷战更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对俄关系？去年底俄罗斯卢布狂跌的时候，媒体上出现了中国该不该救俄经济的声音。但实际上，在美俄对抗重启的背景下，对俄关系给中国外交提出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救助的策略问题，而是对中国的新道义外交的一种检验。

        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中国外交最大的变化是其道义性的显著提升。按照官方说法，现在中国外交要秉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平衡，甚至以义为先；同时，周边外交要奉行“亲、诚、惠、容”的方针，积极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很多学者欢迎这一道义性的革新。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甚至提出了中国外交“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同时力证中俄需要结成同盟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进博士提出中国“结伴外交”需要区分亲疏远近，而“亲、诚、惠、容”的原则需要在确定外交关系的亲疏的基础上实行。

        不管中俄是否需要结盟，中国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是无可置疑的。习近平主席就任后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俄罗斯，迄今为止习主席与普京已经在不同场合举行了十来次会晤，中俄关系被定位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不仅在经济、能源等领域合作紧密，在军事安全领域甚至要将双方联合军演从中国周边扩展到北约腹地地中海。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已经在对俄关系的“亲”层面作出了选择——中俄关系被认为是最“亲密”的对外关系。

        既然如此，如果中国外交的新道义性是一种本质性改变，而不仅仅是话语上的理论修饰，对俄外交就需要体现这种道义性，就需要实践“亲密”与“诚信”的原则，即便这样做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损害中国的“利”。但在当前的乌克兰局势下，这种对俄亲诚的道义外交却不简单，因为对俄罗斯的大力支持就是对美欧制裁与压力的间接抵制，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普京可以对抗美欧，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充满敌意。中国与美欧的关系却有本质不同，中国的目标是建立新型的合作性大国关系。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对俄道义外交，颇需中国权衡对俄关系与对美欧关系的利弊。

        实际上，中国政府怕是已经作出了这一权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吸纳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支持乌东部反政府武装，干涉了乌克兰的内政并侵害了乌国家主权。而虽然反对干涉国家主权与内政是中国外交一贯的原则，但外交部却没有以此批评俄罗斯。相反，和俄罗斯一样，中国认为乌克兰危机是西方“颜色革命”的结果，目的在于破坏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政治制度。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在上海亚信会议后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明确了这一共识：两国反对策划、支持、资助或鼓励更改他国宪法制度或吸收他国加入某一多边集团或联盟的行为。这明显指的是西方在乌克兰策动政变并欲将其纳入北约旗下的做法。

        此外，中俄两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更是数不胜数，但最能体现中国力挺俄罗斯的、也最能体现中国对俄外交的道义性的，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还给予俄罗斯以无声的支持。中国官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其实就是一种表态，此时的“无声”真是胜过“有声”了。

        这种对俄亲诚是建立在中俄广泛的共同利益之上的。首要的利益是两国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军事与意识形态上的全球扩张：中国需要反制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需要反击冷战结束以来无休止的北约东扩，同时两国都对西方通过“颜色革命”扩张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企图抱有强烈戒心。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一超独大”而为所欲为，因此都希望国际政治多极化。两国都认为现在通行的由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利益的代言品，因此希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见，中俄两国在世界观上拥有高度共识，并致力于反抗自由主义西方的战略与意识形态攻势。

        当然，两国的共同利益并不局限于此。从积极一面来看，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政策在欧亚大陆的实施需要俄罗斯的大力支持，而普京推行的欧亚经济联盟政策也可寻求中国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因此可以找到不少契合点。

        中国对俄罗斯亲诚的道义外交因此建立在强大的利益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乌克兰局势持续恶化，美俄甚至在乌克兰领土上兵戎相见，中国的道义外交应如何适应？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支持俄罗斯而反对美欧？从军事上看，一旦这场冲突升级到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军事对抗，在常规军事力量不如北约的情况下，俄罗斯被逼之下不排除会威胁使用核武器。中俄不是盟友关系，因此中国无需在军事安全上提供实质性支持。但因为俄罗斯是中国最亲密的外交伙伴，中国亲诚的道义外交要求给予俄罗斯以必要的支持，否则中国外交的战略诚信不免受到质疑。这是今年的中俄关系有可能成为中国新道义外交试金石的原因。当然，中国也可以作为局外人而不作为，但这就是对道义性的全面否定了——道义性要求中国外交在这类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有原则的政策。

        这一考验也给中国外交在指导原则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所谓“义利观”中的“义”具体所指为何？如果反对西方即为“义”，那么中国似乎需对俄罗斯提供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义”显然不是中国外交最高层次的“义”，因为中国也表示要与美欧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中俄目前共同反对西方的战略与意识形态攻势，其实是“利”而不是“义”。当然，支持亲密伙伴并救助其于危难之中可以称得上是“义”，但这一一般性原则却不见得具有普适性。如果这一伙伴本身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难道还要中国履行救助它的“义”吗？可见，中国的道义外交需要更加明确“义”之所指，并指出“义”与“利”的辩证性关系。

        在中俄关系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不是盲目的，还要看俄外交政策本身是否符合中国对义利关系的辩证性认识。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乌克兰局势与俄美关系的发展而制定对俄外交了。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特别是儒学），“义”作为一个重要的行为原则也具有极强的实际性——只有对某一事态进行具体分析后才能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才符合这一事态条件下的“义”。中国的义利观当能在对中俄关系及其他外交问题的处理中得到丰富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