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 | 打工春晚为何浮现：“新工人文化”的缺席

2015年2月13日，第四届“打工春晚”的视频上线了。这台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和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主办的“打工春晚”，其特殊之处在于，不仅它所针对的观众群体是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奋斗在最基层工作岗位上的打工者们，它的每一位演员、每一个节目的编导也都是打工者。用“北京工友之家”的话说，打工春晚是由广大打工者自己煮勺烹调、表达打工群体在这辛勤劳作的一年里的酸甜苦辣的劳动文化大餐。

“打工春晚”已经在全国打工者中树立起了其“品牌形象”。据晚会总导演许多介绍，这一次“打工春晚”演出的21个节目，是经过了在北京、深圳两地举办的3次海选挑选出的。原本他们通过网络发出消息时，本以为不会有太多打工者报名，结果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们报送了100余个节目。

“打工春晚”的主持人是崔永元，这名多年以来一直关心底层和公平正义问题的央视节目主持人，已经是第三次义务为打工春晚“打工”了。他的两位女性搭档，都曾经是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她们今年都是27岁，两人的生命轨迹大有不同，如今却殊途同归，一同站在了打工春晚的舞台上。

来自安徽的王福菊原本是中华女子学院社保专业的一名学生，大二时因对未来感到迷茫，休学后参与到北京打工之家的志愿者行列中，并从此将为工人服务当做自己此生的志业。为了了解工人的生活，她毕业后首先选择做了一年的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那是一段完全没有人际交往和业余生活的日子，离开时她说，如果这种像机器上一个零件一般的生活继续下去，恐怕自己会抑郁。

来自甘肃的丁丽是一名典型的深圳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她14岁即辍学，和姐姐一起来到南方打工。后来她成为了一名工人NGO的从业者，她之所以报名参加这次海选，是为了“证明女工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整个晚会的主持过程中，丁丽都表现的落落大方。但她的感情还是在整个打工春晚的高潮——打工者孩子们共同表演的诗朗诵《北京，我来了》时失控了，直到再次上台报幕，她依然哭的说不出话来。这是一首描述北京外地打工者的孩子们，那些“流动儿童”生存困境的诗歌。

与丁丽一同落泪的，还有台下许许多多的观众们。孩子的处境永远令人动容，多少年前，“希望工程”就是因为一双孩子的大眼睛，而使得这教育扶贫工程成为中国人记忆最深的公益项目。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在忍受艰难贫苦时最自然也是最有力的意义支撑。因此，户籍制度下打工者二代的权利保障问题，就成为了目前打工者群体最为明确的政策诉求之一。

让劳动文艺真正体现劳动者的关切，以劳动文艺为劳动者发声，这正是这台“打工春晚”的宗旨所在。“劳动不仅创造了财富，更能创造真情实感的美。”这句印在打工春晚节目单上的话，印证着打工春晚的组织者“北京工友之家”举办这场晚会的发心。在春节这样一个对于打工者来说最为重要的节日里，传统的央视春节晚会，如今却并不能提供给他们一个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位置了。“北京工友之家”的创办者之一孙恒认为。春节晚会上，真正反应中国发展建设的最广大主体——三亿打工者心声的节目很少，即使是那些有打工者形象的节目，打工者在其中也往往以被丑化、被娱乐和被关怀的形像出现。“工友之家”由此希望可以举办一场真正为打工者服务的春节娱乐节目，节目来自打工者，由打工者表演，真实、质朴地反应打工者的心声。

打工春晚的这一理念，立足于“北京工友之家”十几年来在打工者文化方面的实践工作。对于这群在北京南郊的皮村中，常年孜孜于打工者群体文化建设的人们来说，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打工者文化应有的健康真实面貌，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倡导“新工人文化”。

打工春晚为何浮现？新工人的诞生与“新工人文化”的缺席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国农民工，这个词包涵了他们的两种身份：户籍上是农民，做着工人的工作，也正是因此，这个词似乎同时暗含着对两种艰苦体力劳动的歧视意味。北京工友之家的创办者孙恒说，我们很不喜欢使用“农民工”这个词，我们提倡使用“新工人”——我们在户籍身份上虽然是农村户口，可是我们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已经进城打工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劳务报酬，是工人了。2009年，为了称谓的使用问题，孙恒甚至在打工工人艺术节上跟人打了一架。

新工人之“新”的含义在于区分于国有企业的那些“老工人”。因为老工人有一整套社会保障机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相对于农民群体的优势群体。因为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但对于新工人群体来说，他们到底会具有何种社会保障机制和发展渠道，又由此会具有何种身份和文化认同，依然是一件正在形成之中的事情。

黄宗智在其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工人”与“农民”范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今日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同时，他们的生活状况远低于中国中产阶级。根据黄宗智的统计，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

说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完全被主流文化所忽视，也并不尽然。这个群体的漂泊与艰辛，也每每被同样为现代化进程所驱赶的都市主流人群，作为某种“长安居、大不易”的文化符号来消费。然而这也无非是一次次地在强化这个群体作为弱势者的刻板印象，新工人群体自身的关切、困境与精神世界很难直接被表述，而打工者内部是否存在这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就更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切。这些文化上的困境使得新工人群体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底层：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他们精神处境正由于这种丧失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文化状况而处于进一步的恶化。

今日“北京工友之家”的文化工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而展开的。其最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倡导一种新工人文化。学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新工人文化的特性：第一，此一文化体现了新工人的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它表现的是新工人的生活，代表的是新工人的视角。第二，新工人文化代表了一种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观：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这一价值观在表现在：从收入来讲，工人应该获得公平合理的工资；从劳动关系来讲，工人的劳动力不能被简单等同于一种成本，人不是商品，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劳动力；从思想和道德层面上来讲，反对资本文化和资本霸权，反对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第三，新工人文化希望肩负起鼓舞广大工友，让他们面对现实的功能。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如果不敢于真实面对自己的现实，那么就没有希望。当代新工人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如果他们因为这一现状无法被改变而感到深深的无力感，那么他们就会选择逃避。当代打工者文化中的涣散一面，往往就来自于这种逃避：比如游戏、肥皂剧、以及作为一种青少年形式反叛的“杀马特”。

对于人数众多、内部多元的“新工人”群体，如何可能从中产生出一种符合其共同经验，又同时富有艺术感染力和号召能力的作品？而新工人文化又因其强烈的主体性，定然是拒绝被主流渠道“收编”的，那么它又如何建立传播途径，焕发星火燎原的生命力？这些问题，或许要以孙恒、许多、王德志这些“北京工友之家”的故事，来做出回答。与今日许多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通过选秀舞台证明自己不同，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条实现人生意义的道路。

文艺青年如何走到工人之中去：两个摇滚青年的工运历程

“北京工友之家”的创办人之一孙恒毕业于安阳师范学院艺术教育专业。读书时的他热爱音乐，假期中把自己锁屋子里，天天练琴、写歌。出去就是搞乐队、排练、喝酒。他像一切试图通过音乐找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年轻人意义，想要反抗和反叛，但又不知道该反抗什么，只是认为通过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

孙恒的第一份职业是中学教师，离开了乐队的他一度非常痛苦、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可以上班过所谓正常的生活，我却不行？23岁那年，孙恒辞职离乡，开始在北京做一名流浪歌手。在这个过程中，孙恒接触到了各行各业大量底层劳动者，这段经历成为底层劳动者经验进入他创作的开始。

孙恒曾经在一个工地上待了三天，每天傍晚等到工人们下班后，孙恒就乘着他们吃饭的功夫，和他们唱歌聊天。彪哥是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建筑工人，孙恒唱了两天，他都一言不发，到了第三天，彪哥开始跟孙恒讲起心里话。“他当时就把一双手伸到我面前，他说你看：我只有这双空空的手，但是我要靠这双手养活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我的爸爸妈妈。他说在建筑工地干活儿非常累，每天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十七八个小时。他说累的时候就喝酒，喝完酒就想家，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我们用我们的双手血汗，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大街桥梁，而城市里很多人还瞧不起我们，说我们脏乱差、素质低。他也相信每天只要拼命地干、努力地干，日子就会改变，可是一年到头来剩下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彪哥的这些心里话，后来就变成了我的歌词。”孙恒说。

后来孙恒在北京开始接触到刘湘波等在北京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开始接触到处理相关议题的NGO。在一次NGO所组织的慰问工友的活动中，孙恒为工友们演唱。“环境很糟糕，但大家特别开心”，此后孙恒就萌生了自己建立一个打工青年演出队的想法，专门为工人们歌唱。在2002年5月1号劳动节，孙恒和几名有文艺特长的工友一同搞了一个小型演出，宣告演出队成立。此后，这支工人演出队就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去工地、工厂、社区做义务演出，每一场演出都会有一些新的成员加入。

“工友之家”的另一位文艺骨干许多是浙江海宁人，从高中开始，他厌学、喜爱泡录像厅。有一天他就突然决定去当个电影导演，“因为感觉自己有很多话要表达，而画面感是一种出口。”那一年导演系没招生，许多想，做艺术得了解生活，就出门打工，做了一年半的协警。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接触到摇滚乐，又觉得在自我表达上，摇滚乐比电影好操作，成本低。加之高考再一次失败，许多就来到北京MIDI音乐学校学习摇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居住在霍营的地下摇滚乐爱好者。在北京地铁卖唱期间，许多认识了孙恒，而跟随孙恒去工地唱歌的一次经历，也成为了他的人生转折点。

在接受吕途的访谈时，许多这样形容这个过程：“在简陋的工棚中，拥挤着铁制上下床，屋顶吊着洗好的衣裤，工友们还穿着干活的脏衣服。送完物品，孙恒拿过吉他为工友唱了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唱的是小吴的亲身经历。我拿着DV，用镜头扫过工友的脸庞，发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孙恒，投射着真诚与质朴，这些目光完全不同于在地铁里演唱时路人的目光。那一瞬间，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只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那是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

后来许多常常谈起他在摇滚创作上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在霍营居住期间，同村也居住着很多打工者，那会儿许多觉得自己是个摇滚青年、是艺术家，和村里的其他打工者还挺不一样的。但回顾当时的创作，许多觉得他在摇滚中所表达的愤怒，更多是自己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社会之前的想象，作品在表达上是感性化的宣泄。

许多说，从自我的状态出来，到开始关注工友生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去工地看工友们的生活，在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慢慢的，自我身份认同从一个摇滚青年转变到自己就是一个打工青年，就是一个劳动者，所以说身份认同的确很重要。”许多说，“此后我的表达就有了立场，对问题看的更清楚，呐喊就更有力量。”在转变创作观念后，许多写的第一首歌叫《打工号子》，以摇滚的方式，呐喊出打工者所遭遇的社会歧视与不公的抗议。

如今工人艺术团的创作方式，其素材常常来自工友写的信与诗。许多说，摇滚现在对于我来说是我表达内容的形式上也更自信了，我觉得现在自己对世界看的更清楚，比只表达自己的那个时候还更摇滚些。

作为本届打工春晚的执行导演，许多在本次打工春晚上引入了大量摇滚元素。他还请到midi音乐学校创办人张帆，请他在晚会上表达了摇滚和工人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从2004年出版出版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起，新工人艺术团已经出版了八张专辑、累计演出超过500场次，直接看过现场演出的有超过20万观众。举办了四次全国规模的工人文化艺术节和打工春晚。实际上，以新工人艺术团为中心建立的劳工NGO“北京工友之家”是一个综合的打工社区营造项目，他们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租下一个废弃的工艺美术厂，自己办起了打工者小学、社区学习中心、二手商店等。新工人文化的核心在于社区文化的建设，通过新的文艺塑造出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新的氛围，甚至是一种新的价值认同。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们相信，他们的歌曲背后传递的是一群人共同的情感和体会，这种共同的情感体会慢慢地会形成共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