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九旬美军翻译官:大四从军,追着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

陈元瑞 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林夏 实习生张健 整理

2015-04-02 08: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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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今年95岁高龄的陈元瑞先生1920年生人,家住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1944年,即将大学毕业之际,他突然被征调成为一名中缅印战区(CBI)的美军翻译官,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抱着“抢救性”报道的初衷登门拜访,请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虽然已近期颐之年,但老先生口齿清晰,且不时冒出一两句英文,向记者解释美军机构缩写字母代表的涵义。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老人的女儿告诉记者,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束菊花,插在窗台的花瓶中,默默地悼念当年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
       历史不容遗忘,向老兵致敬!
95岁高龄的陈元瑞先生        
父亲拒当汉奸,刚上大学被迫离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还在军训,8月初有消息说日本人要打来,军训就结束了,那时我才上高一。“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烧掉了不少房子,难民都逃进租界。我和家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逃到了法租界,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很近。那时候,日军攻来攻去,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中国坚持了三个月,惨啊。国军的77、78师、教导团都在这个地方打。我们住在租界里,白天空中有中国飞机和日本打,晚上还有高射炮,空袭来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
       我们家在上海,父亲是海军上校,因为战争,他的工资降到了一百五十块。1937年底上海全部沦陷了,敌伪让我父亲出来工作,给汽车、洋房,工资还加一倍,但我父亲知道这个不能做,要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生活很艰苦,生病了也没办法看病。到了1940年6月,父亲就去世了。说起来也很巧,我当时考取了还属于国立的交通大学,不需要学费,还有补贴,所以我就念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交大校区被日本人占领了,只能借着震旦大学的教室上课。念了一年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租界,交大当时因为要被敌伪政府接收,所以我就在1942年的小年夜离开上海,去了内地。
       我和同学穿过封锁线,经过象山港,在临海登陆。经过七天,我们才到金华,当时杭州已经沦陷,而金华还没有。在金华交大校友的资助下,我们又经过赣州、曲江、衡阳、桂林,最后来到贵州的平越(现在叫福泉)。我在迁到平越的唐山交大借读了一年,一年后,上海交大的老师、系主任都到了重庆,交大在重庆九龙坡复课,我在那里上了四年级,这是在1943年。
征调大学生担任美军翻译官
       等到1944年元旦过后,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征调了所有四年级学生,被征调的学生就在重庆的五所大学里受训。这五所大学是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大、重庆大学、西南联大。
       训练结束后,有的分配到了后勤部,有的到了航委会,有的做了美军翻译。我当翻译的时间,是从1944年2月一直到1945年10月中旬结束。
       我最初是隶属于美军中缅印战区的云南部队,在汽车运输处(MTS)工作。这个司令部在下关,是配合远征军的第五辎重兵团。我们这个地方有修理厂,我最初就是管理汽油,也修过车。第五辎重兵的车子从前线到昆明再到陆良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比昆明飞机场还大,我们有一个流动修车队,就跟着队伍修车子。等到1944年底打通了怒江、腾冲,还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国远征军本来是由史迪威将军负责,后来改由魏德迈将军负责。
       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物资全靠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过来,汽油、粮食、军火都是美军支援的。以前我们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现在我们有美军第14航空队负责运东西过来,局势就转变了。
       当时印度、缅甸那边的远征军向东打,我们向西打,渡怒江,过芒市、腾冲,这样子打过去。我们汽车兵团主要是运东西支援前线,并且还要负责在运输线上修理汽车,这样来回跑,最后我们打通了、胜利了。腾冲、芒市这些日军占领的地方是很难打的!
中缅印战区示意图
在昆明美军炮校的后勤工作
       因为滇缅公路打通是在1944年12月,下关司令部在这时就结束了。我不晓得他们有些人分去了哪里,我们有二三十人调到了昆明。
       1945年初我被调到昆明的炮兵训练中心(FATC)进行训练,美军有两个学校在昆明,一个是步兵学校(ITC),另一个就是我所在的炮兵学校,我只知道美军的校长是个上校。炮校的组织蛮多的,有教射击打炮的,有电信,还有骡马组。各个部队都要派军官和士兵来这里训练,青年军里面也有人在这里训练。我们主要还是训练这些军官,然后再让这些军官去训练下面的士兵,其中没有海军、空军,只有陆军。
       我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翻译,翻译官里面分为一、二、三级,我属于第三级,第一级是最好的。后来复员的时候,我先要到美军司令部办手续,再去昆明外事局办手续,拿到外事局的复员证明,就是三级翻译。后来回到重庆,我凭这个复员证明拿到了毕业证。
       我们做翻译不拿美军的钱,中国外事局给我们很低的待遇,吃穿都是美国人供应的,同美国人在一起。他们上前线我们也跟着上前线,他们去后方我们也跟着去。我主要负责汽车供应方面的翻译,美国人运来汽油、军服。
       当时的日军都打到贵州了,半壁江山已经沦陷。老实讲,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打不了胜仗的。那时日本的飞机进来,要被美国飞机打掉的,后来我到衡阳的时候,空军都是美军飞机了。美军在太平洋打日本人,也牺牲了不少。日本联合德国、意大利,等到德国吃败仗了,日本人还能够坚持打。日本人实在是坏,特别凶狠,又抢良田又杀人。
       那时候美军军官有二三十来位,顶高的是上校,也还有普通兵,另外一些兵负责给部队做饭。后来我们三个交大、四个联大的同学修理车子,我们把车子全部拆掉后再重新装起来,主要是上士教我们,我跟的就是一个上士,他们都很有文化。
       这个炮兵学校里有很多组,我们汽车修理组是最大的,因为当时中国的75大炮都是用骡、马来拉,后来用105大炮必须要汽车拖,所以需要汽车组。炮兵学校的翻译有一百多人,我们修理组就有七个人,还有驾驶员,他们来自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英语也很好。
       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儿子翁心钧当时就同我在一起工作。在修理组主要是联大和我们交大的,同住在一个帐篷。还有一位从印度尼西亚来的,也是联大同学,叫钱林宝。这样和我同住在一个军用帐篷里就的就有四个人,钱林宝、翁心钧、杨大雄,还有一个姓官的同学,他们四个都是联大的,加上我一共五个人。
       抗战的时候只征调了我们这一届,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就又招了一批青年军,各行各业的知识青年都有,有一部分做翻译,有一部分做正式的海军、陆军。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胜利,结果1945年美国两颗原子弹投下去,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假定没有原子弹的话,战争恐怕起码还要持续两年。       
复员后的颠沛生活:政治运动中的“交代”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吃了原子弹之后就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好开心啊!当时炮校给我几张证明,一张是给我们这些译员的感谢信,一张是炮校的感谢信,还有一张是我们汽车组的感谢信,对我们的评价很高。于是10月份我就开开心心地回到重庆,拿到毕业证书后就开始工作了,最初是在公路总局运输处。
       1946年1月我到南京,我大学学的是运输管理专业,主要是铁路运输。我有好多同学被派去做航运、铁路运输,但我改行去做公路运输了。1947年救济总署公路运输总队调我去做组长,管理汽车。这一年我订了婚,我的爱人在上海,又因为我的系主任做了上海运输管理委员会处长,我就追随他,调回了上海。回到上海后,一开始也是被派去做铁道管理,后来在运输处管理委员会做运输管理工作。
       再后来,我又调到中央银行外汇部工作。1949年4月28日上海解放,人民银行5月6日开业,我5日调到人民银行工作。1950年我升为副科长。那个时候我过得很顺,“三反五反”也顺利度过了,没出什么问题。但到了1952年,领导忽然提出来,我做翻译官时期的问题要交代一下,我就写了报告。
       1954年,总行在苏州成立一所银行学校,我就被调到苏州去了。我本来在上海第一营业部工作,当时上海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在第一营业部开户,它是实力非常雄厚的分行。那时候实行现金管理、信贷管理,所有企业的流动资金都是由银行来管理的,我就调到那个学校教短期信贷,做信贷教研室所谓学科委员会的工作。
       结果调到这个学校教了一年多,“镇反”、“肃反”运动开始,领导要我讲做翻译官的事情,我说我在抗日时期做翻译官,在汽车运输部队,没有做其他事情。大概经过半年多,好像没有事情了,就派我到北京总行编写教材,又在那儿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到了“反右”的时候我才回来,“反右”我倒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大概他们也调查了,知道我的情况,就比较顺利地过去了。1958年底,这个学校撤消了,我就调到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去教书,一方面做教务工作,一方面改行教英语。后来工业专科学校又被撤销了,1962年我就被派到苏州第七中学教英语,做英语教研组组长。
       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最初的时候还好,但1967年底我就进了牛棚,在牛棚又是挨批斗又是劳动,主要是因为我当过翻译官。他们调查了一年半,结果没有事情,到了1969年10月,我从牛棚被解放出来,可以做个普通老师了。但12月8日又下乡,我又到苏北沭阳临海公社去了,我一个人在草棚里面过活,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我又到沭阳中学教英语,当时我还不能回苏州。
       到了1979年5月我才调到苏州,进了现在的苏州职业大学,恢复工作,做教研室主任,不久之后工资还升了一级。1985年我六十五岁才退休,当时还留用,因为我教英语,在进出口贸易、财经方面还可以教学生,直到1996年我才停职不去上课了。后来我的爱人生病,1999年她过世了,我就一个人住在上海女儿的家里。
陈元瑞老人在家中
为交大同学杨大雄立碑
       现在我的情况很好,感谢天地,所以我很知足。我现在看书看报都看不清了,耳朵也不行了,身体毛病很多。但我以前估计到会有这一天,所以就背了很多古书、古诗,抄下来,把它们记在脑子里。
       谈到对国家的贡献,当然是我在抗日战争那段时期,自觉还是对得起父母、祖国的。假定我当时没有到内地去,那就有可能当汉奸,那是很丢脸的,还会影响到子孙后代。
       想当年我们大学管理系全班十三个同学英语都去做了翻译官,战争结束后,有八九个同学留在了国内,有四个同学去了外国。其中一个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一个在加州某个城市的超市里当总经理,一个在台湾做铁路局的局长还是副局长,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同学叫徐虎,也是局长。当然这些同学都已经过世了。其余在国内的同学境况就难讲了。
       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同学,不是我们管理系的,1945年解放前向东打的时候在战争中牺牲了,他叫杨大雄。交大在抗战胜利后给这位同学立了一块碑,在学校图书馆旁边,但解放后他的碑却被弄掉了,在同样的地方另外立了一块碑给地下党。但我觉得给牺牲的地下党员立碑可以,但是何必把杨大雄的碑掘掉呢?这件事情,我们心里是有个疙瘩的。
       一直到2004年,我们毕业六十年,才在另外的地方又给杨大雄立了一块碑。这个事情我们心里都是郁闷的。人生如浮云啊!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抗战,远征军,翻译官,沦陷区,昆明,镇反,肃反,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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